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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史料与学说:20世纪的夏朝法制研究及其评析

更新时间:2022-07-15 16:45:23
作者: 李力  

   内容提要: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因此,中国法学界乃至史学界均将夏朝法制作为中国法制史之开端。今见夏朝法律史料均为二手资料,当是战国秦汉时期学者追述或构拟的产物。20世纪的法制史学者据此构建的一个夏朝法律知识体系,是学者们在其各自所处时代背景之下解读这些史料所形成的关于夏朝法制的学说。从学术史的角度看,20世纪的夏朝法制研究,实际上是有关夏朝法制的学说史或者思想史。

  

   关 键 词:夏朝法制  夏朝法律史料  禹刑  甘誓  军法

  

  

   一、问题的提出

  

   夏朝是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王朝。因此,中国法学界乃至史学界均将夏朝法制作为中国法制史之开端。

  

   就拙目所及,迄今尚未有专门考察夏朝法制研究之学术史的论文发表,而涉及此专题的中国法制史综述性著作仅有两部:其一,是1989年《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第四章“先秦法制史研究”之“二、夏商法制研究”,概括1930年代以及1950-1980年代法制史学界有关夏朝法制的研究状况[1]101-104。其二,是1990年《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1949-1989)》。第二章“夏、商、西周、春秋法律制度研究”,从立法概况、法律内容、司法制度三个方面,梳理夏朝法制研究的学术史[2]18-19,21-25,27-29,42-43,46-49,52,55-57,61-63。这两部著作最早尝试梳理20世纪夏朝法制研究的学术史,提出不少精辟的判断与评价。但限于其篇幅与体例,无论是在夏朝法律史料的整理方面,还是在有关学说的评析方面,均留有可继续研讨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1990年之后学界又发表或出版与夏朝法制研究相关的新作品。因此,重新考察整个20世纪有关夏代法制研究的学术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20世纪的夏朝法制研究而言,其中引人注目的问题是:第一,夏朝法律史料的整理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如何?怎样评判夏朝法律史料的学术价值?第二,夏朝法制的研究状况及其特点如何?第三,20世纪的研究者构建了怎样的夏朝法律知识体系?站在今天学术史的角度如何评价其知识体系?以下即是本文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与评析。

  

   二、夏朝法律史料的整理及其学术价值

  

   历史学者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时,概括夏史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受资料的限制,夏史研究相对薄弱,大部分研究都围绕考古资料的解释和分析进行”。第二,“关于夏代的文字资料非常少,确定和利用考古资料是研究夏史的主要方式”。第三,“由于资料的限制,将夏史作为一个独立的朝代课题研究还为时尚早,但由于夏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亟须从整体上加强研究”[3]。

  

   毫无疑问,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夏代既没有原始的文献史料传下来,也还没有发现记载夏代具体史事的文献资料(肯定夏代当时应有文献资料)”[4][5]。因此,夏朝法制研究首先碰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其法律史料的极度匮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迄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法律文本(如果确实有的话),而目前所见的相关考古资料也与夏朝法律根本无关。其二,今见传世文献所载的夏朝法律史料,只是屈指可数的零星片段的二手史料。因此,在研究夏朝法制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传世文献所载的夏朝法律史料。

  

   20世纪夏朝法律史料整理工作的总体情况如何?怎样判定传世文献所载夏朝法律史料的性质及其学术价值?大致说来,20世纪有关夏朝法律史料整理工作的成果,主要见于三部作品之中,即:清末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1987年王文清、杨升南编辑的《夏代史料选编》,2001年蒲坚编著的《中国古代法制丛钞》(第一卷)。

  

   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最早开始着手整理夏朝的法律史料。在《历代刑法考》之《刑制总考一·夏》(列有“五刑”“肉刑”“赎刑”“孥戮”四目)和《律令一》(列有“夏科条‘赎刑’‘军法’‘政典’‘禹刑’”四条),以及《历代刑官考上·唐虞夏》“士”一目,辑录传世文献所载夏朝法律史料大约有13条[6]9-10,[7]816-818,[8]1957-1958。

  

   在王文清、杨升南编辑的《夏代史料选编》之“政治制度”中,其“(一)职官”摘有《尚书·甘誓》之誓师词,其“(二)刑狱”之下摘编有14条史料[9]438-440。

  

