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栋:19世纪初西方英译本《大清律例》述评中的中国法形象

更新时间:2022-07-15 16:47:09
作者: 李栋  

   内容提要: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对中国法的看法和定位存在“赞华派”和“贬华派”两种声音。1810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对于《大清律例》的翻译使西方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从实证法的角度认识到中华帝国的法律。西方通过对于《大清律例》英译本的述评,不仅逐渐消弭了西方自马可·波罗以降,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中国法形象的争议,而且通过对于中国法形象专制性、落后性、封闭性的描述,确认了西方所主导的现代性法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西方法学中心主义”开始形成。

  

   关 键 词:《大清律例》  小斯当东  中国法形象  西方法学中心主义

  

  

   18世纪启蒙时代,西方对中国法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即以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为代表的“赞华派”和以孟德斯鸠、赫尔德为代表的“贬华派”。前者认为中国法律制度十分优秀,社会和谐繁荣,通过学习中国法背后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以及“开明君主制”可以解决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后者则认为中国法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法律,中国统治者拥有最高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存在权力滥用等问题,而且中国法将法律与伦理道德混为一谈,并不值得学习。①

  

   西方对中国法的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随着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对于中国法形象的报道,②西方对于中国法形象的分歧逐渐开始统一,批评中国法的声音开始占据上风。尽管马戛尔尼使团对于中国法形象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之前启蒙时代的看法,且在真实性上有所提升,然而,颇为遗憾的是使团成员对于中国法形象的记述方式仍就是“宏大叙事”的,缺乏微观、具体的内容和文本,尤其是他们始终忽略掉中国古代陈陈相因几千年的成文法典。③对于这一紧要问题,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之子乔治·托马斯·斯当东④(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发现并解决了它。

  

   小斯当东对《大清律例》的翻译意味着西方人对中国法的认知开始针对具体文本展开,该英译本的出现亦引发了西方对中国法形象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其结果直接助推了“西方法律中心主义”的形成。本文试图以19世纪初《大清律例》在西方的译评为切入视角,梳理英译本《大清律例》在西方所引发的评论并简述其对“西方法律中心主义”所产生的直接影响。

  

   一、《大清律例》的英译

  

   尽管作为马戛尔尼使团的侍童(page),小斯当东12岁就随同父亲来过中国并亲手接受过乾隆皇帝的赏赐,但是,真正促使他关注中国法律的原因是1800年在他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书记员不久,所经历的“朴维顿事件”⑤(providence,又称“天佑号事件”)。在解决这场纠纷过程中,时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席的理查德·霍尔(Richard Hall)注意到清政府审理此案援引的依据是《大清律例》。审理结束后,他向清朝政府索要一份中国正式刊行的法律。于是,清朝官员摘抄了《大清律例》中的6条,⑥交给英国人。小斯当东因工作原因,翻译了这6条律文并萌生了翻译《大清律例》的想法。⑦他认为,英国人之所以在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过程中遭受“没有必要的挑衅、毫无根据的逮捕”,主要是因为“对中国法律的精神就存在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认识”。⑧

  

   于是,他找到了1799年和1805年两个刻本的《大清律例》。⑨1807年小斯当东在澳门避暑,开始着手翻译《大清律例》。1808年,他在返回英格兰的船上完成了法典的翻译。回到英国后,书商卡德尔和戴维斯以500英镑的价格购得了此书的版权。此后,小斯当东在《大清律例》一书的译者序和附录文件上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直到1810年3月《大清律例》(Ta Tsing Leu Lee)才正式在伦敦出版。这是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标志着中国法形象在西方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西方人终于能够通过译文,直接阅读中国的法律条文了”。⑩

  

   小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采用的底本是乾隆五年颁行的。他将《大清律例》的436条律文全部译出作为正文,英译本附录包含了少量翻译的例文以及一些相关的谕旨。(11)全书分为序言、目录、正文前引文、正文、勘误表、出版社书目六个部分。正文部分,小斯当东将其分为七部分,与《大清律例》的结构相对照,分别是名例律(General Law)、吏律(Fiscal Law)、户律(Civil Law)、礼律(Ritual Law)、兵律(Military Law)、刑律(Criminal Law)、工律(Law relative to Public Work)。(12)

  

   需要说明的是,小斯当东翻译的《大清律例》,只是将乾隆五年本中的436条律文进行了翻译,而另外的1042条例文则没有全面的翻译。对此,他说道:“请允许译者自由地对原本进行删节,同时努力做到安排更为系统,风格更令人愉快,所用措辞更为和谐”。(13)小斯当东认为,这种删减是很必要的,如若将《大清律例》全部内容翻译,会显得中国法律过于烦琐无序,删减后读者可以轻松地了解中国法律的基本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小斯当东对翻译例文的安排非常巧妙,“这些条例并未如原版那样编入律文,而是集中开列于附录。因其量少,尤其瞩目”。(14)

  

