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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司法档案研究中材料与史实的区分

更新时间:2022-07-15 16:49:39
作者: 谢超  

   内容提要:司法档案材料并不等于法律史实,它是法律史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叙事的视角看,司法档案材料叙事上有真实的一面,也不缺少虚构或制造情节。寻找档案中的法律史实,除阅读档案里的白字黑字外,还应扩充档案内外材料。从本意的视角看,应给予档案平等地位,让档案开口说话,通过材料本意发现法律史实。从深描的视角看,档案材料是文字媒介转录当事人叙事。阅读司法档案材料,是转录文字的再理解。以深描区分司法档案中材料与史实,除了追踪因文字转录而遗漏信息外,亦应尽量克服想当然的主观构建,通过微观镜头观察当事人对话的细微情节,以发现鲜活的法律史实。

  

   关 键 词:司法档案  材料与史实  龙泉司法档案  南部县档案

  

  

  

   一 引言

  

   阅读过龙泉司法档案的学者,会看到各类状纸、传票、笔录、判词,及各级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间往来公函,甚至还有分关书等原始材料。同样,南部县档案保有各类诉状、差票、禀状、堂谕、具结书等材料,也让研究者印象深刻。这些档案材料记录地方诉讼的历史细节,且案件数动辄数万件乃至数十万件。从史料的价值讲,原始材料优于普通再传文献;就村、镇、县层次的法律史讨论,地方档案的运用更弥足珍贵。这些地方档案材料,对于法律制度在地方实践中发生变化,又如何受到地方的限制而作出相应的调试等问题研究,既是十分必要的条件,也是极为难得的资源。由此可知,地方司法档案材料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司法档案材料本身一般都是当时的真实文字,但是这些真实文字记录的内容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事实。①就法制史研究而言,基于不真实的历史事实,运用演绎、归纳等推理方法,得出结论是不可信的。关于司法档案材料,除了理解材料文字,研究者还必须对真正的历史事实(法律史实)作出判断。历史学者向来注重文献材料的辨伪,傅斯年曾言“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民间的记载时而失之诬”。②具体到司法档案材料,诉状中讲故事、虚构事实和请求案件受理之间的联系随处可见。案件事实的再现,通过诉讼原被告表述、承案文书的记录。案件的相关参与人在寻求正义、法律责任和司法程序方面存在差异,再现案件常会出现巨大的分歧。这些诉状、辩状、笔录等都可能并非史实。司法档案中有人为虚构材料,也有事、实混淆记载材料。因此,在肯定司法档案材料价值的前提下,应注意其法律史实的真伪辨别。

  

   准确的史实是“揭示历史真相”的前提条件。“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③同一起事件、同一位人物、同一个时期,不同的人因为观念和理解不同,形成面相多样的材料。学者寻找历史真相,除了收集翔实材料或构件,“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相,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④

  

   简言之,司法档案材料本身并不等于法律史实,它是法律史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 从叙事的视角看

  

   从叙事视角看,司法档案大抵属于叙事材料。叙事真假的分辨,属于对材料求其是。就近代法史研究,发现法史真相,尽量寻找一手材料支撑。研究者仔细阅读一手叙事材料,会发现档案材料里隐藏了不少秘密。

  

   例如,民国时期的龙泉司法档案,储藏着丰富的法律文书。这些纸面材料是否真隐藏秘密,为了便于读者比较,我们先看两份龙泉司法档案法律文书。

  

   第一份辩词:

  

   盖由劣徒季肇歧好赌好讼,案叠如鳞,又且屡屡唆人争讼,扰害地方,钊则恶而止之,遂至怀恨捏诬,远寄手书于寓在兰溪之项应铨,重付以资斧,嘱其上控。应铨为肇歧之堂妹夫,为徇私徇利,遂由兰赴省禀控……⑤

  

   第二份供词:

  

   因氏夫正义后娶一小老婆,看氏不起,常常打氏。氏经控前县主断氏夫给氏每月九斗米、一块钱,后氏夫又骗氏回家。在氏总想夫有回心,不听妾言,氏当回去。回去后,又仍虐待打氏,苦打,氏曾又逃往娘家。氏夫前是开设店业,因其好赌亏空。现家境不甚寒苦,亦有得吃,氏愿意跟从回去,不作别想。倘回去又要虐打,承当不去。求恩断。⑥

  

   通观这两份文书,其篇幅较简短、字数有限,但案件的经过都有所记载。第一份辩词,被告辩称,项应铨赴省控告,为徇私诬告。在龙泉,被告曾阻止季肇歧兴讼扰害地方。因为怀恨,季肇歧嘱咐堂妹夫项应铨赴省控告自己。辩词叙事是针对原告控告,被告反以徇私诬告攻讦对方,为自身脱罪的诉讼现象。第二份供词,原告控求断离婚姻。常遭受其夫虐待殴打,痛苦不堪,原告希望法断离婚。其理由有四:丈夫娶妾后,看不起她且殴打她;丈夫常听妾言,虐待或殴打妻子;前县主断离后,曾复合仍遭受虐打;丈夫仍有财力供养自己,但回去后可能继续被虐打,不得已控求断离。这份供词叙述被丈夫不断虐打的妻子,不得已求断离。供词叙事是当时妇女控求断离的诉讼活动。

  

