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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权利的历史作用

更新时间:2022-07-08 12:51:54
作者: 方宇军  

  

一 权利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


   我们在前面多次谈到权利和权利关系,把它们概括起来讲有这样几个重要节点:一、权利是人性的外化,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在与自然物的结合中产生的一种占有关系,这种权利或占有是保障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二、权利或其占有形式是由人类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会有不同的权利形式;三、商品交换(它存在于生产方式中)的出现,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对权利有重大的改变,在质上,它使权利越来越个人化、排他化,在量上,它使权利关系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扩大,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变化与权利关系的发展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四、商品交换的出现,产生了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人们对权利的无限追逐;五、在商品交换中,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一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权利关系的对立统一。

   有了以上的铺垫,我们现在来讲权利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在我们的论证中,商品交换的出现引致了文明社会的产生;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是使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资本主义在一百年不到的历史中创造的财富比以往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这其中,商品交换所促成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是主要的动力。然而,这属于生产方式的领域,表现于上层建筑中,则应该归之于此一生产方式中所产生的权利关系。这一权利关系,被法律固定下来,法律对权利关系的确立和保护,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论证权利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权利,是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结晶,是人性在他物中的实现,是人类生产过程的产物。因此,权利承载着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方面,权利得以实现、得到维护,人们的社会生活将得以正常进行,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将得以发展进步。反之,权利不能实现、遭受危害,人们的社会生活将遭到破坏,社会生产力将被阻遏甚至倒退。于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权利保护就成为国家的重要功能之一,而当权利关系处于恶的对立时,法律就界入其间。

   需要特别指出,由商品交换促成并加剧的权利关系,具有私自性排他性的特征,从而也具有对立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展现为奴隶主所有制、封建领主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些统治阶级的权利,是首先要保护的,所以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中,我们主要看到了对这些统治阶级权利的保护,同时也或多或少兼顾到其他阶级的权利。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人们曾经认为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消灭了剥削与压迫,一定会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人民权利的普遍提高。理论上似乎如此,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积极性不高,产品更新换代慢,生产力发展迟缓,社会有效供给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少有提高。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必将带来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私有制等,这里有深邃的思想。[1]但是他们忽略了商品货币关系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社会主义中,是不允许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即着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然而却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不得不以“新经济政策”(即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取而代之,不过列宁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退却。斯大林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勉强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一定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并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

   大部份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唯独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后,后发赶超,卓然勃兴,雄踞世界,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中国的成功,不仅使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而且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典范。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历程,突出其最重要方面,紧扣这一小节的主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进行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此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曾试图唤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劳动热情,实行更高的公有制形式,“超英赶美”,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然而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甚至引致了“三年困难时期”。究其原因,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调固然难辞其咎,但最关键的是试图不断拔高所有制形式,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甚至好事,[2]怎么会成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罪魁祸首呢?粮食享用的权利以往是和农户劳动的付出成正比的,“吃饭不要钱”后,这一平衡被打破了,人们在吃不要钱的饭时,自然会有挥霍和浪费;而在生产粮食时,则不会努力劳动以增进产量;这样,消费增多而生产减少,在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制,必然带来全国范围的粮食紧缺,而且这一制度竟然从1958—1961年实现了三年,时间上几乎与“三年困难时期”同步。[3]尔后,端赖“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才走出了困境,而“三自一包”的精髓,即个人权利和个人劳作直接挂钩。但好景不长,到了“文革”时期,“三自一包”被全面否定,在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虽然一直在喊“抓革命、促生产”,然而却是粮食生产和副食品供应的长期紧张,直到1978年后农村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才年年丰收,最终让中国人结束了粮食和副食品凭票供应的票证时代。与此同时,城市的改革开放也开始推进,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伴随这一过程,中国经济有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竟然引致世界瞠乎其后的震惊。

