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更新时间:2022-07-12 00:20:17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引言:文明交错的空间——地中海、西域与东海

  

   1949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出版了他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这部书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这部书成为历史学的名著,非常有影响。布罗代尔为什么要以“地中海”为一个历史空间?人们为什么会关注16世纪的地中海?这是因为地中海是一个种族、宗教、政治异常复杂的地域,埃及人、亚速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交织,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由于海路作为交通渠道,使得环地中海形成了有关联的“历史世界”。在布罗代尔研究的那段时间里,包括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宗教与文化,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互相交流与互相影响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在这一空间的交错,使它成为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绝好聚焦点。

  

   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样,2008年,中国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也指出,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仅以宗教而言,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个“地中海”,尽管它不是经由海上交通,而是经过陆路彼此往来的①。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观看“交错的文化史”,“西域”这个区域即蒙元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文化交汇的陆上“地中海”,汉族文明在那里与其他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因而使“西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错综的“历史世界”。

  

   然而,在蒙元之后来看“交错的文化史”,那么我以为,“东海”即中国的右翼,也许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地中海”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西域”,在这个历史与文化错综交织的空间中,与本来就存在文化差异,逐渐“由异而同”的地中海和西域不同,朝鲜、日本与中国不仅逐渐“由同而异”,从共享历史传统转向彼此文化分离,而且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使得这个本来就与地中海、西域不同的文化区域,变得更加风云诡谲。或许,对这个文化交错的历史世界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超越国境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它进入“近代”之后复杂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或许也可以给全球文明史增添一个新的模型?

  

   一、西域:从近代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转向到敦煌的大发现

  

   欧洲对于中国的全面研究,或许在“传教士时代”已经开始。不过,大多数经由南海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记录,主要还是以传统汉族中国的历史、宗教和语言为中心,尽管欧洲人对于中亚、南亚和西亚早有相当多的涉猎,但是,最初他们并没有把“西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世界来看待②。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要到19世纪,随着崛起的欧洲列强对亚洲日益增长的兴趣,也随着欧洲人在西亚、中亚以及远东地区“探险”式的考察热,欧洲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周边”,研究的视野陆续拓展至后来所谓的满、蒙、回、藏,对中国的研究资料也开始超越汉文文献,广泛涉猎各种中亚、南亚和西亚的资料③。当时,西洋的一些学者与探险家除了对亚洲腹地的“实地探险”之外,他们也开始了对各种亚洲资料的“文献探险”,随着新文献的大量出现,所谓“东方研究”无论在语言文字、空间范围、历史现象还是关注焦点上,都开始超越了汉族中国,扩展到了“周边”,尤其是,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渐渐形成了现在所说的“西域”这个历史世界④。

  

   随着西洋学术与思想进入东洋,这种“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在明治以后的日本兴起。大体上说,1890年代以前,一般日本中等教育领域对于中国史的介绍,是用《十八史略》,而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历史,则是作为“汉学”的一部分,仍然囿于中国文献范围与传统中国观念之中,不仅资料未能超越汉文文献,空间未能拓展至传统中国之外,立场亦未能超出作为东邻的日本。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转型,也在渐渐变化,在这一方面,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四卷五册有指标性意义⑤,这部“一改中国传来之旧史籍,易之以西洋式的理解天下大势方式”的著作,在最前面概论中国地理、人种、东西交通时,就用了作为最新知识的欧洲文献,而他对于蒙古史的兴趣,也影响了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描述⑥。这一思路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日本学者,如被称为日本现代史学开创者之一的白鸟库吉等,据榎一雄后来追忆,大概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间(1894-1895),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与《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两年,这种认识在那珂通世那里就已经明确,而白鸟库吉也在高中读书时就受到启发,后来这位日本亚洲研究的重要推手白鸟,就很自觉地要把中国研究扩大到周边,并在这一方面,立志“使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超越西洋学界之上”⑦。其后,在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要》中,特意把原来书名中的“支那”改成“东洋”,据说,这是“顺应了当时学界和教育界的趋势”。什么“趋势”呢?据田中正美说,就是明治二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自信高扬与强化的背景下,“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⑧。稍后,大正年间出版的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更在《总论》中论述把历史范围扩大到东亚、南亚和西亚的意义。“这是以前没有的新学问”,用宫崎市定的话说,这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要解明东洋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运”,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地平等的立场”。这促使日本学术界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形成了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而东洋史与中国史相当不同的一点,就是注意满、蒙、回、藏、鲜,尤其是关注“西域”⑨。

  

