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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多维贫困:成因抑或演化?

——城市增长与贫困的互动分析

更新时间:2022-07-14 20:03:43
作者: 姚尚建  
(17)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居住的空间分割被逐渐发现。同时国际比较说明,美国城市贫困住区的分布特征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贫困住区可能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也可能分布在郊区和城市边缘区。(18)中国的一些样本也支持这一结论,有学者就把21世纪初北京本地人的城市贫困的空间分布总结为:旧城保护型、城区外围型和城区边缘型三种。(19)因此,城市意味着有限空间对于复杂人群的再整合。随着城墙的拆除,人们进入了城市地理空间。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城市,作为尺度的贫困线总是冷静地指出城市的空间差异。

  

   仅仅从收入的角度看,收入的递增与递减将形成不同的生活际遇。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在《贫困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揭示了一条“贫困陷阱”的S形曲线,从对角线上看,今天的收入等于明天的收入,但是对于处于“贫困陷阱”的人来说,将来的收入则低于今天的收入,并最终在一个点上陷入贫困,而没有陷入贫困陷阱的人们则越来越富裕。(20)因此在特定的一个点上,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走向了分离,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前文提及的作为衡量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分化尺度的贫困线分割了特定的街区、城乡,解释了特定社区的塌陷,在一些国家的制度背景下,由于地方财政与个人所得税的关联性,低收入社区往往较难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这一关于“穷人”的区域识别也将破坏公共财政支持与私人资本投入的均衡性,从而形成贫困街区的深度恶化。

  

   其次,城市贫困的阶层疏离。贫困线的选择或确定,与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流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规范认同相关,尤其与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密切相关;贫困线的确定同样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21)贫困线揭示的空间分化的背后,事实上是阶层的分野。不同收入的城市居民的交互活动难以跨越特定阶层:从社会空间看,流动机会的丧失,使贫困固化在特定的社会阶层;从地理空间看,贫困人群大多居住在其生活成本可以支付的区域。一项针对巴黎的研究则发现,移民的空间流动也存在差异。巴黎的非洲移民多聚居在房屋质量老化、人口稠密的“敏感城市街区”(ZUS),1990年至1999年间,原来住在ZUS的法国本地人大多(68.6%)进入非ZUS居住,而移民特别是非洲移民只能从一个ZUS进入另一个ZUS。(22)研究者通过对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的调查也发现,虽然低收入社区更容易遭受环境污染和犯罪侵害,但是他们更依赖家庭和朋友等社会网络,住房资助和可供选择的房源才是低收入家庭首要关心的内容,而并非社区环境和富裕家庭、贫穷家庭的混合程度。(23)这一对于混合社区的抵制,也论证了社区分割具有物质之外的社会基础。

  

   一项基于2014年“广州市来穗务工人员住房需求调查”的研究表明,在广州市流动人口住房类型中,41.66%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中村出租屋,大多数流动人口选择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研究还发现,租住城中村出租屋流动人口的留穗意愿比例仅有37.61%,流动人口只将其视为落脚之地而非定居之所。(24)也就是说,由于经济收入等限制,大量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无论其是否组建家庭,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的城中村中寻找居住机会。

  

   再次,城市贫困的多维不平等及其交织。在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平等是最经常被提及的语词之一。在政治史上,平等曾是反抗旧制度的有力武器,由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的传播,平等也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话语,“然而,在出色地完成了推翻旧制度的历史使命后,平等的扩张不再所向披靡。”(25)出于不同的视角,平等仍然被经常使用,但是对于平等适用的范畴及其路径,不同的研究存在差异。对于城市这一人类生活共同体来说,由于其中世纪以来的权利本位及市民社会的繁荣,无论是花园城市、广亩城市还是光辉城市,城市更经常被视为解决平等困境的政策方案。

  

   从城市的积极意义上看,城市空间的分化可以理解为特定族群、人口的自愿性行动,这一意愿构成了社区(community)的情感性基础,在帕克看来,当地社区是家庭与邻里关系圈子之外的更大的圈子,而在这一当地社区之外,是城市和国家等更大的社区。(26)从模型上看,这一同心圆的城市共同体形态并未关闭空间分异的大门,但是并不意味着城市将必然催生城市人口的阶层性流动与生活空间的隔离。因为在这一城市空间的差异性及多样性背后,暗合了城市平等的逻辑批判。“差异性及多样性和两极分化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差异性意味着一种权力的等级结构,一些人被排斥或边缘化,一些人则没有。”(27)城市的空间分异与人口的阶层性流动,意味着城市贫困的存在以及更多的城市机会的丧失,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开始进入阿玛蒂亚·森关于能力与权利的讨论,进入关于城市生活平等的讨论。

  

   四、城市贫困的多重致因:控制、生产与流动

  

   从个体到群体,从居住到阶层,贫困的多维表现及其深化意味着寻求城市贫困原因的重要性。如果从城市贫困个体来说,贫困不过意味着个人的城市生存境遇,但是一旦这一个体境遇蔓延至整个群体,甚至直接导致空间塌陷,这一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城市总体性问题。

  

