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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陆:中国文学史上的北游南归与文化认同

更新时间:2022-07-14 20:16:32
作者: 周兴陆  

   内容提要:南北方位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情感意义。六朝南北对峙时期,陆机与庾信经历了亡国剧变,都背井离乡,滞留他国。南北对峙,是他们心头的梗结,诗文多抒写浓郁的桑梓之念。至唐代,天下一统,长安、洛阳是众士子翘首企望的所在,而士子多落第,官员有贬谪。北游的热情和憧憬,南还的失意和无奈,南遣的酸苦和绝望,成为唐人诗文中常常出现的空间情感。明代政局内部,南北撕裂甚至对立,南方士人与政治中心渐相背离。宋元和明清易代之际,南方士人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有一个从徘徊到靠拢的转变过程。南方士人以承续道统自居,为其北游确立了道义上的合理依据。文化认同感消弭地域差异,而政治的向心力、道统文脉的普适性和包容性远远超越了地域的狭隘界限。分久必合、天下一家是总的趋势。

  

   关 键 词:北游  南还  空间情感  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从十余岁外出就傅开始,游学入仕,为官四方,一生就成了“东西南北之人”①。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南北之间存在政治和文化的对峙和融合。在江山一统时期,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南方为才士的渊薮,士子入朝,贬官外放。因此,南北的迁徙要比东西的流宕,更能在历代士人心理上引起激烈的情感震荡以及广泛的思绪波澜。空间方位是有情感意义的,如果说东与西隐含着生与死的生命意味的话,那么南与北则多是华夷之辨、出处冲突的政治文化隐喻。南北迁移在士人心中产生的剧烈情感震动,普遍地印记在历代士人的诗文中,据此可以梳理出中国文学史上普遍存在、清晰可辨的“北游”“南归”现象。因政治格局不同,“北游”“南归”现象的具体情形也是各有不同的。

  

   一 南北对峙形成的心理隔阂:以陆机、庾信为例

  

   早期的“中国”概念曾特指黄河流域的中原,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疆域向四周特别是南方逐渐拓展,认同华夏文明的文化共同体也在同步拓展。中国疆域辽阔,内部文化多样。在华夏文明共同体之中,各地还保持着一定的文化独立性。即使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的汉代,长江流域的吴、楚两地还存在强烈的地方意识。汉末瓜分豆剖,三国鼎立,吴楚与中原的隔阂感进一步强化。王粲从长安南投荆州,《七哀诗》曰:“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②其分判荆楚与“中国”为二。诸葛亮游说孙权吴蜀联合抗曹曰:“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③。其将吴越与“中国”相对立。三国时期数十年的分裂,加深了时人这种南北对峙的心理隔阂。《世说新语》就记载了三国和两晋时期大量把江左、蜀地与中原相并峙的例证。西晋统一蜀吴后,中原政权对蜀吴士人多有压抑和戏弄。吴人周处,与其说死于讨伐北方叛军,还不如说是死于梁王司马肜的阴谋。吴郡张翰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而南归,避免了杀身之祸。时人赞其见机,后世传为美谈。其实张翰之命驾而返,隐忍了吴人入洛后多少辛酸、无奈和愤懑!直至东晋迁都建业以后,吴楚和中原的心理隔阂才逐步得到改变。

  

   这种南北的心理隔阂,在陆机的诗文里有充分反映。陆机出身东吴世家,为名将之后。祖陆逊为吴国丞相,父陆抗任吴镇军大将军,后拜大司马。西晋于太康元年(280)灭吴,陆机20岁时,二兄陆晏、陆景被晋军杀害。陆机被俘,北上入洛,真可谓亡国破家。次年送二兄灵柩归葬华亭,闭门读书十年之久,至晋惠帝永平元年(291)末,被征为太子洗马,再次赴洛,从此参预司马氏政权的斗争,终于惠帝太安二年(303)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陆机入洛,既因为才华出众,博得张华等人的欣赏;也遭到中原世家卢志等人的侮弄。陆机诗文主要作于入洛之后,作为亡国之余,笼罩他诗文的是“黍离”“麦秀”的悲哀。《白云赋》曰:“盈八纮以余愤,虽弥天其未泄。”④这是多么深重的忧愤!