   此外,小斯当东还自主添加了一些皇帝谕令和京城邸报等内容。对于皇帝的谕令,小斯当东认为其虽未收入《大清律例》,但是与律条有着相同的效果。为了避免中英互译中可能出现的理解偏差,小斯当东在英译本的《大清律例》中还加入了小注,这些小注主要是起到疏通和阐明的作用,多夹于律文或者例条相应的行文之间。(15)小斯当东在对这些小注处理的时候大都直接融入译本,解释事实细节的小注有些不作论述,有些直接被剔除。(16)最后,小斯当东在所有的律条前面都加上了罗马序数,进行编号,而且将《大清律例》中原律文所附例文的数目都标注在律文后面。“这一细节弥补了中国传统法典编纂技术的缺陷,即不注重条文序号。”(17)可以说,小斯当东的这种做法调和了中西方人的阅读习惯,为《大清律例》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二、小斯当东述评下的中国法形象

  

   如果说之前西方对于中国法的描述可能过于宏大,不甚具体的话,那么,小斯当东通过对于帝制时代中国成文律典之代表《大清律例》的翻译而得出的评价,或许更能赢得西方人的认同和确信。事实证明,《大清律例》的翻译使小斯当东在西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他在回忆录中感叹道:“本书自出版后,常常被引用或提及,正因为如此,35年过去后,它仍能让我自诩说,如今它已在英国的东方学文献中占据了一种非常牢靠且受人尊敬的位置。”(18)

  

   作为译者,小斯当东自然最有资格对于这部来自中国的法典进行评价。他在观点主要集中在《大清律例》英译本前面的“译者序”中。

  

   在“译者序”的开始,小斯当东显然已经意识到翻译法典是展现中国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情况最为有效的方式。他认为,任何一本介绍中国的书,都无法与“如实翻译《中国刑法典》”相媲美,因为后者可以简明扼要地展现中国政府的体制、国民的习惯以及“它们之于中国人总体情形的影响”。(19)

  

   小斯当东通过长期在中国的观察,认为当西方已经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法律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个帝国依旧无视它们,且不受任何西方国家支配”。(20)对于中国这种茫然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他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会因为物资匮乏或出于好奇,走向外部世界,再加上中国“周边那几个可怜而野蛮的邻国”并未给他们带来好的印象,因此,中国人愈发对自己优越的条件沾沾自满,“并渐渐形成如今这种出了名的民族虚荣和傲慢”。(21)

  

   同时,小斯当东敏锐地发现,之前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记述和翻译虽然“包罗万象”,但问题也有很多。例如,他们对于中华帝国的描述缺乏和本国相关制度的比较。再如,出于传教的原因,“他们的作品缺乏公正性和辨别力”。小斯当东认为最为遗憾的是,他们对中国法缺乏更为细致而具体的关注和研究,“大量事关中国现状的民事,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出版物,常常被传教士忽略了”。(22)

  

   对于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意义,小斯当东认为使团用实际的考察,改变了英国和西方之前的那种认为中华帝国是充满道德伦理“孔夫子的中国”的观念。小斯当东认为,使团成员后来的记述表明,之前欧洲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知识和美德方面优于其他民族”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人不仅在知识水平方面不尽人意,而且其“美德则更多地表现在礼节仪式而非道德义务中”,因此,“欧洲人到后来发觉”他们之前对于中国种种具有期待性的看法“在很多方面与事实截然相反”。(23)

  

   除去上述这些总体性的看法外,小斯当东对于中国法精神和特点的评论,是以《大清律例》为材料展开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官方材料肯定具备最高的权威性”。(24)首先,他指出中国法似乎不具备独立性品格,“还常与民事、政治和礼仪制度的历史及现状等诸多细节混在在一起”,没有从其他社会规范中独立出来。(25)第二,《大清律例》虽“由刑部一个部门制定”,但其内容却涉及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综合性。(26)第三,中国法传统悠久,陈陈相因,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对于此点,小斯当东不仅提到了《大清律例》缘起于“《李悝法经》(LEE-QUEE-Fa-King)”,介绍了“法经六篇”的主要内容,而且概括出了从秦到清,中国法典演变更强调“因循守旧”,而非“轻易改变”的特点。(27)第四,“父权制和君主制”是中国实证法的支撑。小斯当东发现,“服从家长的权威”这条实证法背后的原则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得到了“民意的支持”。(28)第五,中国法追求的是“实质公正的目标”。在此,小斯当东不仅站在比较法的视角发现了中国法与西方法追求目标的不同,而且并不提倡用诸如“无罪推定”和“不可自证其罪”等西方法的原则来观察中国法。(29)最后,小斯当东认为,中国法在执行的平等性和效果上存在问题。他发现中国法中存在很多“能减轻罪责的理由”以及“有利于特定阶级的例外规定”。同时,中国法的“执行者和制定者经常带头违反法律”。(30)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小斯当东在此序言中第一次向西方清楚地介绍了清代法律的“律例体系”并尝试用西方法理学的概念界定它。这些介绍及界定内容,以今之角度观之,大体正确,这一点十分难得。小斯当东首先将“律文”界定为“基本法”,把“例文”定性为“补充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布迪(Bodde)和莫里斯(Morris)在《中华帝国的法律》(Law in Imperial China)中对此问题的看法,与小斯当东基本一致。(31)其次,他清晰地认识到,“律文”“至少名义上具有永久效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312.html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