   首先,资源控制与城市贫困的空间生产。人们何以陷入城市贫困的陷阱?谁在制造城市贫困的空间?不同的理论家与政策企业家都有义务回答这一疑问。如果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特定地理空间的资源禀赋将影响着区域贫困。例如水资源缺乏、使用水的能力低下、水资源管理不足、用水权力的缺失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性差等多维度的综合构成了水贫困的多维特征。(28)这一理论说明资源控制对于资源贫困的影响作用,如果用在城市贫困的研究中,城市资源的控制也将深刻影响着城市贫困的区域发生。

  

   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城市不平等的空间分配存在着城市社会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争鸣,因为后者仅仅把城市视为市场力量彼此作用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不再把城市内部的空间不平等视为筛选与分类的自然结果,而将之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包括支持资本主义体系的父权制与政府。(29)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父权制度与政府体系制造了城市的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往往通过资本参与空间生产加以实现。在哈维那里,资本参与西方城市空间的再生产经过了三次循环:投入生产过程、投入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投入科技教育及福利卫生。其中资本在第二级循环的投入对城市发展和变化具有决定性影响,地理位置、资源、土地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建筑物等空间要素可以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当城市中心商业区可建面积逐渐饱和时,资本便会向郊区迅速转移,这就导致了城市中心区的衰落。(30)

  

   资本参与空间生产,使城市化最终成为资本的城市化而非权利的城市化,这一理论批判源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对于无产者的掠夺。由于不能忍受工业化导致的城市贫困,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设计了“社会城市”,在这一乌托邦式的田园城市中,人口、道路、面积都被严格控制。在芒福德看来,让人民重新返回土地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种选择:一切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于“引力”,因此如果可以提供大于现城市的“引力”,“就能看到在解脱酗酒、过度的劳累、无休止的烦恼和难忍的贫困等问题方面有着光明的前景”。(31)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看来,这种城乡关系的调整没有抓住城市贫困的本质,在哈维那里,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城市不停向郊区蔓延,而被抛弃的中心城区不良的社区环境可能限制低收入家庭的生存机会,特别是贫困社区有限的经济机会和低质量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是贫困加剧的主要原因。

  

   其次,权力过程与城市贫困的群体承压。在哈维看来,资本参与空间生产将导致城市贫困,但是在一些城市的扩张过程中,哈维的判断未必正确。由于紧凑型城市的特征,中国城市的中心城区一直是人口密度最高、公共服务最优的区域,也大多是地产资本的最优选择区域。中国城市空间的塌陷有时来自特定的权力过程。有研究表明,特定的城市政策有可能形成城市空间的衰落。以北京为例,产业调整就在二环、三环附近一度形成空间衰落,这些区域具体包括1950-1970年代的“大院文化”所遗留的军区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宿舍等、1970-1990年代部分外迁或不景气的工厂的家属区、1980年代以来被纳入城市辖域的“农转居”所形成的“城中村”、因开发建设停工甩项和征地未建以及各种原因所形成的小角落里的破旧房屋等。(32)

  

   城市政府的权力过程不仅仅停留在产业政策的调整,一些城市更新政策中的旧城保护行为也可能使特定群体陷入贫困区域。这些既包括特定历史街区中的危旧房屋,也包括一些危改区域。由于历史保护的需要,这些危旧小区的基本生活设施改造缓慢,从而影响着这些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城市政府在解决城市贫困时,极易把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理解为地理空间,从而试图通过对城市特定区域居住群体的搬迁或空间改造、提升来解决贫困问题,但是部分城市为保护旧城而采取的“绅士化”城市更新已经表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往往导致更多的、原居民无法支付的“高尚”社区的出现,获得补贴的原居民被动迁到远郊区,从而实现了贫困的“转移”而非贫困的解决。

  

   再次,城市运行的多维干预与贫困分布。“城市变得越来越复杂,用核心和边缘,贫穷与富裕,黑人与白人等简单的分类只能管窥蠡测。因此,城市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分析这些差异,看看它们在何处具有效益,在何处则只是代表缺点的集中。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是持久的,如果要以某种形式重新考虑和维持社区和社会正义的观念,就要想办法纾解这种紧张状态。”(33)依然立足城市生存与经济收入的关系,朗特里把贫困分为初级贫困(primary poverty)与次级贫困(secondary poverty),对于前者来说,导致初级贫困的直接原因与家庭主要收入者有关,由于薪水减少,家庭负担过重,以及意外、失业、疾病、衰老导致的主要收入者的失能甚至死亡,将直接导致家庭陷入贫困。(34)朗特里发现,在众多的致贫原因中,这些原因是最为直接的。无疑,在朗特里这里,所谓的初级贫困就是需要以贫困线加以标识的、维系基本生存的绝对贫困。这一贫困二分法的优点在于其分析了作为自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既为社会人的出场提供了空间,也为贫困线的逐年提升提供了理由。

  

当下对于中国城市贫困的原因考察大多遵循着这样一种基于个人效用的、功利主义的思维路径。但是研究表明,导致贫困的力量往往并不单一,有学者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度的数据,分析了公共服务供给、生计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生计策略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发现城市相对贫困的形成存在空间分异,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致贫效应,城镇人口则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生计策略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上呈现出显著性。(35)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一旦公共服务不再区分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那么城市贫困的空间分布将不再具有身份的差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供给将共同影响着城市贫困的广度与深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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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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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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