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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多维贫困:成因抑或演化?

——城市增长与贫困的互动分析

更新时间:2022-07-14 20:03:43
作者: 姚尚建  

   内容提要:城市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城市增长放大了贫困发生的社会效应。城市贫困既体现为多元致因,又显示出多维结果。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视角,城市贫困表现为经济收入与城市生活成本的倒置,并以贫困线的方式加以确认;从人口与空间的关系视角,城市贫困意味着以贫困线加以标识的、横亘城市地理空间的社会区隔。能力、流动性和资源控制是城市贫困的形成原因,而收入低下、机会丧失、阶层隔绝是城市贫困的演化结果。城市反贫困需要从机会与结果两类不平等入手加以思考,综合分析城市贫困的因果关系,防范贫困的地理转移与社会蔓延。

   关 键 词:城市政治  城市贫困  不平等  多维原因  多维结果 

  

   一、研究的缘起

  

   在艾伦·哈丁(Alan Harding)和泰尔加·布劳克兰德(Taljia Blokland)看来,城市研究的理论是匮乏的,这一匮乏体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程度有限的理论化、宽泛的学科问题以及城市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脱节。①这一指责同样存在于城市贫困的研究之中。朗特里(B.Seebohm Rowntree)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对城市贫困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这本著作中,朗特里提出了绝对贫困的概念:一个贫困家庭是指其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存的最低需要,这些包括食品、房租、杂物以及其他的一些必需品。②基于这一判断,朗特里估计了最低生活开支即贫困线,从而为后来的城市贫困的量化分析确定了基础。

  

   但是贫困一经提出,就迅速溢出了朗特里的视域,后来的研究者陆续从收入观、能力观、权力观和阶层观等不同学科立场介入“贫困”分析。③值得关注的是,在西方国家,由于城市化进程较早完成,因此城市贫困并不经常作为一个特有的城市问题加以呈现,这一现象大概可以部分解释哈丁和布劳克兰德对于城市理论缺乏独特性的指责;在中国,城市贫困同样并不单独成为一个城市议题,其中的理由与西方国家恰恰相反——受制于长期以来相对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贫困的研究大多构成了贫困总体性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失去其成为独立议题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迥然不同的背景下,东西方城市贫困的研究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合流,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的贫困研究对象基本等同于城市贫困,中国的城市贫困研究对象特指在普遍性的贫困即农村贫困之外,发生在城市中的贫困现象。在这一前提下,国内学界承认贫困首先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逐渐融入从个体的生存到能力提升的研究进路。如有学者认为,至少存在三类贫困:一是传统的收入贫困即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不能维持人的基本生活;二是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较短的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的低下和可预防性疾病的危害等;以及第三类新兴的贫困,即知识贫困。④基于同样的研究路径,有的学者进而认为,除了收入外,贫困还涉及教育、健康、住房和公共物品等多个维度的缺失和剥夺。⑤

  

   城市化进程逐步实现了贫困问题的城市转向,这一转向意味着城市治理内在地包含贫困治理的逻辑,进而要求学界能够更好掌握城市贫困发生及其演化的基本脉络。基于不同的专业背景,目前对于这一脉络的研究存在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一是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匮乏说”:二是主要从发展学视角展开研究的“能力说”:三是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加以分析的“剥夺说”或“排斥说”;四是主要从政治学视角介入讨论的“阶层说”或“地位说”。⑥四种角度彼此并不隔绝,多种理论在城市贫困研究方面存在竞合关系。当然不同理论方法共同进入城市贫困的分析可能造成研究边界的模糊,例如皮拉尼(Elena Pirani)就认为,虽然贫穷和社会排斥是两个严格依赖的概念,但是两者并不等同,贫穷环境并不自动意味着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一种源于生活并影响个人的、体现为经济、社会和体制层面多个领域的多维剥夺。⑦也就是说,贫困并不仅仅只有单一的呈现形式,这种跨越经济学到社会学的理解,正说明了贫困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成因。

  

   多学科的导入,丰富了城市贫困的多维研究,但是多维的理解又容易形成新的理论分歧,从逻辑上看,已有的争论并非在同一层次展开:有的论述强调城市贫困的成因,有的研究着重城市贫困的表现,这种混淆成因与结果的“多维”争论如果不加辨析,将形成更深层次的缠绕,并不利于政策议题的展开。

  

   二、城市贫困:增长逻辑与社会机理

  

   现代贸易和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城市的增长,城市因此意味着繁荣和人口的集聚。与此同时,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建立了关于贫困起因的学说,并得出一个著名的悲观结论,即从长期看,贫困是无法避免的。这一判断给城市增长的乐观主义者带来了压力,因为在马尔萨斯的理论框架中,城市产生了大量的人口,却并不生产粮食;而食物供给与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必将导致贫困的发生。因此,城市贫困研究面临的首要话题就是厘清城市化与贫困化的两大机理及其内在互动关系。

  

   首先,贫困线的人口—经济逻辑。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假设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如果食物及生活资料无法支持这一增长的话,贫困就不可避免:一旦自然灾害等外在因素发生,人口的增长必将被强行抑制。⑧虽然工业革命颠覆了马尔萨斯的“贫困循环”,但是在蔡昉看来,工业革命并没有完全证伪马尔萨斯的结论,“在工业革命经历了长期时滞之后,最终呈现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之前,人类社会几千年都可以被看作是马尔萨斯时代。而且,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其中被遗忘的部分,即发达国家之外仍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出的落后地区,仍然适用于以马尔萨斯意义上的贫困恶性循环来刻画。”⑨工厂和城市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对于乡村群体来说,进入城市意味着一次新的社会运动;对于乡村个体来说,成为市民意味着一次新的身份选择。由于“大分流”的存在,人口的总体性贫困没有发生,但是在“大分流”之后,由于生活成本与支付能力的差异,一些进入城市的低收入居民成为贫困线标识的城市“穷人”。

