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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青:笃行其道——张海鹏先生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2-07-11 10:36:38
作者: 王凤青  
“东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国”。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又于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日本是亚洲战争策源地,无论是从历史史实和历史逻辑来说”,都“难有异议”。其次,战争爆发点有两个,“卢沟桥事变是亚洲地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向一个大国发起全面进攻的开始”,“是二战亚洲起点(另有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起点)”;“德国侵入波兰,成为二战另一个起点,即欧洲的起点”。再次,战争的结束点也是两个,1945年5月8日苏军进入柏林,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宣告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亚洲战场的战争结束。最后,二战存在着两个主要战场,一个是亚洲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亚洲战场主要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两个战争爆发点或起点、两个战争结束点、两个主要战场等论断的提出,表明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概念、模式”,有了“自己的话语权”。2015年5月17日,俄罗斯政论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独立报》发表《不应遗忘“二战的另一半”:中国抗战》一文,主张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强调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体作用。这表明张先生的观点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乃至认可,对于中国抗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具有重要意义。

   三、 围绕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作用及相关问题提出新认识、新观点、新论断

   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作用及相关问题是抗战史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也是 “最复杂、最敏感而又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问题,都是抗战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困扰学术界、制约抗战史研究发展的问题。张海鹏先生注意到,“关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究竟哪一个是主战场,讨论中有不同意见”;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学术上的探讨很热烈”。他在系统考察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及时做出学理上的回应,自觉维护抗战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得来的,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作用均应得到充分肯定,但中共发挥的作用更大。张海鹏先生认为,“在抗战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发挥的作用,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战争,是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击日寇的解放战争。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尽管没有放弃“反共”,但也没有放弃抗战;尽管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甚至对日妥协,但毕竟没有降日,这与汪精卫叛国投敌有着本质区别。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他同时强调,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对等,“共产党是主动积极的,国民党是被动接受的”,“共产党推动国民党抗日,监督国民党抗日,批评国民党在抗日大局上的动摇”。如果没有这种监督和批评,“抗战前途不堪设想”,“抗战往前进行是极为困难的”。他还指出,国民党参加抗战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完成的。同样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将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种认识在坚持国共两党都对抗战做出重要贡献的观点的同时,纠正了国共在抗战中发挥作用貌似对等的模糊认识,充满着辩证法色彩,也更为接近历史实际。

   研究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评价问题,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贬低者有之,抬高者亦有之;全面肯定者有之,全面否定者亦有之。究竟哪一种观点更为接近历史真相,更能令人信服,一直没有明确答案。张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凡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站在反帝反封建一边、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历史正义一边的历史人物,应予以肯定。反之,则要否定。根据这一原则,他指出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是错误的,应该否定;在全面抗战期间,他实行抗战第一,“反共”第二,虽然将抗战坚持到底,但不支持中共抗日,不支持发动人民群众抗日,存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可以说是功略大于过。这种具体时期具体分析的方法,有助于客观把握蒋介石的功过是非。他不认同某些学者提出的蒋介石有大功亦有大过的观点,认为这种论断“似乎很公正”,“貌似客观公允”,但实际上“缺乏辩证法思维,缺乏对蒋介石一生综合地分析”,因此是不够客观和公允的。这些看法纠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蒋介石评价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笼统评价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抗战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现象。

   第二,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存在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但两个战场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不同。张海鹏先生指出:“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存。这种状况的两个战场并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所独有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军队,有国家提供的后勤支持,与敌人正面相抗衡;中共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两个战场“互存互补,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的”。两个战场互相配合,共同支撑了中国的抗战,在战略意义上“同等重要”。他同时指出,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完全一样”。敌后战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游击战争,到抗战后期获得很大发展;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比较积极,在抗战相持阶段则比较消极。两个战场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到全国政局的演变,“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这种认识相对于此前中国抗战存在“两个过程”、有“两种演变”、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都不能看轻的观点,无疑是一种进步和深化,有利于准确把握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地位及其对抗战的具体作用。

