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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青:笃行其道——张海鹏先生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2-07-11 10:36:38
作者: 王凤青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间,大陆有识之士亦从未放弃过争取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努力,甲午战后如此,抗战期间亦如此。他特别指出,抗日战争对台湾回归祖国具有重要意义。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日本占领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正是根据这两个国际条约,1945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进入台湾,中国政府代表从日本人手里正式接收台湾。“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创造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结局,台湾的回归祖国是很难设想的”。

   为解决台海分裂对峙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祖国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的设想,这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然而,这一对两岸关系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设想并未得到台湾政界的积极回应,一些人以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无历史经验可循为由拒绝了这一方案。基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张先生认为“一国两制”无历史经验可循的说法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一国两制”在进入民国以后就已经客观存在。具体到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不能不承认中共中央、陕甘宁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这一现实”,“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在敌后各地,陆续产生了一些抗日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治下的地方政府,事实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与国民政府并存。他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时期真正的“一国两制”现象,一国是指大家都是中华民国,即一个中国;两制是指国民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边区政府由共产党领导。边区有自己的辖区和人民,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施一系列抗日政策,与国民政府有诸多不同,在领导体制、指导思想和追求的长远目标上,与国民政府有根本差异。但是它们有一点是相互认同的,即国民党体制下的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共产党体制下的边区政府是地方政府。张先生从汲取历史经验的角度指明,“一国两制”是“解决海峡两岸关系的最恰当的安排”,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而设计的。这些认识建立在准确的史实基础上,言之有据,让人无懈可击。

   张海鹏先生认为,台湾史学科的创立和成长,人才是重中之重。因此,他在推动台湾史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台湾史研究人才的培养。迄今为止,张先生已为台湾史研究方向培养了5名博士生和5名博士后,他们各有专攻,各有成就,研究选题大都集中于甲午战后到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之间的历史,为研究这一阶段包括抗战时期在内的台湾史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五、 注重以史为鉴,关注与中日关系走向密切相关的中国抗战问题

   张海鹏先生认为:“历史学如果脱离了社会现实,不为社会现实服务,它的作用就很小了。”他写过不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章,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研究现实问题,而是为了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资料,通过历史问题的阐述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面对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不能进行深刻、彻底的反省,特别是右翼势力故意歪曲和否认侵华事实,导致中日关系时常出现起伏波折的现实,张海鹏先生努力从抗战历史及抗战史研究中寻求解决中日关系的学术和思想资源。

   第一,日本侵略中国是铁的事实。张海鹏先生在研究中国抗战史时,并未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抗日战争本身,而是将它放在近百年中日关系发展脉络中考察。在系统梳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一系列事件的基础上,他严肃指出,在近百年的中日关系史上,“日本对中国刀兵相见的日子,多于和平安静的日子”,“近代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他针对日本喧嚣一时的修改教科书丑剧,与步平共同主编《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一书,以翔实的史料记述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及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充分揭露了日本教科书歪曲侵华事实的本质。

   第二,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张海鹏先生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为实施灭亡中国的图谋而发动一系列侵华事件,“给中国带来了有史以来最深重的灾难”。日本的势力扩张到大半个中国,在中国境内制造了伪满洲国、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和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傀儡政权,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人民2000万以上的伤亡,1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几千万和平居民奔走流徙、辗转沟壑。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惨死;分布在各地的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至今白骨嶙嶙。‘三光’政策,烧杀奸淫,在中国人心头上留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痛苦。731细菌部队、遍布东北许多地方的所谓‘死亡工程’、‘人肉工程’,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遗落在中国境内的为数巨大的毒气弹,至今仍成为中日间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论述以具体数据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恶和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读来让人触目惊心,使人们对日本侵华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第三,日本应该反省侵略中国的历史。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针对因中日关系逐渐恶化而有人主张“搁置”中日历史问题的观点,张海鹏先生指出,中日关系出现危机的主要因素“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不能把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问题,处理化学武器问题,“慰安妇”和劳工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修改和平宪法和海外派兵问题,简单地看成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而应认识到,这些都是日本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具体表现。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并非解决中日关系的良策,“现实之中总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 忘却历史不是现实的要求”,必须“抓住正视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这一条不放”,才能真正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他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时再一次指出:“回顾二战中日本作为战争策源地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是中日两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认识这段历史的症结点”,中日关系的解决应从历史认识着手,日本应该像德国那样建立“对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针对某些日本人的所谓“受害国”心态,他尖锐地批评道,日本人记住了原子弹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却忘记了日本加给它的邻国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长久的损害”。他进而指出,日本否认侵略中国的历史,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的感情,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当然,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如家永三郎即本着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原则,与日本修改教科书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要求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历史。张先生认为这是对待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他还呼吁日本历史学者,把“真实的日中关系历史真相教给日本青年,也教给中国青年”,以培养出能正确处理历史问题,也能正确处理现实问题的下一代国民,将中日关系推向新时代。