   以上简短并带有侧重性的回顾,就是要突出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遵循、重视、应用商品货币关系,关注个人权利的对立统一,社会生产力就会得到大力推进;反之,否定、敌视商品货币关系,忽略个人权利的对立统一,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上面提到“大跃进”和“文革”的两次挫折中,都有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强烈批判,致使经济一落千丈,社会生产力遭受大的损伤。而农民发明的“三自一包”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就是自己生产的自己得,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付出挂勾,如此简单直接的权利关系,在中国经济的危难之际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前者帮助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后者结束了票证时代。两相比较,可见商品货币关系的伟力,可见个人权利实现的重要。如果还有人对此有疑问,再比较一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全军覆没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枝独秀,应该是不作他想了吧。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权利关系的改变,更直接更明白的说是产权的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在农村,无论是“三自一包”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键都是产权的改变,即土地属于农民自己,激发出农民冲天的劳动热情。[4]城市的产权变化更清楚些,原有的国营企业(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经历了多次改革尝试之后,大部分或是破产,或是改制(改为民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而改革开放过程中从民间成长起来的企业,又绝大部分没有采用公有制的形式,而是属于过去所说的私有制的范畴。正是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当然也包含部分的国营企业),托起了中国经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地。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启示,权利关系的改变,不是任意的,而是要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建立,不是要否定人们的权利,而毋宁说更看重人们的权利,更看重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就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人民的利益或权利始终是第一位的,就算是“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极端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也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念的,然而却导致人民利益或权利的巨大损失。这充分说明,人们权利的实现和提高,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论如何美好的愿望都是不能实现的。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前提下,在商品货币关系促使人们最大限度地追逐自身利益的历史时期,在这种追逐最终凝结在个人权利和私有产权的时候,试图否定商品货币关系,试图取消私有产权,一定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不会带来人们权利的普遍提高。这是社会主义用多少苦难甚至生命获取的经验教训。

  

二 权利关系引致的社会对立


   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产生了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在世俗的表现中是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在经济学中称之个人利得最大化。沿着这一主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关系或权利关系主要表现为三大类,下面我们一一道来。

   首先的一大类就是商品交换关系。在商品交换中,交易双方各自都想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就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彼此对立的。通过讨价还价,双方成交,达致统一,对立统一的实现,使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是最一般、最普遍、最正常的商品交换,双方虽处于对立中,却以统一的实现结束,互通有无、各得其所,是最完满的状况。然而,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也经常会有不完满甚至糟糕的事情发生,如交货一方迟迟得不到货款,或交款一方不能按约定得到货物;如商品交易虽已完成,但在使用时发现商品质量有问题,或直接以假冒伪劣商品欺骗对方;如贷款不能按期归还,或一开始就是诈贷;如不能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这些情况,都属于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对立统一未能实现,我们称之为恶的对立。在这种恶的对立中,有时双方的权利都受到损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方受害,一方得利,而且这种利害得失,往往是一方有意为之。

   在以上这一大类由权利关系引致的社会对立中,就算是正常的商品交换关系,人们彼此之间也处于对立中,虽然他们之间实现了同一,但对立的存在毕竟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异常重要的事实(这一点后面评论)。而在非正常的商品交换中(我们把出现恶的对立的商品交换称之为非正常的商品交换),对立固然是存在的,同一也并非没有,但这里的同一只片面地存在于这种非正常的商品交换中得利的一方,是一种单方面的同一。可见,不论是正常的商品交换关系还是非正常的商品交换关系,对立都是存在的,这种对立最主要是源自于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逐。

另一大类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由于商品交换所引发的人们对个人财富的无限追逐,由于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人们开始着意于奴役他人来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阶级对立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了。如果说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待战俘或是杀死或是收为本部族的族人,那么在人们萌生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后,利用战虏作为劳动力以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样可以使个人财富增长更快,可以缓解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这就产生了奴隶主生产资料私有制,即奴隶主通过占有和奴役奴隶,来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由于历史的进步,也由于奴隶不断的抗争,当奴隶制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一种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应运而生,这时土地所有者只需要占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迫使无地者以交地租及劳役的形式进行劳作,这在欧洲表现为封建农奴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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