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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青:笃行其道——张海鹏先生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2-07-11 10:36:38
作者: 王凤青  

  

   内容提要:张海鹏先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他推动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创办《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形成“一会一刊”的抗战史研究和交流平台;运用大历史观思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复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走向纵深、走向国际;围绕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及相关问题提出新认识、新观点、新论断,自觉维护抗战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努力探讨台湾问题与抗战的关系,从学理层面反驳 “台独”谬论,促进大陆学界台湾史特别是台湾抗战史研究的发展。张海鹏先生还持续关注与中日关系走向密切相关的抗战历史问题,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是铁的事实,日本必须正确认识自身侵略历史,为解决起伏波折的中日关系提供历史借鉴。张海鹏先生为推动抗战史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擘画了抗战史研究的框架和全局,具有前驱先路的开拓之功。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枢纽,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史学科初创以来,中国抗战史研究已走过40多年历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显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国抗战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有作为、有担当的历史学家的组织、引领和推动密不可分。张海鹏先生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不但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国抗战史研究方面倾注大量心血,投入大量精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织者、引领者和推动者。目前,学术界对张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已有不少探讨。有学者从宏观角度考察张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发展的贡献,有学者梳理张先生与中国史学会的关系,有学者评述张先生在台湾史学科领域的学术成就和现实关怀。关于张先生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关系,虽有学者做了初步探讨,但对他为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所做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的总体考察还较为薄弱,仍有进一步讨论和总结的空间。

   一、 推动筹办创立“一会一刊”,搭建抗战史研究和交流平台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两国关系一度发展平稳。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从未进行彻底反省和忏悔,导致出现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对侵华战争进行歪曲和无理辩解等一系列引起中日关系紧张的举动,中国亟需加强对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以应对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进展缓慢,且存在“某些判断、评价上的偏颇”和认识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象。这引起中国高层领导的关注。1989年8月和11月,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胡乔木接受美籍学者吴天威的意见,两次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建议依托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成立民间性团体,调查日本侵华暴行。收到胡乔木的第一封信后不久,刘大年即专门找到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张海鹏商议此事,希望张先生协助他“组织抗日战争民间社团办一些具体事情”。张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晚清史,对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情况并不熟悉,但基于对刘大年工作的支持和深切的现实关怀,他毫不犹豫地“立即答应”此事。这使他与中国抗战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海鹏先生参与了创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以下简称“抗战史学会”)的全部筹备过程。抗战史学会最初的名称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以胡乔木名义向中央提出创办申请。根据刘大年的安排,张先生负责起草研究会章程、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央的报告等。实际上,他所做的远不止于此。1989年11月,在征求刘大年意见后,他在起草致中央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了抗战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报告指出,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可以促进民族觉醒,激发爱国主义精神;能够与港澳台、海外华人找到共同语言,便于统战工作;能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亦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由于种种原因,到1990年10月前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提出,由胡乔木担任名誉会长,并决定创办一个与抗战史研究相关的刊物。刘大年希望由近代史研究所承办这个刊物,但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经费,无论是成立研究会还是办刊物,都需近代史研究所“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于张先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新的设想,张先生“重新起草给中央的报告,重新起草学会章程,重新提出学会各项人事安排建议,以及写给胡乔木转李鹏总理要求拨付经费的信”。他还提议仿照中国史学会名称,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改称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这个意见最终被采纳。

   李鹏总理收到信后,对其中所提建议非常重视。11月2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来信内容落实问题,张海鹏先生应邀出席。会议期间,民政部、财政部的有关人员认为,“一个个大事件都要成立研究会”,简直是“叠床架屋”,对成立抗战史学会、创办抗战研究杂志“很不以为然”。张先生力排众议,全面陈述了成立学会、创办刊物的理由和必要性。他指出,抗日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事件,加强抗日战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既是学术需要,更是国家需要,“国家理应支持”。经过据理力争,会议同意了信函所提建议,决定抗战史学会先进行社团登记,刊物先申请刊号,再办理财政拨款。后来,李鹏总理批准70万元的经费预算,抗战史学会的成立自此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1991年1月23日,经过近一年半的酝酿,抗战史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张海鹏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由他起草的胡乔木的贺信。这次大会历时两天,通过了抗战史学会13位名誉顾问名单,以及包括张先生在内的14位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这是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盛事。

   抗战史学会成立后,学会刊物《抗日战争研究》的筹办工作也提上日程。《抗日战争研究》最初考虑由刘大年和戴逸任主编,张先生任副主编,后又决定由张先生任主编,与刊物创办有关的所有事务均由他具体负责。为办好刊物,他统揽申请刊号、组建编辑部、申请办公用房、征集创刊号文章、组建编委会等所有事务,且这些事务“几乎同时进行”。为提高《抗日战争研究》的影响力,他向刘大年建议请胡乔木撰写发刊词,聂荣臻为刊物题词。胡乔木的发刊词是在张先生为其起草的抗战史学会成立贺信基础上“稍加调整”后形成,聂荣臻的题词为“研究抗日战争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他还专门请刘大年主持召开了一次《抗日战争研究》编委会会议,与会学者对于如何办好刊物提出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张先生也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致读者》一文中指出,本刊致力于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举凡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问题,都在“研究讨论之列”。他同时提出,“尊重历史,遵循科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办会宗旨,也是本刊的办刊宗旨”,“提倡一切实事求是的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张先生特别重视青年学者的参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提高我国抗战史研究的水平,希望在于大批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的顺利成长”。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开幕之际,《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及时运到会场,得以与出席大会的所有学者见面。

   抗战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创办是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的大事件,“标志着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学科”。抗战史学会成立后,即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相继于1991年9月、1993年1月、1997年7月参与主办三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截至目前,《抗日战争研究》已刊载学术论文2000余篇,召开近百次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以及8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一会一刊”在推动和引领国内外抗战史研究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研究》创刊25周年时,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颇有感触地写道:“深感创业难,所谓事不经过不知难。当年创业简陋,今天成就巨大,令人感慨系之。”在创办抗战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的过程中,张先生任劳任怨,笃行不怠,充分发挥了“开创者”的作用。“史家在学术组织、领导方面的实际作为,也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办抗战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已成为张先生学术生涯中熠熠生辉的一页。

   二、 全面思考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纵深、走向国际

   张海鹏先生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独特认知。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宏观层面思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复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努力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纵深、走向国际。

   在抗战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如何看待其历史意义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人们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基本认识,而且决定着研究工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学术界大都认识到了这段历史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比如有学者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关键性的一章”,经过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开辟出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道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一个伟大的转折”;“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由此可见,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必要的。张先生从研究抗战史伊始,就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他从大历史观出发,基于对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发展趋势的认识,指出抗日战争“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五四运动以来大幅前进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提升”。张先生认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中国由此开始登上大国活动的舞台。他特别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为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一是废除了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各种枷锁,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二是让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战后的发展道路应该废除独裁专制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选择中国社会独立的发展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中国不走资本主义而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后来还指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华民族“迎来了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这些论述丰富和深化了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关键性篇章”“伟大的转折”“复兴的枢纽”等概念的认识,有利于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纵深。

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样意义非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拖住80%的日军兵力,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也减轻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压力,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欧亚的企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冷战”局势,中国的抗战史在西方国家“被掩埋”,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抗战中“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还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盟军已“被遗忘”。基于对中国抗战史的了解和研究,张海鹏先生认为,西方对中国抗战史的认识“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是极不公正的,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问题,也与中国学者没有掌握抗战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张先生进而指出,认识和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需要摒弃欧洲中心主义,不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看成欧洲战争或太平洋战争。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有两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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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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