   第三,抗日战争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两个中心的地位不同,存在着力量发生消长变化的动态过程。对于抗战时期存在两个领导中心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观点甚至截然对立。张海鹏先生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领导中心,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国民党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着民族战争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必需的国内团结坚持了下来,这对于争取抗战胜利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两个领导中心的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共同“构成了两大战场的政治保障”,“少了其中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张先生还认为,两个领导中心在抗战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样,不是一个从属一个”。由于国共实行不同的抗战路线,导致“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大变小,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小变大”,这也成为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垮得那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迅速成立,近代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纪元的原因”。这些论断发展了学术界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都起了领导作用”、国共双方力量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消长变化的观点,同时也驳斥了社会上存在的“美化国民党抗战,否认共产党抗战”的错误认识,引领了抗战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张海鹏先生对国共两个领导中心力量发生消长变化的论断并未停留于表面,他以皖南事变的善后为个案,剖析了这种变化的具体体现。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对国共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变,如何善后不仅影响抗战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关乎国共两个领导中心能否赢得民心与民意,进而发展壮大。张先生指出,对于皖南事变的善后,国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国民党是军事上严,政治上宽;共产党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不同的策略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影响:“共产党在军事上受挫,但在政治上提高了威信,得分不少;国民党军事上占了便宜,政治上丧失人心,失分甚多。”他进一步指出,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名义上仍须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形式上仍使用统一的法币、遵守统一的政令法令;事变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与中共军队的联系,中共政权和军队也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蒋介石已不能再命令中共。这些见解使人们对于两个领导中心力量发生变化的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读来让人耳目一新,体现出张先生“在大背景之下探讨微观问题”的深厚功力,是抗战史和皖南事变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四、 着力探讨台湾问题与抗战的关系,促进大陆学界台湾史学科建设

   20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之行,对张海鹏先生产生重要影响,为他后来从事台湾史研究播下了种子。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然而,由于台湾被割让后台湾人民产生的“弃儿”悲怨心理,加之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台独”言论不时在岛内出现,台湾学术界也出现脱离中国历史实际、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台湾史研究倾向。作为具有强烈使命意识的历史学家,张先生深感大陆学界加强台湾史研究的迫切性。

   2002年4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成立,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创建,均由张海鹏先生担任主任一职,这使他成为台湾史研究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台湾史学科具有独特的内涵,既包括台湾历史研究,也涉及台湾现状研究。张先生认为,台湾历史研究是基础,“没有台湾历史研究作为支撑的台湾现状研究,未必能走得很远”。由于台湾问题与抗日战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又将日据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台湾历史作为重点关注领域。他指出:“甲午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对后世的影响是无比深刻的,很值得学者展开深入研究。”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第一,搭建台湾抗战史研究的框架。2012年张海鹏、陶文钊主编的《台湾史稿》,把台湾日据时期50年的历史,分为“台湾的割让及人民的反割让斗争”“台湾总督府统治体制与台湾政治”“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社会状况”“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与文化”等专章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此外,该书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大量史料证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体现了台湾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的台湾史观,即从“一个中国”的历史观来观察台湾的历史,从而驳斥了意在分裂中国的“台独”史观,确定了研究台湾史的指导思想和学术体系,“树立了大陆学界关于台湾近现代史的话语权”。

   第二,加强对台湾人民抗战问题的研究。2015年张海鹏先生作为首席专家获得了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委托课题“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主要研究1895年5月到1945年10月间台湾人民进行的武装和非武装抗日活动。该课题的立项与研究意义重大,不仅“对日据台湾史研究大有助益”,而且“将有力回应”台湾当局的错误“台独”言论。

张先生指出,《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湾人民始终没有放弃反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斗争。在长期武装抗日斗争中,“共有六十五万台湾同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台湾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然配合国内抗日战争,进行着艰苦的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例如,台湾同胞坚决抵制日本殖民统治者发起的“皇民化”运动;“部分台湾同胞积极参与抗日武装斗争”,有的甚至“辗转返回大陆,与原在大陆的台胞一道,投身于祖国的抗日大业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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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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