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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论亚太局势与中日关系走向

更新时间:2022-07-14 10:35:41
作者: 杨伯江 (进入专栏)  
种种因素导致日本,特别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其外交政策基本是“双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视对华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台湾问题上,1951年日美签订安保条约时将“远东条款”纳入其中,1960年签订新约时继续保留了这一条(从第一条变成第六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就台湾问题作出了承诺,但此後并没有停止以日美双边安全安排干预台湾问题的操作,而且是越来越强。

   韩日关系短期内可能出现“脉冲式”改善 但持续多久令人担忧

   中评社记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不久与新上任的韩国总统举行电话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为改善日韩关系共同携手努力。您认为,日韩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有多大?

   杨伯江:韩日关系短期内出现“脉冲式”改善的可能性较大,但关系改善的势头能持续多久、能走多远令人担心。即便不是“昙花一现”,但一有风吹草动,恐怕就会矛盾再燃。韩日关系的改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而恶化往往只需要一根火柴。

   影响日韩关系的逻辑不是单一的,至少有两个层面是最重要的。一是国际战略层面。除了美国的推动和韩国希望改善对日关系、加入CPTPP之外,对日本来说也有改善日韩关系的需要。目前日本和周边关系处於冷战後最差的时期,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後,日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对华关系也出现更多挑战,对朝关系一直处於“冰冻”状态。从在美国的地区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角度看,日本也需要缓和对韩国的关系。

   二是国内政治层面。虽然美国一直想撮合日韩两国改善关系,但关键还要看当事国之间能否实现良性化互动。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日韩之间积怨深重,情况并不乐观。韩国经过民主化运动,发展至今实际已经形成为一个撕裂的社会,国内政治对立会直接投射到外交政策上。这次总统选举高度胶着,在俄乌冲突爆发、选情相对有利的情况下,尹锡悦仅以0.73%的优势险胜,也预示着今後执政之路不会平坦。加上尹总统作为“行政素人”、半路出家的保守派,能否有力领导庞大的国家行政系统,甚至是保守派内部能否保持团结一致,恐怕都存在变数。事实上,冷战後韩国政治史上也出现过保守派政权要加强对日合作,结果导致支持率下降而不得不紧急叫停的情况。

   美日韩形成“三边同盟”可能性不大

   中评社记者:拜登政府非常希望重建美日韩合作,以抵御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压力。您认为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是否有可能突破?

   杨伯江:其实,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民主党政府就一直非常希望能够促成此事。今後,作为韩日改善关系的成果,两国也可能唤醒2019年贸易纠纷爆发後被搁置的军事情报互换协定。

   不过,美日韩要正式签约、成为三边同盟的可能性并不大,更大的可能性是三个双边关系分别改善并加强合作,不仅是韩日关系,也包括韩美关系。韩美同盟本身也面临修复、改善的课题。

   说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不大,除来自日韩双边关系的阻碍因素外,还受到三边关系内在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对综合战略影响的评估。日韩的自主性在加强,美国的要求未必能得到完全响应。目前韩日都在努力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心向北约,彼此之间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处於竞争关系。最重要的,从韩国来看,如果以三边形式与日本结盟,除了国内可以预期的消极反应之外,对外战略上又能带来哪些收益,会不会反而自我限制了战略空间?可能的收益,与对韩中关系、韩俄关系、半岛南北关系的冲击和破坏相比,究竟是利大於弊还是弊大於利?这些,韩国政府不可能不仔细权衡。

   QUAD对亚太地区安全起到明显破坏作用

   中评社记者: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自成立以来,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您认为,其未来发展将对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演变带来哪些影响?您如何看待日本在该机制中的角色?

