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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剑:孔子协和万邦的民族观

更新时间:2022-07-14 19:05:56
作者:

  

   华夏族自起源始便是由多邦族、多文化融合而来,这就难怪乎华夏族自古对民族关系抱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血与火的战斗并没有让华夏族得出对抗冲突、以暴制暴的历史结论,而是在开放、包容的态度下,融合、交流的历史习惯中,得出了另一种处理民族关系更为有效的方法。作为三代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对此做过总结,形成了协和万邦的民族观。

   一、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礼乐文化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就已存在着华夏及夷蛮戎狄五大民族集团。孔子的民族观首先回答的是“华夷之辨”,这也是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他在民族观上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就文化方面论夷夏,他把当时人们区分民族界限的心理、语言、礼俗、服饰等标志,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标准:行周礼者为华夏,拒周礼者为夷狄。所以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这是因为整个华夏民族毕竟还是长期受周文化的熏陶,是文明水平高于夷狄的礼义之邦。

   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首要标准,而不是种族或血缘。华夏族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而其中又有一部分分化出去融入其他民族。《史记》载夏、商、周、楚、秦、赵及姜姓诸侯,都有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情况,说明不同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个民族之间在血缘或种族上已没有绝对的界限。不管地理位置如何、血统怎样,只要接受先进文化,就是华夏族;反之,就是夷狄。正如韩愈在《原道》中的评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孔子用文化区分民族的思想,不重视血缘上的差异,克服了种族主义倾向。这使以后的统治者在推行民族政策时,不搞种族隔离。对于少数民族,不是采取军事征服、血缘灭绝的民族政策,而是用先进文化吸引他们,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前来归附。这对我们今天多民族大团结大繁荣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四海一家

   孔子以文化作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并承认诸夏之文化先进于夷狄之文化,但这并不代表孔子歧视少数民族,相反,他完全不抱民族偏见,绝无歧视边远地区后进民族的沙文主义情愫,其根源在于他那四海一家天下同气的仁者襟怀。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述:“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郯子是上古时期东夷族少昊氏的后裔,孔子见其来鲁而前去问学,可见他所倡导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包括异族学者。同时,孔子认为,郯子所讲的内容其实是失传的“官学”,仍属华夏文化一脉。所以孔子反复教导他的弟子,对待夷狄蛮貊,也要充分尊重礼遇。“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因此他们宣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吕氏春秋·贵公》记载:“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可见孔子有意否定春秋诸国的此疆彼界而保持一种“天下人”的超越态度,绝不将他国异族看作化外异教贱类而歧视虐杀,这也便是后世儒家那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人和谐境界。

   三、处理民族矛盾的方法——以文化成

   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诸夏和夷狄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是难免的。所以春秋时期,各个诸侯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意在掠夺人口、侵占土地。

   孔子对这种血与火的战斗是坚决反对的。针对民族矛盾,孔子主张以文化成:“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句话是孔子民族政策的最好阐释。《论语·子路》亦云:“子曰:‘近者说,远者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这里的“远人”“四方之民”,无疑包括了甚至主要是指华夏之外的夷狄之民。孔子并不主张用对抗来解决冲突,也反对暴力征服,而是倡导通过华夏国家内部的“修文德”“好礼”“好义”“好信”等,来吸引夷狄之人的主动归附。孔子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即使不宣扬也会有很多人因仰慕、憧憬而来投奔。对于四方归附之民要“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妥善地加以安顿,给他们土地等生产资料,尽量减轻赋税,使他们尽快富裕起来,坚定他们在中原的生活信心,并用先进的华夏礼义文明来感染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华夏族的一员。这也与传统的“安迩民,徕远人”的政治理想相合。

   “修文德以来之”,寥寥数字,却包含了孔子处理民族关系的几个核心要素:开放、包容、自信、和平以及道德。其中,道德是根本,因为如果没有道德,就不会有自信,没有民族自信,很难去开放和包容,更不要说和平了。后世的中国执行了孔子处理民族关系的理念,用文化的、和平的方式,开放的、包容的态度去处理民族问题,而不是歧视和暴力。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在历史上,不用强制手段而使落后民族接受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实现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仍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象。孔子协和万邦的民族观在历史上就发挥了这种进步作用:一方面,它使少数民族文明水平迅速提高,加速了他们社会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又使华夏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兼容并蓄、荟萃精华的开放性特点,可以与其他民族在血统上、文化上相互吸收补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可以说,孔子的民族观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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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走进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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