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文魁:数字经济的内生特性与产业组织

更新时间:2022-07-10 14:34:03
作者: 张文魁  

   摘要:作为新通用技术的数字技术,给数字经济赋予了如下方面的内生特性:信息产品的非争夺性,信息的边际成本趋零,数字市场在线不在场,大数据成为关键投入品。在这些内生特性的主导下,数字经济产业组织的焦点不再是市场结构,而是自我优待、拒绝交易、差别化定价与激进补贴、杀手型并购等策略性新式行为。不过,这些新式行为的要害在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由数据与算法所驱动、所引领。如果对数据和算法缺乏科学和有力规制,就会刺激对数据的滥采滥用、对算法的不当和过度使用,从而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公害。因此,数字经济产业组织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防止新公害方面。从长远而言,需要建立一个可嵌入未来并基于场景的数权体系和算责制度,这与工业经济时代所建立的产权体系具有同样的基础性意义。此外,产业组织政策还应防止对数字创新造成不必要的妨害,并防止对市场化风险资本的正面作用形成不当抑制。

  

   关键词:数字经济  产业组织  反垄断  数据

  

   一、引言:数字技术成为新通用技术

  

   根据我国有关部门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它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大部分,其中互联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显然,数字经济建立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以及互联网技术,数据的采集、传送、处理技术,以及算力等技术的基础之上。这些都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最新发展和未来突破还包括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量子计算、虚拟现实、脑机接口等技术。当然,更遥远的数字技术将有哪些品类,现在还难以预料。

  

   从已经显示的趋势来看,数字技术极有可能是新通用技术。因此,其渗透性将会远远超过目前范围,对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强劲性和持久性会超过许多人的想象。蒸汽动力技术是第一个现代通用技术,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内燃动力和电气动力技术是第二个现代通用技术,引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经济学家Bresnahan和Trajtenberg(1995)认为,通用技术不但能广泛应用到其他部门,而且其自身有着巨大的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空间,并带动新产品、新业务不断出现,从而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阿格因和豪伊特(2011)则更加系统地论述了通用技术如何影响增长和分配。这些经典研究都反映了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的力量。而数字技术作为新通用技术,似乎正在引发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甚至一些人认为现在正在向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过渡。

  

   不过数字经济的新技术,及其派生的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却对产业组织带来巨大影响,并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刘鹤(2022)就指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不断渗透、不断扩张,成为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在信息网络产业中,不一定会是原子式竞争,一大批有竞争力的甚至会产生垄断作用的优势公司将会崛起,新经济的产业组织格局演变要比传统产业快得多,汽车、钢铁等行业从自由竞争走到垄断竞争用了上百年时间,而信息产业只用了十几个月时间;新经济将突破传统的金字塔纵向结构,向横向、互动、扁平的组织结构过渡,并将引发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结构重大的变革。显然,刘鹤对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在产业组织方面所呈现出的不同于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的新特征,以及这些新特征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分析。巴苏和考希克(2021)的研究显示,数字技术对市场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譬如导致市场搜索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把全球经济带入“锯齿型”产业组织时代,使得企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实施价格歧视等策略性行为。与刘鹤的研究相比,巴苏更重视对数字企业竞争行为的分析。而Rochet和Tirole(2003)则对互联网平台的规模经济性和网络外部性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双边市场模型,强调双边市场已无法用传统的竞争—垄断理论框架来分析。Eisenmann等(2006,2011)对双边市场平台的竞争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这个市场存在着赢家通吃倾向,企业在定价策略上面临着复杂的选择,并发展为商业生态竞争。Calvano和Polo(2021)从创新的视角,分析的数字市场的网络效应、数据的重要性以及高集中度现象,强调反垄断政策不应该伤害创新激励机制。江小涓(2020)指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三次产业相互内置会形成新的产业形态,新型的物—物、人—人和人—机交互方式会进一步显现,数字化生态将跨界成长,因而治理数字经济与治理传统经济有很大不同,并给监管带来新课题。

  

   事实上,数字技术对产业组织的深刻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而且已体现于全球反垄断和规制浪潮之中。美国国会于2020发布的《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2020),欧盟于2022年通过的《数据治理法》(Data Governance Act)等重要立法,都释放出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的政策信号。事实上,根据张文朗和彭文生(2021)的分析,美国的反垄断讨论与执法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沉寂下来,但从2016年以来重新活跃,并主要针对数字市场;江山(2021)的研究也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20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反垄断行动处于低谷,但近几年针对数字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日趋炽烈;袁嘉(2021)的研究则展示了欧盟和德国的同样趋势。我国也不例外。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健全数字规则,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此后,我国连续颁布了十几份针对数字经济的规范性文件,并开始了规制行动。

  