   在材料叙事了解的前提下,也应注意叙事使用的措辞或修辞。第一份辩词讲述季肇歧徇私诬告。辩词描述他使用“好赌”“好讼”,借助“案叠如鳞”修饰其好讼。值得指出的是,赌与讼相互关联,显然是指季肇歧常通过讼谋取钱财。文本上将季肇歧塑造为典型的地方讼棍。诉讼修辞构造地方讼棍为图谋钱财,会教唆民人争讼的背景。讼棍季肇歧长期“扰害地方”,被告曾阻止其施害,被其怀恨而遭到诬告。第二份供词是长期被其夫虐打,控求断离。叙述纠纷事实时,原告采用“看不起”其妻、“听妾言”“好赌”“虐打”其妻、“开设店业”“有得吃”描绘其夫。同时,运用“曾有回心”“回去后,又仍虐待打”“愿意跟从回去”、担心“又要虐打”描绘自己。文书塑造了好赌、有家业、听小老婆话而虐待妻子的男人形象,也构造了愿意回去、期望丈夫回心转意的弱女子画像。

  

   读者看到这些文书,它描绘的具体人物,都深嵌了道德措辞。法律纠纷事实充满人物修辞,制造道德化诉讼语境。在辩词语境里,季肇歧实际是地方讼棍,长期危害地方安宁。被告钊是他捏造事端,恶意指使他人诬告的受害者。供词制造三重语境:原告是无助、愿意回去的妻子;丈夫长期虐打原告;丈夫好赌、听信小老婆话会继续虐打原告。显然,文书营造了坏丈夫与弱妻子的诉讼语境,通过这种叙事与文本修辞获得审断者的共鸣,从而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裁断。

  

   司法档案材料叙事案情,塑造两造的人物形象,甚至制造诉讼话语。通过以此触动文书的阅读者,影响他或她对纠纷的判断,从而使诉讼朝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些法律文书,事实上有真实一面,也不缺少虚构或制造情节。因此,就发现司法档案的史实而言,除了阅读档案材料,还需要了解材料叙事的虚实或真伪。

  

   在近代法史领域,司法档案作为新的第一手材料,也可能存在材料的虚构问题。以司法档案研究法律史,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上,应坚持孤证不立尽量减少结论的偏差。通过搜集不同时段、不同层次、多方面档案材料,验证档案史实,保证立论的不失真。

  

   有学者依靠113件有明确判词的南部县档案案例,发现“其中仅三案的判词能够在《大清律例》中找到明确的依据,此外均未严格依《大清律例》裁断”。⑦“从这些案件看,州县在审断纠纷时并未以《大清律例》作为首要的考虑,而常囿于地方习俗和人伦亲情,考虑更多的是律例之外的因素。”⑧

  

   以往,学界认为晚清时期社会力量在基层政治中发挥重要功能,但从南部县正堂清全宗档案中发现,词讼案件在档案中占有相当大比例,而琐碎非法律问题案件在州县准理词讼中占有重要比例。⑨从南部县档案看,很难得出社会力量在基层政治中发挥重要功能的结论。

  

   以龙泉司法档案中供词、笔录为材料,杜正贞通过梳理晚清公堂的女性供词、民初的女性供词、笔录出现后女性的庭审笔录、律师辅助下女性的庭审笔录,回应民国庭审中女性地位问题时,发现“尽管男女平等是中华民国法律和诉讼程序改革的原则之一,但更加专业化的司法程序、法律语言,使男权以微妙的形式继续潜藏于诉讼过程中,由此导致女性在法庭上可能处于另一种强势话语的威胁之下,而无法表达和坚持自己的诉求”。⑩

  

   地方司法档案自然是司法实践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只阅读档案纸面叙事有时让读者不知所云。梳理司法档案材料时,除了坚持孤证不立外,扩充材料对史实的发现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从史学研究的视角,学者向来依靠史料展开立论。这就要求学者尽可能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材料,增强史实的可验证。故而,史学研究一个重要取向是材料的尽量扩充。就材料的扩充,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11)傅斯年提出:“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功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12)“必于旧史史料有功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13)简言之,为避免新材料的片段化,新材料与现存文献应平等重视。

  

   回到法律史领域,通过司法档案材料研究近代法律史是近些年法史研究的重要趋向。对于中国近代法史,一些司法档案“以其基层性、完整性、原始性,确立了其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者探究那个时期中国法律变革和基层社会的实况,提供了最大的可能”。(14)但司法档案的整理中,仍应注重传统文献等材料的运用,尤其要通过扩充材料,让档案史实尽量接近地方真相。

  

   例如,研究地方司法史时,除了搜集充足的司法档案材料外,近代国家的法令、诉讼制度等现有文献是解码地方史实的密匙。此外,地方官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材料,民间保存的故事、家谱、碑刻记载,中下层民众、无名氏的个人记述等材料的扩充,对档案史实发现无疑会起到重要作用。

  

   总言之,只阅读司法档案材料里的白纸黑字,不一定能发现法律史实。除了阅读司法档案,还应多层面、整全性梳理档案材料,尽量扩充档案外材料,让档案史实尽量接近真相。

  

   三 从本意的视角看

  

从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状看,不论是面向地方还是国家,司法史多落在档案实证之上。在肯定档案价值的前提下,也应注意不直接以虚实取舍其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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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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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史评论》2021年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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