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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宪法学研究:中青院17年

更新时间:2022-07-09 00:24:59
作者: 马岭 (进入专栏)  

   2000-2017年,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任教。(2013年之前为法律系)这是一次“回归”,在经历了许多年的“不务正业”之后,我的心思重新回到本职工作上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从此进入到我一生中事业上的高峰时期,突出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的突飞猛进。

  

  

   过渡期(2000-2002年)

  

  

   在命运转折点,总有一些援助之手向你伸来,中青院副院长周振想、法律系主任李力当时在种种非议中坚持“收留”了我。

   2000年9月,我在中青院开始走上讲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新学期,对我来说是新的地方、新的开始。

   学生们好像很快就认可了我,一个月后,我回西安到原单位办理了正式的调动手续。

   不再有任何行政职务,我重新成为一名普通教师,按说教学对于我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压力。

   首先是学生。虽然在有关教学反馈表上,我的课颇受好评(总分90),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总体上都是正面的:“认真负责,能结合实际教学”,“注意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授课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讲课生动、内容丰富”,“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能充分利用实例来解决理论上的问题”,“表达清楚”,其中也有一些似乎是喜欢我这个人,如“有范儿”、“慈祥可爱”、“和蔼、有亲和力”、“风趣幽默”,虽也有少量意见和建议,不过我并不太介意,如“希望讲课和考试更贴近些”,“多讲些教材上的内容”,但个别人的反应引起了我的不安,如“应加强理论深度”,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我明白这尽管是极少数学生的意见,却至关重要,说明这些学生(往往是最优秀的学生)没吃饱,也就是说我的教学内容需要再深入,不能再拿过去十几年的讲稿吃老本,理论性要加强,而这恰好击中我的痛点。于是我又开始了多年中断的备课,对讲稿重新修改、充实了一些新内容,如对政体类型的介绍更加详细,增加了宗教信仰自由、法院和检察院等章节(重点介绍审判权的中立性、被动性、判断性、终极性等特点以及学界对审判委员会功能和检察院性质的争议),补充了一些举例,如当时社会上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歧视事例以及克林顿弹劾案,等等。(但真正使我的教学改头换面的是后来的讨论课)

   更大的压力来自上新课。学校要求教授必须开两门课,当时有法理学和行政法学两门课缺教师,我可在其中选一门,尽管我过去曾短暂地上过行政法的课,(1988年9-12月曾在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行政法师资培训班进修。)但一直感觉不入门,考虑到家里法理学的书籍比较多,老公从事法理学研究多年,有问题方便请教,因此尽管对抽象理论更为发怵,却最终选择了法理学。事后证明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之一,不过当时却为备课苦恼不堪,我本身就是一个进门慢的笨人,法理学又是那么博大精深,其理论性强的特点正是我的软肋……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压力山大。

   这期间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法理学,为备课看了一些法理方面的书,印象比较深的是王人博教授的《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书中对民国军阀颁行宪法的批判直击人心;还有夏勇教授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尤其是其中贺维芳教授关于我国法官现状的分析,(《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令人感受到一股灵气(原来文章还可以这样写)。2001年无意中听在京进修的温小莉教授赞叹苏力教授的讲课“精彩纷呈”,我于是到北大“旁听”,本来是想听他的法理学,却阴差阳错地听了《法律与文学》,他在课堂上手把手地教学生们怎么收集资料,怎么解析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这些书、这些课对我讲授法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帮助,但对于怎么研究问题似乎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事实上不论我怎么认真备课,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出一个较好的法理学讲稿,我又不愿胡乱应付,想起自己上大学时被法理课搞得一头雾水,觉得还是重点要让刚刚接触法律的大学生们了解和掌握法律的基本常识,对法理学中的这部分内容,如法律要素、法律行为、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等等,尽量通俗易懂地加以讲解,辅之以适当举例,不一定要讲多少深奥的理论;关于法理学中的法社会学部分,如法与文化、法与经济、法与科技教育等等,则不必由老师从头讲到尾,可以采用一些更灵活的方式,如放电影,分析案例等等,为此我组织学生观看了电影《秋菊打官司》《被告三杠爷》《刮痧》等;(当时经常去音像大厦、新华书店等地方,自费买了不少光盘影碟,从中选择适合教学的片段;甚至自费3000多元买了一个刻录机,专门在电视上录下相关节目,如百家讲坛、今日说法等……那两年常为此奔波、忙碌、筛选,乐此不疲。)至于法理学中的法哲学部分(如法的价值、法与自由、法与正义等),我认为对于大一学生来说太深了,加之这部分也是我的弱项,因此尽量少讲、略讲。

  

   2001年上半年我开始上法理课,意外的是我设计的一堂民主模拟课反响特别好,学生很兴奋,我也很兴奋,大家都觉得这比灌输式的教学效果好多了,有助于引发学生自己去思考,去发现问题、探讨问题和总结问题,我相信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能力,作为老师的我能为此尽一份力,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真是太有意义了!……我再次体会到教学的乐趣,决定今后把重点放在讨论课的摸索上。