   然而,数字经济的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到底由什么具体因素所推动,其产业组织的深刻变化究竟缘何出现,反垄断和规制政策是否会因此而面临重大新挑战,却缺乏足够多的研究,或者缺乏足够全面的共识。这又导致或加大了政策领域的巨大分歧与争论。例如,美国新布兰代斯主义反垄断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Khan(2017),曾对亚马逊等数字巨头企业的低价竞争行为、多元业务结构作出严厉批判;而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法学教授Hovenkamp和Scott Morto(2020)则认为,数字市场反垄断执法目前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作基础,这会使政策偏离专业化轨道。Yun(2021)则更加系统地分析了反垄断政策的数字经济盲区(digital blind spots)。在这样的情形下,本文认为,认清数字经济的内生特性,即由数字技术所塑造的产业特性,是正确把握数字领域产业组织变革趋势、恰当设计数字市场反垄断政策的关键所在。本文将从数字经济的主要产品——信息产品入手,层层递进剖析其内生特性;然后对数字企业典型的策略性行为进行梳理,从而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组织与传统竞争—垄断范式之间的张力;最后,就规制政策提出一些建议。本文通过对数字市场典型新行为的深入解剖,揭示了它们背后的“新公害”隐患,即数据与算法方面的公害隐患,并提出了建立数权和算责体系的必要性。

  

   二、数字经济的四大内生特性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其企业竞争行为表现出一些新特点,是根源于作为新通用技术的数字技术,是根源于作为新经济的数字化经济活动的场景、模式、生态,以及根源于不同于传统经济活动的新型人、物、环境之间交互关系。或者说,是内生于数字技术及其应用方式。可以这样理解:数字经济必然有其内生特性;这些内生特性具有本质性意义,在探讨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和竞争秩序时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的首要内生特性,是信息产品的非争夺性(nonrival)。探寻数字经济的内生特性,首先要对数字经济的主要产品——信息产品,进行准确把握。数字技术的主要处理对象是数据和信息,而不是物质材料。农业经济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工业经济的主要产品是工业制成品,它们都是物质产品,具有争夺性(rival),一件产品被这一客户购买和使用了,就不能再被那一客户购买和使用,必须要再生产另一件产品供其他人购买和使用。即使是传统的实体式服务,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信息产品则完全不是这样,这一客户在购买、使用的时候,只要存在一些基础设施,就并不妨碍另一客户同时购买、使用,至少并不需要增加显著的成本就可以让另一个人同时购买、使用。所以一般而言,信息产品具有非争夺性。

  

   在工业经济时代,当然也有一些服务业提供商业化的信息产品,譬如广播电视台提供的广播电视节目。不过这些信息产品并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主要产品,更不是核心产品。而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产品,甚至核心产品,就是信息。信息产品的非争夺性,必然导致收费问题,即如何对信息或类似的其他数字产品实行收费。这实际上就是数字企业如何设计商业模式、如何设立企业与用户之间商业关系的问题,进而如何通过更复杂、更巧妙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关系来改变企业间竞争态势的问题。利用技术手段设置不同的收费机制,也即改变信息产品的排他性(excludable)或非排他性(unexcludable),从而与非争夺性形成不同组合,既可以成为一件竞争之矛,也可以成为一件排斥竞争之盾。认清了非争夺性这个首要内生特性,就为数字经济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一个基准点。

  

   第二大内生特性,就是信息的边际成本趋零。提供信息服务当然存在成本。而数字技术,则将信息的边际成本带到极低水平,乃至趋近于零。数字经济始于0-1数字化编码,在此基础上,随着通信技术和芯片技术的推进,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日益普及,海量信息能够以很快速度传输到许多角落,同一信息只要进入互联网,几乎可以被无限多的人重复共享,而不需要随着共享人数和次数的增加而不断明显地提高成本。不断取得突破的互联网相关技术,特别是搜索引擎技术、智能联想技术和其他智能化技术,还极大地降低了市场搜寻和匹配成本,而这项成本自市场诞生以来就一直伴随人们长期存在。与过去相比,与其他成本相比,搜寻和匹配成本近乎于零,极大地改变了交易成本结构,并对合约要点和市场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譬如,智能合约可能大行其道,匿名和虚拟市场变得非常普遍,不同于传统货币支付的另类支付方式被广泛接受,等等。由于存在这个内生特性,数字企业的成本—收益关系,进而竞争策略及其导致的市场结构,将迥然不同于工业企业。

  

信息或类似数字产品能够以很低的边际成本让无数人共同和重复使用,这意味着,某个单一产品,以及提供这个产品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获得无限多的用户,获得无限多的收入,建立无限大的规模。物质产品和实体式服务要扩展市场,存在很大的运输成本或在场成本,并且需要广泛的分销网络或服务网点,以及存在一些独特的合约成本。信息产品不需要这些。某个物质产品或实体式服务的客户人数上亿,这个企业就会被视为非常大的巨头;而互联网平台的用户人数达到十亿或几十亿,其典型产品被这些用户高频度地使用,这在物质产品和实体式服务领域是不可想象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18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