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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走向何处?

更新时间:2022-07-10 14:19:00
作者: 朱锋  
2021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与菅义伟举行的电话会谈中称,《日美安全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同年9月,日媒撰文称,日本新安保法成立至今已满六年,在这期间,日美之间的外交、军事和防务一体化得到切实推进。在中美冲突加剧和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日本卷入偶发性冲突的风险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要稳步推进落实安保法,保证日美同盟的牢固力、威慑力以及应对力。

  

   日本也是日美印澳“四边机制”最积极、最主动的参与者之一。菅义伟上台后,日美印澳四国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快速推进。2020年9月,日印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这意味着两国可以相互提供燃料和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劳务等。同年10月,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琳达·雷诺兹(Linda ReynoldS)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联合演习、军事人员互访、航天与网络安全合作、陆基无人机联合研发等领域达成一致。11月,日澳两国达成一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军事协议——《互惠准入协定》。两国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该协定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条约,它确立了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在联合演习和救灾行动等领域的法律程序。同时,两国将进一步精简程序,以便两国军事人员进入对方国家境内展开联合军事行动。2021年6月,日澳两国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了两国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会谈期间,两国明确提出要深化日澳“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加强在国防工业基础设施、网络与关键技术、信息共享与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同年8月,日美印澳高层对话以视频方式举行,四国就推动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海洋安全、反恐、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四国高层对话结束后不久,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西太平洋举行 “马拉巴尔” 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括反潜、海上补给、实弹射击、防空作战等。可见,2020年以来,日本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中最为积极和主动的依靠。

  

   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之后,加强同菲律宾、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间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扩大和提升日本对东盟国家防卫战略的介入和影响,是日本全力协助美国在地区安全秩序中孤立中国、联合应对中国外交与防务举措的重要行动。

  

   2021年3月,日本和印尼的外长、防长在东京举行“2+2” 会谈期间,两国签署《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协定》,在转让的国防装备中,包括日本向印尼出售八艘30FFM导弹护卫舰,其中日本承建前四艘,后四艘根据技术转移协议由印尼方面建造。同年5月,日本开始向菲律宾军方提供自卫队在行动中使用过的提钻、声呐和发动机、切割机等救生设备。装备交付完成后,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还将被派往菲律宾,训练当地军队使用这些工具。9月,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访问越南,两国签署《防卫装备出口协定》。根据协定,两国成立国防装备与技术转让联合委员会,确定转让的具体国防装备及其相关军事技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关于转让国防装备的机密信息。岸信夫称,对日本而言,越南是可称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国家之一,两国的防务安全合作正在迈入“新阶段。

  

   更令人瞩目的是,2020年末以来,日本利用自己是“美西方阵营”坚定分子的地位,全面加强同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协助和配合美国将北约成员国“引入”印太区域,共同围堵和遏制中国。

  

   2021年2月,日英以视频方式举行“2+2”部长级会谈。会谈期间,两国在以下方面达成共识:一是英国将把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中心的航母打击群部署至东亚;二是签署《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协议》,稳步推进日英陆军联合训练;三是联合研发新型空空导弹和先进射频系统。《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协议》涉及人员交流、港口互访、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海洋恐怖主义和海盗等内容。英国国防部表示,《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助于提升两国的海洋态势感知能力,标志着两国的军事合作不断走向深化。同年9月,英国海军最尖端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长期航行中首次停靠日本,该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史蒂夫·穆尔豪斯准将在记者会上称,“停靠日本是本次航海的重点”,对扩大日英防卫合作表达了期待。据日本外务省消息,日本和英国就缔结两国联合军事行动的《互惠准入协定》达成了启动谈判的协议。

  

   继日英加强防务合作之后,日本又全力推进和德国针对印太地区的防务合作。2020年12月,德国国防部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Kramp Karrenbauer)对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最快 2021 年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派遣德国海军舰艇。2021年3月,日德两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该协议的缔结将适当保护两国政府相互提供的机密信息,并进一步交换两国政府间的有用信息。同年5月,日美法三国首次在日本本土展开联合训练。同月,日美法澳在日本佐世保举行代号为“圣女贞德21”的联合军演。

  

   菅义伟上台之初,外界普遍认为由于菅不属于任何派系,在内政外交上会比安倍晋三持更加开明的态度。但菅义伟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关键议题上频频挑战中国,充分显示出菅义伟作为安倍前首相的“御前重臣”在防卫和安保政策上完全接受了安倍的理念。

  