   其实在清代中期与晚期,中国有关西北史地之学也开始崛起。在清代,一方面西部的疆域大大拓展⑩,但另一方面西北又始终不平静,不仅对内军事行动不断,对外又频频有外交交涉,这刺激了对西北地理、民族和历史的关注(11)。因此,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既超越内地十八省空间,也超越三皇五帝历代王朝历史的“绝域与绝学”(12),一方面作为“考据之学”的自然延续,一方面作为“实用之学”的应时兴起,逐渐成为学术潮流。特别是当他们开始接触域外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这种学术趋向就激起了传统学术的嬗变。以蒙古史为例,在钱大昕以后曾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之作;到了晚清,洪钧修《元史译文证补》,屠寄修《蒙兀儿史记》,就务求蒙古在历史中固有之分际,扩大蒙元史之范围。如屠寄引用资料就远远超出传统汉文史料,有高丽史料、云南史料、西域史料,尤其是采用了各种外文史料,如施特哀丁《蒙兀全史》、撒难薛禅《蒙兀源流》、多桑《蒙古史》、美国米亚可丁《蒙古史》等(13)。在那个时代,一些学者们开始参与到如突厥三大碑的考释(14)、蒙元文献的译读(15)、唐代三夷教即火祆教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景教和摩尼教的研究等等国际性的课题中(16)。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看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17)。我总觉得,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无论在视野、工具、文献上看,这都是一个巨大变化,王国维所谓“道、咸之学新”的“新”,就是指这个时代学者逐渐进入乾嘉诸老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他所说的“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后两条即与“西域”相关(18),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所谓中国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书的大发现,更大大促进了“西域”研究,这些千余年之前的古文献,不仅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而且也由于资料多藏在域外、文献涉及语言繁多、宗教来源成分繁杂、历史地域偏向西侧,迫使学界不得不超越乾嘉诸老的治学方法,面向国际学界的挑战,开出一个新天地。所以,当时中国历史学的领袖人物傅斯年和陈寅恪都看到了这个新趋势,傅斯年曾在宣言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简单明了地呼吁,中国研究要“将来一步一步西去,到中央亚细亚”,而陈寅恪则委婉地表达,“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把研究西域和经营西北彼此钩连,暗示了这一波学术趋势的发展路向(19)。

  

   二、东海:传统文明在东亚近世的交错与分离

  

   不过,西域作为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后,虽然也有陈诚(1365-1457)出使西域,但毕竟时过境迁。不妨举一个例子,17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Bonoit de Goes,1562-1607)曾试图不经由习惯的海路,而从中亚寻找从欧洲探访北京的陆路,尽管他最后到达了中国,但是在他的记录中留下的是“愈前行,危险与疲劳渐增……道路既危险,复有盗贼之虞”,在这一路上,他不仅“始终与盗贼、水灾、山岭、风雪相争斗”,而且缺少水源和食品的戈壁沙漠,也让他吃够了苦头(20)。

  

   道路畅通交流便繁盛,渠道壅塞来往就困难。郑和七下西洋象征着东海海路的逐渐兴盛,而鄂本笃的经历则象征着西部交流的渐渐淡出,因此“西域”作为亚洲历史、文化和宗教交融中心的历史,在蒙元时代以后差不多即告一段落。其实,自从唐宋两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相继被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遮断,而“背海立国”的宋代逐渐把重心移向东南之后,尽管有蒙元时代横跨欧亚,但毋庸置疑的是,或宽阔或狭窄或交错或宁静的“东海”,似乎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更重要的交流空间,同时也因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种种原因,日本、朝鲜、琉球、越南以及中国等等,在这个空间上演了彼此交错与互相分离的复杂历史,这使得“东海”成为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历史世界。

  

   对于东亚海域的研究,其实一直就有。随着16、17世纪以后葡萄牙、荷兰等国的东进,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欧洲传教士东来以及稍后列强对于环东海诸区域的渗透和占领,这种研究逐渐展开,而新兴的人类学(或者也可以说是民族志)、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更刺激了这种“异文化研究”的兴盛(21)。尽管欧洲汉学界影响较大的学问,一直是在“西域南海”,即吐蕃、波斯、爪哇、真腊、安南、蒙古、占城、高昌、印度、吐谷浑、黎轩、罽宾,重点研究的宗教是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最多引证的典籍是《诸蕃志》、《魏略西戎传》、《瀛涯胜览》、《真腊风土记》、《玄奘传》、《元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宋云行纪》、《使印度记》等等(22),但是,随着东印度航路发现后欧人东航到达日本、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越南与菲律宾等等地方(23),随着研究时段下移至明、清,19世纪中叶以后,“东海”的文化、历史、宗教、地理、习俗,也开始进入欧洲东方学者的中心视野(24)。

  

然而,把“东海”作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来研究,在环东海诸国学界的发展状况却不尽相同。也许,中国由于在历史叙述方面自给自足,常常会忽略“周边”,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日本在本国的文献记录、文化源流、政治交涉、贸易往来各方面的历史叙述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22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