   蒲坚编著的《中国古代法制丛钞》(第一卷),开篇设有“夏朝的法律制度”,其“四、法律的起源”之下,有“(二)夏朝的立法概况”,其(三)至(七)则为:刑事立法,军事立法,自然资源管理立法,赋税立法,监狱,共计摘录26条史料[10]12-14。

  

   以下是汇集沈家本、王文清、蒲坚(分别简称为:沈、王、蒲)所辑录的与夏朝法律相关的史料,标以序号、出处,由此大致可见传世文献所载夏朝法律史料之全貌。

  

   [1]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隋书·艺文志》)/沈

  

   [2]夏后肉辟三千。(扬子《法言·先知篇》)/沈、蒲

  

   [3]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始制肉刑。(《汉书·刑法志》)/沈、蒲

  

   [4]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书》序)/沈

  

   [5]左不攻于左,汝不用命;右不攻于右,汝不用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用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甘誓》)/沈、蒲

  

   [6]夏刑三千条。(《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沈、王、蒲

  

   [7]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墨、劓各千。(《周礼·秋官·司刑》郑注)/沈、蒲

  

   [8]叔向曰: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左传》昭公十四年)/沈、王、蒲

  

   [9]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沈、王、蒲

  

   [10]《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尚书·胤征》)/沈

  

   [11]夏后氏不杀不刑,死罪罚二千馔。(《史记·平准书·索隐》引《尚书大传》)/沈、王

  

   [12]夏后氏罪疑惟轻死者千馔,中罪五百下,馔二百。罚有罪而民不轻,罚轻而贫者不致于散,故不杀不刑罚弗及强而天下治。(《路史·后纪》)/沈

  

   [13]汝作士。(《尚书·舜典》)/沈

  

   [14]夏作赎刑。(《世本》)/王、蒲

  

   [15]禹之君民也,罚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馔六两。(《尚书大传》卷六《甫刑》)/王

  

   [16]《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王、蒲

  

   [17](子曰)语曰:夏后氏不杀不刑,罚有罪而民不轻犯。(《尚书大传》卷六《甫刑》)/王

  

   [18](晏子曰)刑无罪,夏商所以灭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二》]/王

  

   [19]狱,自三王制肉刑始有狱。夏曰下台,周曰囹圄,令人思諐改恶。(《意林》引《风俗通》)/王、蒲

  

   [20]三王始有狱,夏曰夏台,言不害人,若游观之台,桀拘汤是也。(《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引《风俗通》)/王、蒲

  

   [21]夏曰念室。(《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初学记》卷二○引《博物志》)/王、蒲

  

   [22][桀囚汤于夏台],地在阳翟。(《史记·夏本纪·索隐》引《帝王世纪》)/王

  

   [23][阳翟有钧台],在县西。(《续汉书·郡国志(二)》注引《帝王世纪》)/王

  

   [24]桀怒汤,以谀臣赵梁计,召汤而囚之钧台。置之种泉,嫌于死。汤乃行赂,桀遂释汤。(《绎史》卷一四引《太公金匮》)/王、蒲

  

   [25]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楚辞·天问》)/王

  

   [26]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说苑·杂言》)/王

  

   [27]夏启即位,有扈不道,誓众曰:“不用命戮于社。”后又作《禹刑》。(《通典》卷一六三《刑典一》)/蒲

  

   [28]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卷四《大聚解》)/蒲

  

   [29]皋陶于是敬禹之徳,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史记·夏本纪》)/蒲

  

   [30]桀不务徳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史记·夏本纪》)/蒲

  

   [31]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竹书纪年》卷上)/蒲

  

   [32]帝癸……二十二年,商侯履来朝,命囚履于夏台。(《竹书纪年》卷上)/蒲

  

   [33]古者牢狱在水中洲上,汤所囚之均台,即重泉中之台,是出重泉即出均台矣。《天问疏证》/蒲

  

以上三种有关夏朝法律史料整理工作的成果,是其作者出于不同目的汇集编成的,并且是分别在20世纪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出版的。《历代刑法考》《中国古代法制丛钞》(第一卷)的相关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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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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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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