  

   其实陆机的悲愤不只是因为亡国破家,也来自于长期南北对峙所造成的心理隔阂。陆机并没有融入到中原士人群体中去,始终是一个“他者”。《叹逝赋》曰:“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⑤在洛阳,他只是一个外来客。《答张士然》曰:“余固水乡士。”⑥这是他的自我身份认同。《谢平原内史表》说得更为直接:“臣本吴人,出自敌国。”⑦吴是晋的敌国;同样,对待西晋,他也难免怀有敌国心态。警策之句“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⑧,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身事敌国,就像鸟投网罗一样,“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牵世婴时网,驾言远徂征”,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当时司马氏集团的权力倾轧中。⑨《幽人赋》所谓“超尘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⑩,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得到的奢望,终究不能做到《豪士赋》所谓“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只能如履薄冰地“叹祸至于何及”(11)。

  

   陆机的“吴人”意识非常浓烈,表现在诗文里弥漫着浓郁的桑梓之念。思亲、怀乡、念归,是他诗文的基本情感主题。《于承明作与士龙》曰:“南归憩永安,北迈顿承明。”《思亲赋》曰:“指南云以寄款,望归风而效诚。”(12)《赴洛二首》其一曰:“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13)南与北,在这些诗文里不只是空间方位,而且是“臣本吴人,出自敌国”的隐喻,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引起不同的心理与情绪反应。这样一种心理意识,在陆机给中原士人的那些赠答诗文如《赠冯文罴迁斥丘令》《答贾谧》《答潘尼》里是发现不了的。他赠答中原士人的诗文,都是泛泛地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近似于《雅》《颂》笔调,情感总是隔着一层,心理上似乎有所防卫。而在他给南方士人的赠答诗文《赠尚书郎顾颜先》《赠顾交趾》《赠从兄车骑》《答张士然》等中,思亲、怀乡、念归之情往往倾泻而出,如写给从祖昆弟陆晔的《赠从兄车骑》:

  

   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沉。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衿。斯言岂虚作,思鸟有悲音。(14)

  

   用孤兽、离鸟自比;谷水、昆山,故乡的山水时刻萦绕心头,他反复地唱叹思乡的悲怀。

  

   除了在诗文中流露浓郁的南方意识外,身仕北方朝廷的陆机还采取实际行动,上表举荐吴郡张畅、广陵郡戴渊,策问而录取丹阳纪瞻为秀才。特别是在《荐贺循、郭讷表》里,陆机径直说:“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15)即为南方士人遭到中原政权的排斥鸣不平。

  

   地域文化观念的对峙,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物件上。羽扇本是江南的物件,吴灭之后,才流传到北方。羽扇为北方上流士人所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陆机《羽扇赋》假托楚国宋玉、唐勒皆操羽扇,山西与河右的诸侯掩麈尾而笑,于是宋玉铺陈羽扇之精良美妙,最终折服得诸侯伏而引非。此赋中羽扇与麈尾,不正是南北方文化冲突的象征吗?虽然羽扇在两晋并不能真正取代麈尾,但是中原士人灭吴之后,翕然重之,未尝不是陆机等江南士人努力的结果。

  

   实际上,陆机入洛后的处境是艰难的。北方士族卢志与二陆趣舍不同,一开始就为难他们,最终还是谗陷二陆,置之于死地。面对中原政权险境,陆机也有过“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16)的念头,但是能言而不能行,结果死于敌手。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17)念叨的还是南方的故物,引起后人无限感慨。二陆的悲剧未尝不是南北对峙的政治文化心态造成的。

  

