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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磊:长江文化视域下江南实学精神的历史演进

更新时间:2022-07-17 10:00:54
作者: 朱光磊  

  

   在中国传统中,文化最初来自《周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之道是天文,而人对于天地之道的觉察省悟就是人文。既考虑到天文,又开展出人文,以之来创造世界、更新生活,就是文化。可以说,文化的含义,本身就与天时地利以及人类实践密不可分。

   长江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地利之一。从南北看,长江是天堑;从东西看,长江是通途。这一特征,最初仅仅区分了地理上的南北,此后又导致了政治上的南北和经济上的南北。地理、政治、经济的南方印象的叠加,奠基了江南文化的基础,孕育了江南地区绚丽多姿的文化生命,也熏陶了后出转精的实学思想。这种实学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江南文化的塑形与成形

   肇自先秦,直至两宋,是江南文化的塑形期。在此期间,发生了三次主动、三次被动的文化传播事件,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三次主动的文化传播事件是中原文化的三次南传。第一次是泰伯奔吴,当时江南地区仍处在断发文身的蛮荒状态,泰伯带来了先进的周文化,弦歌教化,开启民智。第二次是孔子弟子言偃南游。言偃号称南方夫子,带来了儒家的礼乐文化。第三次是北宋二程夫子高足杨时的南归。程颢称之为“吾道南矣”。杨时在无锡创建了东林书院,一传罗从彦,二传李侗,三传朱熹。朱熹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有“春秋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之说。南方朱子学的形成,代表华夏的文化中心地区已经由北方移向南方。与此相应,三次被动的文化传播事件是三次衣冠南渡。第一次是永嘉之乱以后,司马睿渡江,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第二次是安史之乱以后直到李昪渡江,在江南建立南唐政权;第三次是靖康之难以后,赵构渡江,在江南建立南宋政权。虽然三次衣冠南渡,都出于北方政治动荡而南下避乱,但在客观上却滋养和提升了南方文化。

   自明代开始,江南文化进入了成形期。“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以及京杭大运河南粮北运的络绎不绝,揭示了江南经济地位的重要性。而明清两代,由南方科举选士人数大大超过北方,也可窥见江南人文之盛况。自明清以来,北方的政治中心地位,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已经初具规模,而经过京杭大运河,南方经济与人才对于北方的反哺,也开始成为南北交流的常态。随着南方文化进入成形期,其主体性地位也日益彰显。无论是东林书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家国情怀,还是武昌起义、南昌起义在近代史上推动革命的里程碑事件,都孕育于江南文化的精神沃土之中。可以说,成形后的江南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

   江南文化精神的演变逻辑

   江南文化的塑形与成形是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质则是以长江为界的南北文化的互动过程。正是这种互动,导致江南文化精神的三次内在转变。

   由先秦之质朴而至六朝之绮靡,可谓一变。江南文化最初登上华夏历史舞台时,呈现出一幅蛮荒粗野的图景。无论是干将莫邪的历史传说,还是伍子胥吴戈灭楚的复仇故事,无不体现出彪悍强干的质朴气息。而在这种原始生命的质朴中,也蕴含着对宇宙人生无穷的思考,这种思考超脱而空灵,形成《楚辞》以及颇具楚地文化特色的道家思想。当中原的儒家文化南渡长江以后,与江南本土文化融合,原本彪悍强干的质朴气息被逐渐驯化。降至六朝时期,原来“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的热血气概一扫而空,江南文化的生命气息由质朴无华变为文饰点缀,产生了绮靡浓艳的文风。同时,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融合,孕育出了魏晋玄学。这股玄风倡导用超然的态度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讨论了如何身在伦常名教的规训中而心却获得无尽的逍遥自在。

   由隋唐之玄虚而至宋明之刚健,可谓二变。在玄学兴起后不久,又适值佛教东传。原本出世的宗教增添了江南文化的形上之思,而江南文化也对佛教文化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开创了南宗禅风。如果说佛、道的兴盛,多半承继了远古江南地区的空灵之思而对现实人生缺乏积极建设,那么当这种学风与切近实用的南下儒学相结合时,则产生了对于宇宙人生持有积极态度的宋明理学。宋代理学由洛学、关学发展为闽学,学术中心从北方转向南方。而明代理学更是以南方的心学为精要,陈白沙、王阳明、刘蕺山等儒学大师,无一不是出自南方。

   由晚明之空谈而至清初之实干,可谓三变。清军南下,江南士子拼死抵抗。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反思空谈心性之流弊,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南方大儒,他们猛烈批评了仅仅止于分析道德概念与证悟个人境界的空谈之风,积极主张经世致用的践行之学。至此,南方学风由空谈转向实干,由片面追求形上之思转变为形上形下一体而健全的开展。

   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地理便利与文化传承

   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既得益于长江的交通便利,又得益于江南文化中的实学精神。在地理上,长江横贯东西,沟通了洞庭湖、鄱阳湖、巢湖、洪泽湖、太湖等几大湖泊,串联了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等几大支流,联结了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地区。长江三角洲湖泊密布、平原广阔,方便了农业灌溉、贸易运输。经由长江往北,可由京杭大运河进行南北贸易,往东又可出海进行中外贸易。这些地理优势,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在文化上,南方的知识分子首先突破“重农抑商”的思想束缚,北宋天台县令郑至道提出“四民皆本”、明代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而顾炎武、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的摇旗呐喊更是确立了工商业在儒家实学中的地位。孕育于江南文化中的实学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饱读儒家诗书的仁人志士投身于实业救国的大潮中。在中国近代史上,江南地区诞生了张謇、盛宣怀、唐文治、荣氏家族等一大批民族实业家群体,他们秉持着儒家传统中经世济民、开物成务的精神,投身于铁路、矿业、工业、纺织业、银行业、教育业等民生领域,促进了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直至当代,江南实学精神的历史演进还在持续与提升之中,这种精神促成了众多城市的改革实践与经济腾飞,开创了以“苏南模式”“江苏经验”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而在新时期,江南实学精神必然与新时代新实践相结合,创造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朱光磊(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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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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