   2012 年安倍上台执政,并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及其幕僚的安保理念,是典型的自民党右翼的主张,即认为在冷战后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日本必须摆脱“和平宪法”约束,强化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正常国家化”进程和国家利益追求,提升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大国角色。日本自民党右翼政治势力具有根深蒂固的“亲美远华”、扩军修宪、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正常国家、以制衡中国重塑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等传统。自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保守主义。虽然其保守主义的内涵与西方国家不同,但是国家利益追求和防卫政策制定与实施领域的“超级现实主义”取向是非常明确的。安倍上台之前,日本政界就将松动防卫体制、加强军事实力和准备介入美军在东亚战争行动确定为“重新定位日本国家利益”的基本方向。安倍上台后,面对钓鱼岛争议,一方面顽固拒绝对华谈判,另一方面紧抓美国这一日本对华冲突的可靠后盾。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转变对华“接触政策”,这是日本政府多年期盼实现的目标。强化“中国威胁”、松动安保法制、谋求修宪和增加军费,是日本以日美同盟为轴心、扩大防卫行动范围、对华实施制衡政策需要采取的基本行动。

  

   早在2012年4月自民党就公布了“宪法修正案”,涉及天皇、安全保障、国民权利以及义务、国会、内阁、司法等11个方面。与现行的《日本国宪法》相比,自民党“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自卫权的使用以及设置国防军等义务,其实质就是使日本有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保有军队的权利。在自民党“宪法修正案增补版”中又对上述内容做出了进一步解释。比如设置国防军一项,自民党“宪法修正案”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城市国家以外,在拥有一定规模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没有保有军队的只有日本,独立国家为了保持独立和和平以及国民安全而拥有军队是现代世界的常识。国防军参加国际和平活动是可能的。国防军既然作为军队,就要依据法律规定把行使武力变成可能。关于在集体安全保障中的制裁行动同样是有可能的”。虽然因国内阻力直接修改宪法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先后通过实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新安保法”来一步一步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目的。安倍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目的是壮大日本的军工生产能力,形成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加大武器出口的力度,突破宪法对“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的规定。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制定新安保法案是一种解释性修宪的策略,实质是让日本军队拥有对外作战的权力,使日本成为一个“普通国家”,从而为最终修改宪法第九条奠定强有力的基础。2016年3月29日,“新安保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日本政府长期坚守的“专守防卫”政策被彻底架空,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转折,为日本自卫队在全球展开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正式修宪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菅义伟上台后,再次明确表示会继续把修宪作为自民党的基本方针。2021年5月3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现行宪法迎来施行74周年纪念日前夕,菅义伟接受《产经新闻》的独家专访,再次表达了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意愿。菅义伟表示:将自卫队写入宪法“是理所当然的,(自卫队)已经和当年完全不同,当今大多数国民已经理解,应当对自卫队的定位予以明确”。6月11日,与修宪程序密切相关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 在国会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日本经济新闻》撰文称,“国民投票法修正案”通过后,日本国内已经建立起修宪的整体环境。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日本自民党会围绕修宪展开讨论,并尽快提出修宪提案。6月16日,日本自民党修宪推进本部在《国民投票法(修正版)》颁布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修宪程序展开了具体讨论。卫藤征士郎在会议上表示,自民党会把明确自卫队的地位、制定紧急事项条款、取消参议院选举、加强教育作为讨论修宪的起点。在7月26日发布的月刊《花田》的采访中,菅义伟表示,“自民党自建党以来就将修宪作为根本政策。我们会努力修宪,这个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

  

“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内容是放弃交战权和不保持军备,这意味着日本既不能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也不能拥有各种军事力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并非一个“普通国家”。二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的指导下,实行“重经济、轻军备”的发展路线,一步步地走向复兴,最终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精神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促进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才是 “和平宪法” 最大的历史价值。美国资深的现代日本问题专家约翰·道尔 (John Dower)认为新宪法(“和平宪法”)将民主主义思想贯穿于宪法之中,并且明确禁止日本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的权利,与“非军事化”的原则完美结合起来。从全方位来看,宪法修正案中最具冲击性的部分是序言和第九条中提到的“战争的放弃”,也就是所谓的 “和平宪法” 第九条。“和平宪法”和自民党“宪法修正案”是绝对矛盾的,两者不能兼得。日本学者指出,一般认为宪法的基本原理要符合国民主权、基本人权和和平主义这三大原则。自民党的“宪法修正案”,改变了宪法的三个基本原理和宪法本身的历史连续性,与其说是“宪法修正案”,莫不如说实质上制定了一部新宪法。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认为,“和平宪法”由盟军起草,其中的100多条内容主要是尊重基本人权,加强人民的权利,削弱战前的国家权力,天皇作为象征性元首不再拥有实权。在宗教、工作、抗议、正当法律程序等方面,这部宪法保护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日本公民对这些权利已经习以为常,“和平宪法”中的人民主权给人民带来能动性,它不应该轻易被抛弃;所有社会机构都应该参与这一过程,所有日本公民都必须对修宪的结果负起责任。“和平宪法” 不仅有利于防止日本重走侵略战争的道路,更是战后日本国民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法律依据。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强推“新安保法”曾引起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但随着东亚区域政治在后冷战时代的深刻变化,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和平主义力量被大大削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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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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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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