   那两年我写的主要是教学方面的文章,如《当代大学生民主观念透视——一次关于民主的模拟试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后经过10年的课堂实践,在此文基础上又补充了6000字,发表于《法学教育研究》第9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当代大学生宪政观念管窥——一次关于“良性违宪”问题的讨论》(《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资料》转载,后来“良性违宪”的提出者郝铁川教授(反对者主要是童之伟教授等)私下告诉我,他因这篇文章在地方人大“出名”了。)、《法眼看秋菊》、《秋菊胜诉以后》(《中国妇女/法律援助》2002年第8、9期。)、《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宪法学教学改革尝试》(《法学教育:比较与反思》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由山杠爷处理婆媳纠纷引出的法律思考》(《中国妇女报》2002年8月17日第4版)、《图示法在宪法教学中的运用》(褚平、周振想主编:《迈向新世纪的改革与发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品味法制——对〈秋菊打官司〉的法律思考》(《宪法论坛》(第一卷),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年版。)、这些虽还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但写作上较之过去有了明显进步,我当时很为自己的这些成绩而高兴。今天回过头去看,更为重要的是,我在一次又一次地归纳、梳理、综述、总结同学们五花八门的意见时,无形中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在此过程中我的问题意识也在加强,我开始学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学会“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并总能从中看出一些破绽、一些问题。

   众所周知,在高校真正重视的是科研而非教学,因此有同行对我的这些教学探讨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份量,意义不大。对此我都认了,觉得自己就一辈子帮助学生提高能力也值了,做一个教学型教授也挺好。这其实也包含着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放弃”——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那就认命吧,那就一心一意搞教学吧,只要学生觉得有收获,自己能因此快乐,不是也很好吗?

   其实在这两年,从教学到科研的桥梁已经在无形中搭建,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是我自己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

  

  

   上台阶(2002-2003年)

  

  

   有时候就是这样,真正放下了,想通了,就轻松了,超脱了,然而转机也随之降临了。

   那时校内的教授还很少(法律系仅2人),我作为外地一个“三流学校”调入的教授,是很难服众的(北京的高校一般都觉得外地教授水分很大),我自己心里明白,有压力,也无奈。(记得有一次在课间休息室,有外系老师问我是不是新来的,我说是,旁边一个法律系老师满脸不屑地对他说:“这,教授!”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她老公确实是知名教授。”)

  

   2002年学校要求教授每年要在校内搞一次学术讲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以我当时的学术水平,是有难度的,讲座不能像上课那样仅仅介绍资料或别人的观点(即便组装的井井有条、头头是道),而要阐明自己的见解,……我选择了当时宪法学界讨论很热烈的“齐玉玲案”,那时学界围绕该案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一些概念的使用非常混乱,我想借此理清违宪审查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为此整个暑假和秋季都在认真看资料,印了一大摞文章,但越看越糊涂,问题越想越多——最初只想搞清违宪审查与宪法实施的关系,后来又牵扯出宪法保障、宪法监督、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适用等等,思路怎么也理不清,讲稿改了又改,总是不满意,觉得没讲透,含含糊糊,似是而非,为此非常郁闷,心情为之黯然,……眼见已接近年底,看来只能应付着过关了。

   但讲座的前一天早上,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宪法其实主要是给立法者看的!是为立法者的立法定规矩!它并不是笼统地为整个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制定行为规范,……

   顿时有一种大彻大悟、一通百通的感觉,仿佛长期淤积在心中的凝块一下子被冲走了,浑身畅快,心明眼亮。

   讲稿已经来不及修改了,但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第二天(2002年11月21日)晚上,讲座在礼堂如期举行,效果也和我预期的一样反响平平,但我已不再为此纠结,对我来说一场讲座的意义已经无关紧要了,我觉得自己的眼界已经完全不同,对宪法学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似乎过去二十年都只是在房屋外面转悠、观赏,自以为很了解这房子——多长、多宽、多高,有几个门、几扇窗,用的什么砖、什么瓦,……而现在我登堂入室了!我进到房子里面来了!环顾四周,有种让人屏住呼吸的震惊和喜悦!

   2003年3月15日在首师大举办“教育权的法律保护”会议,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教学反馈方面的文章《宪法学教学效果反馈及其分析》(夏利民主编:《法学教育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0000字。),我知道这类教学经验的总结在这种学术会议上是不上档次的,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论文。不过开会前的13号我突然想到公民受教育的义务并不是未成年人(孩子)的义务——一个7岁的孩子有什么法律义务?而应当是其父母的义务,在这里义务主体与权利主体不是完全对应的!我们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区别,……这一新发现令我很兴奋,又有那种“开窍”的感觉,思绪纷至沓来,茅塞顿开。15日的会议发言,我抛开提交的会议论文,谈了这一思路,大家反响不错。

会后我兴致勃勃地将有关思考整理出环环相扣的36个问题(4000多字),如受教育的权利是谁的权利?受教育的义务是谁的义务?不履行这一义务怎么制裁?被监护人完全没有义务吗?……4月在课堂上与学生们进行了讨论,首次尝试了连环套式的“讨论课”(后来成为我讨论课的一个特色);5月在此基础上写出了10000字的《析公民受教育的宪法义务》(郑贤君主编:《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10000字。),那是一篇自己比较满意、也比较长(以前很难写出万字以上的论文)、自认为可以配得上“学术”二字的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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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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