   杨伯江:QUAD对於亚太安全环境及安全秩序的构建和进化,很明显起到破坏作用。亚太地区的未来出路,在於构建地区统一、域内国家平等参与、反映各方合理诉求、利益相互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但我们看到QUAD的作用方向明显是相反的,它是在推动地区朝分裂、对立甚至是集团对抗的方向发展。

   日本在QUAD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它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日本和地区根本长远利益来看,QUAD并非合理的选项,日本需要和更多域内国家开展战略性、建设性对话,包括中日之间要进行深层次战略对话。战後日本在美国的主导和支持下,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完成了战後处理,被轻易宽恕了。但是,无论是在广泛的政治意义还是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战後处理”都并没有完结。日本如果沿袭“旧金山式思维”、将自己作为对立的一方,那麽它的路就会越走越窄。

   安倍用“曲线方式”影响政府政策 最终导致“进二退一”效果

   中评社记者:有观点认为,岸田内阁依然难以摆脱自民党内其他大派阀势力特别是安倍晋三的影响。目前岸田已执政半年多,就您的观察来看,您认为安倍对岸田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伯江:除了在党内政治上的影响之外,还有政策方面的影响。安倍正试图用一种“曲线方式”(间接方式)来影响岸田政府的外交政策。之所以采取“曲线方式”,是因为安倍现在已没有名分来直接“耳提面命”。安倍前段时间发表文章,讨论其外祖父、二战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思想,实际就是间接指责岸田现行对华政策过於软弱,不够强硬。安倍还为抨击岸田政策的网络文章点赞,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保卫台湾”,等等。这些都是在给岸田上“眼药”,旁敲侧击地对岸田政府外交政策施加影响。

   这些做法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安倍的言论代表自民党右翼保守势力的声音,比较极端,岸田不可能跟着他的拍子走;但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安倍代表着一方势力,岸田又必须予以重视,要有所回应。这样,就导致日本外交安全政策“进二退一”的效果,安倍往前走两步,岸田再往後拉一步,但最终结果还是进了一步。譬如前不久安倍发出与美国“核共享”言论,岸田马上表态称“无核三原则”没有变化,但同时对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表态就更积极了。

   中日合作竞争都在走向深水区 应从三个方向加以改善

   中评社记者:今年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对下一步的中日关系走向有何研判?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努力改善中日关系?

   杨伯江:对於下一步的走向,无论是合作方面还是竞争方面,中日关系都将走向深水区。以50年时间跨度来看,今天的中日合作不光是量的增加,其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无法相比的。比如,在地区视域下的合作、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 中日共同参与签署了《清迈倡议》,共同推动签署了RCEP等,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中日合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的贸易、投资、技术层面的合作,而是拓展到了社会治理、区域治理以及货币金融等一些深层领域。但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也明显增多,开始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那样一个个具体案例。

   至於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简单概括起来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不忘初心,坚守底线。坚守的这个底线就是和平与合作。在1972年之前,中日关系经历了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百年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後,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中日之间走过了没有官方关系、在政治上相互隔绝对立的23年。所以说,50年前的邦交正常化改变了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和发展方向,使之进入到一个和平共存、互利合作的新阶段,这是中日两国共同的福祉,是对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不断深化相互利益捆绑,让经济合作持续成为中日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一直是中日和平合作的重点基础领域,经济合作一直是中日关系的“推进器”“压舱石”。从合作潜力来看,尽管在“一带一路”等多元化发展战略下,中国对日经济依存度在量上有所下降,但在半导体等一些高科技领域,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对日本来说更是如此,在增长越来越依靠外需拉动的趋势下,所谓对华全面“脱鈎”纯属无稽之谈。正如着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所说的,“21世纪日本最好的国家战略,就是以中国为客户”。

   第三,进行真正深层次的对话,触及历史以及地区秩序、国际秩序构建层面的对话。中日关系源远流长,丰富而复杂,两千年的历史大致凝聚着三幅“面孔”:友好往来、刀兵相向和对立隔绝。即便在战後,也还有过二十多年没有正常官方关系的时期。中日之间积累了太多的“话题”,而很多深层次的话题是彼此早晚都要面对的。因此,除了务实合作、日常合作之外,恐怕还要开展一些建设性、战略性对话,来共同思考一下亚洲的未来、亚太的未来,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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