   第四,中日两国都应从两国关系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张海鹏先生认为,研究、认识历史,是为了吸取教训。研究近百年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是抓住历史不放,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他认为中日两国都应该从两国关系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于中国而言,应该始终铭记“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当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有平等的中日关系,要求国人紧抓经济建设不放,增强综合国力;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要称霸,不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于日本而言,要深刻反省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和战争经历,认真思考侵略战争的历史和责任,彻底清除自明治时代起就深入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神国观念、皇国史观,要认识到军国主义不仅未使日本实现强国目标,反而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本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是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敌人。这些认识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从战略视野和长远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的智慧。

   第五,评析抗日战争遗留的钓鱼岛及琉球问题。钓鱼岛问题是横亘在中日之间无法回避的问题。钓鱼岛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划归中国台湾省管辖。日本在甲午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由内阁做出决议,强行将钓鱼岛列屿划归日本冲绳县管辖,完全是违反国际法的。2012年9月,日本以钓鱼岛与《马关条约》没有关系为由,悍然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直接引发中日关系的紧张,引起中国强烈抗议。张先生通过征引大量史料证明钓鱼岛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台湾附属岛屿,“日本采取‘暗劫’手段,将中国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又利用《马关条约》收获‘窃占’中国钓鱼岛的‘红利’,但仍然心有余悸,于是采取秘而不宣的手法,以制造‘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既成事实”。由于钓鱼岛与琉球的关系,如果不把琉球问题摆进去,很难将钓鱼岛问题讲清楚、讲彻底,由此张先生开始关注琉球问题。他通过研究指出:“日本染指琉球,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用战争行为来完成的。”实际上,琉球自古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明朝初年就与中国建立了藩属关系。1879年,日本强行挟制琉球国王到日本,吞并琉球王国,改为日本所属冲绳县。日本的行动从未得到清政府的承认,琉球问题是一个“尚待谈判解决的悬案”。1943年《开罗宣言》宣布日本窃据中国的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放弃侵占的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理应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张先生还指出,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宣布清政府签订的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切对日条约作废;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与蒋介石商议琉球归属问题,虽未形成定论,但说明中美两国并不认可琉球是日本领土;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也提出琉球应归中国管辖。这些都是琉球问题可以“再议”的法理依据。他由此明确指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这些分析有理有据,冷静客观,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深邃的学术眼光。

   “琉球再议”的提出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国际频道、凤凰卫视“时事开讲”栏目、香港《文汇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环球时报》等先后报道了这篇文章。香港《文汇报》指出,如今阐明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可以证明不论按照历史渊源,还是根据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公约,中国都可理直气壮地争取琉球和钓鱼岛的主权,有足够的法理和事实依据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通过讨论日本在历史上的不义之举,中国可以在道义和法理上对日本施压,逐步击破日本争夺钓鱼岛主权的法理基础。日本官方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文章发表当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即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5月9日,安倍首相叫嚣要“向世界说明日本的立场”,“否定中国的不正当主张”。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也对此表态:由于在冲绳有驻军,美国承认日本对冲绳的主权,但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不表示立场。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文章,竟然引起众多媒体和中、日、美三个大国“几乎同时关注”,是非常罕见的。张先生研究历史问题是“在回应现实的挑战”的治学追求于此可见一斑。

   结 语

   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发展,刘大年先生具有奠基之功。将刘大年先生的构想落到实处,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张海鹏先生。创办刊物、成立学会、组织凝聚研究力量等诸多方面,均由张先生躬体力行。可以说,中国抗战史研究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步入轨道,两位先生都居功甚伟,具有前驱先路的开拓之功,二人发挥的作用各有侧重。张先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搭建“一会一刊”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倡导和实践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践行鉴古知今和以史经世理念等诸多方面。张先生的这些努力擘画了抗战史研究的框架和全局,丰富和完善了抗战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还应看到,抗战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需要处理好二者关系。张先生认为:“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简单的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张先生一方面关注现实,从准确把握现实中生发出对历史的思考及对抗战史这一分支学科的倡导和推动;一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以历史比附现实,注意把握历史与政治的分际,把握现实政治与史学的平衡,从而使认识和结论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此外还应看到,张先生不是纯粹的书斋学者,而是战略型学者,是具有战略眼光和思想的历史学家。他曾指出,“社会需要能够进行宏观研究的战略思想家”,学者应该关注宏观问题,关注战略问题,他在抗战史问题上的很多认识和观点都体现出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宏观格局。这种“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注重思考宏观理论问题的治学方法与研究路径弥足珍贵,值得后来者学习、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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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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