   陆机之后,再次感受到南北对峙带来深切苦痛的文人是庾信。庾信集中多次提到陆机,以“张翰不归吴,陆机犹在洛”(18)比拟自己留滞魏周。庾信具有与陆机近似的遭际,因此引为同调。庾信祖籍河南新野,但在东晋之初祖辈就随晋元帝过江,徙居江陵。庾信生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父亲庾肩吾任太子中庶子,地位显赫。庾氏父子与徐摛、徐陵父子都文才出众,是萧梁皇室的文学贵游,制作宫体诗的名手,声名远播。但梁武帝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结束了他的贵游生活。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被聘于西魏,出使长安。恰在此时,西魏攻伐江陵,庾信的二男一女相继沦没于此。不久梁被陈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庾信在北周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进爵义城县侯。虽然被奉若上宾,得到前所未有的宠遇;但一直被滞留在北周,至死不能回南方。他的诗文从前期的宫廷文学顿然转向了后期的流亡文学。

  

   庾信与陆机一样,经历了亡国剧变,都背井离乡,滞留于敌国。南北对峙,是他们心头的梗结,在陆机诗文里表现为吴和京洛,在庾信则表现于自己的家乡江陵(梁元帝迁都于此)与西魏北周的都城长安,即其诗文里频繁出现的楚与秦的对立,如“周王逢郑忿,楚后值秦冤”,“《鸡鸣》楚地尽,鹤唳秦军来”,“南冠今别楚,荆玉遂游秦”。(19)如果说二人的南北观念有明显差别的话,那就是陆机作了《辨亡论》《祖德赋》《述先赋》《吴大帝诔》等文章,努力为吴国正名,宣扬辉煌的祖德。而庾信是中原旧族,且当时南朝的文化正统地位已经确立,魏周朝廷的宗庙礼乐和碑铭鸿文都仰仗他的大手笔。他有文化优势感,不必再费词自我确证。庾信诗文中更多的是如《哀江南赋》《伤心赋》之类控诉侯景之乱、皇室内斗造成天下丧乱、王室板荡,并给江南百姓带来巨大灾难的内容。而当年吴国孙皓面对西晋大军,是肉袒面缚自动投降的,没有大的杀戮。因此,像《哀江南赋》所描写的惨烈场景不会出现在陆机笔下。

  

   陆机一直自认是“吴人”,庾信则遗憾自己生在楚地却成了关外人。“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20),北方仕宦的显达并不能消弭他身事敌国的屈辱感。被迫留滞魏周,身似人质,他的壮情雄图消歇了,“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21)。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虽然庾信得到西魏北周的高规格礼遇,但他感受到的是寒关凄怆及羁旅悲凉:“予此衰矣,虽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忧矣。”(22)内心悲催,加剧身体的衰老。《卧疾穷愁》曰:“危虑风霜积,穷愁岁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屡惊心。”(23)实际上是杯弓蛇影、胆战心惊地挨日子。他的整个情怀还是投向了南方的江陵及梁朝。“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24),他的诗文里最真切动人的是乡关之思、故国之念。他把梁元帝比作“南国美人”;“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25),念念不忘在梁朝所受的知遇之恩;“一思探禹穴,无用鏖皋兰”,“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26),忆念南方风物,希望能探游江南,归隐田园。然而这只能是“穷者欲达其言”的梦想。

  

   由梁入魏的士子,不止庾信一人。如王褒、裴政、刘臻,都与他经历相似。“虽言异生死,同是不归人。”(27)因此,他们以诗歌赠答,倾吐共同的乡国之念,相互慰藉。如裴政,庾信《和裴仪同秋日》曰:“旅人嗟岁暮,田家厌作劳……栖遑终不定,方欲涕沾袍。”(28)落难人相互诉说悲伤心怀。当时一位江南僧人侃法师被招入关,法师南归,庾信《和侃法师三绝》曰:“秦关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几人应泪落,看君马向南。”(29)朋友归南而自己仍滞留北地,不禁断肠。对于庾信来说,北游是现实,南归是梦想。而在他的诗文里,北游是虚,是迫不得已;南归是实,是真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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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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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民族文学研究 2022,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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