  

   贫困线并不仅仅指向收入,更指向与收入相关的服务与产品,“贫困线是一个关于收入、消费的,或更一般地讲,是对产品或服务可得性的门槛,在此门槛之下的人们被认为是穷人。那么,贫困线就是在特定时点、特定社会中的一个最低的、‘可接受的’经济参与水平。”⑩需要强调的是,贫困线以经济尺度衡量人的生活标准,揭示了最为严重的城市问题,但是人口—经济逻辑往往把人解释为经济动物,无法充分揭示人们生活的社会属性,因此贫困线未必可以解释贫困人群生活的全部,立足于特定生活标准的、居高临下的贫困线划分法,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思维路径,这一路径无视底层意识的自主性,从而与基层社会生活形成脱节。(11)更为危险的是,精英主义的贫困理论容易把贫困个体标识为“懒惰的穷人”,从而给城市反贫困带来更多的阻碍。

  

   其次,城市增长的社会机理。城市是人口的聚居地,在城市社会学看来,世界是“一个城市化的世界,‘城市’无所不在,城市是无法被界定的”。(12)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回顾了城市的地理学、生态学定义后强调:“城市不单单是若干个体的聚集,也不单单是街道、建筑、电灯、电车、电话等社会设施的聚集;同样,它也不单单是各种机构与行政管理设置——诸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以及各部门的公职人员——的汇聚。它更是一种心智状态,是各种风俗和传统组成的整体,是那些内在于风俗之中并不断传播的态度与情感构成的整体……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之自然,即人性的产物。”(13)

  

   城市社会学对于城市的“人性”阐述,揭示了城市的“属人”特征,城市问题可以表现为建筑、街道乃至各种机构的问题,但是归根到底,这些问题都是城市社会问题,是人的问题。在工业革命的助推下,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张,这种地理空间扩张的背后有社会的阶级主张,并深刻影响着城市服务的供给与空间——由于城市扩张建立在中产阶级低密度居住意愿之上,因此在欧美一些国家,城市扩张的空间与人口并不同步,“无论从哪种比例上讲,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经济转变成了一种分散化的服务型经济,而不再是城市的工业经济。年龄、收入、文化和种族让我们更加分离,所有这些变化在我们的开发模式中找到了实体表达——教区蔓延、市区衰落、自然资源日渐枯竭以及历史文化不同消失。”(14)在中国某些地方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也不同步,一些人口稀少的城区甚至被称为“鬼城”,来自农村的城市低收入人群居住困难,但是其在故乡往往并不缺少住宅。因此无论东西方,城市一方面显示出宏伟的空间叙事,一方面又形成社会纹理的分割。

  

   再次,贫困发生的社会机理。从技术层面,朗特里设定了贫困线,但是有研究者总结了常用的绝对贫困线设定模式(如“菜篮子”标准预算法、食物支出比例法、马丁法等)、相对贫困线设定模式和主观贫困线设定模式,发现这些基本上都属于“规范判断型设定模式”,因为这三种模式在“贫困线划在哪里”的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贫困线设定者对某些经验数据(如卡路里热量值、恩格尔系数、收入或消费比例系数等)的选择、生活必需品项目清单的取舍、政府政策目标和财政能力的权衡,以及某些价值判断等。(15)这种分析意味着,贫困线的形成受制于众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卡路里到价值判断,贫困线也论证了贫困的原因既存在于自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也存在于社会人实现社会活动的基础保障。

  

   退一步讲,从贫困线出发的贫困研究,往往关注的是贫困的表现形式,而非贫困的源头性考察,正如有荷兰学者所言:“贫困的定义和方法是最重要的。然而,尽管大家在应付这个科学问题上有了一点进展,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最初的阶段。”(16)在这一意义上,贫困线只是撕开了城市伤口,如果把人划分为自然人和社会人两种属性,那么贫困也意味着两种匮乏:从自然人的角度,贫困意味着基本生存的条件匮乏:从社会人的角度,贫困意味着融入公共生活的能力不足。而后者,通过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路径,进入了阿玛蒂亚·森的视野。

  

   三、城市贫困的多维表现:空间、阶层与不平等

  

   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视角,城市贫困体现为经济收入与城市生活成本的倒置,贫困线因此最直观地确定了作为自然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如果从人口与空间的关系视角,贫困线则意味着一条横亘城市地理空间的社会区隔。因此,城市贫困线表面上区分了个体生活境遇,但是当这些个体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城市贫困线其实是在揭示社会空间的疏离,揭示城市阶层的隔绝和城市生活的不公。

  

首先,城市贫困的多维空间。从一般意义上看,城市总是体现为空间与人口的变化,城市规模的扩张与人口的流动构成城市的两大特征,也构成城市问题的观测入口。贫困地理学发现城市贫困的空间分布具有世界普遍性,但是在中国,直到21世纪初,城市“贫困聚居”现象都没被明确界定,这些区域通常分别称作“危旧改造区”“城中村”“厂中村”“城市飞地”以及“外来人口聚居区”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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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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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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