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解安 余婧兰:“国家、农户、资本”三位一体视域下的工商资本下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22:21
作者: 解安   余婧兰  

   摘要:工商资本以投资的形式将资金、管理和技术等要素引入农村,通过整合农村中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观上,由于资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农户利益存在不一致,在实践中难免偏离国家本来目标,使农户的主体地位受损;客观上,存在基层组织监管不力和农户力量微弱造成的权力失衡。突出农户的主体地位和明确工商资本乡村建设者的定位,必须引入国家角色,对农户加以扶持和保护,对工商资本下乡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和监管,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关键词:工商资本下乡;国家;农户;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补、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吸引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忽略的是,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为了开拓市场发展经济、缓解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曾经出现了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西进运动”等悲剧,曾经给当地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或是原住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到了近代,经济活动虽有不断健全的法律加以约束,但是基于资本自身的趋利性,资本家还是会通过种种方式侵蚀公共利益。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邓宁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871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1984年也曾在《养蚝的经验》中提到:“香港流浮山的蚝场,污染程度确是惊人。”[2]57-58原因就在于浮流山海域是公地,而养蚝却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于是不加节制地增加蚝排,加重污染。

  

   由此可见,当资本这把双刃剑指向农业领域之后,带来的利弊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当如何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在保证公平的情况下实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保证资本享有合法收益的同时,守护好农户的主体地位?执果索因,除了分析客观的国内外局势变化,也应该认识到资本、农户之间利益关系的失衡正是造成这些负外部性的主要原因。因而,在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应当分别摆正国家、资本和农户的定位,明确各自的利益诉求以及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未雨绸缪地设计出最接近帕累托最优的应对方案,实现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工商资本下乡的学理分析

  

   (一)概念界定

  

   厘清在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国家、资本和农户存在的现实问题,以便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必须认清我国工商资本下乡的现实情况。我国不同时期均存在不同类型的工商资本下乡,工商资本下乡按类型分主要有商品下乡和资本下乡两种。而资本下乡根据来源区分主要有内生性和外源性两种。

  

   商品下乡是最为原始的一种方式,主要通过向农村地区出售工商业成品,获取中间的剪刀差来实现商品价值,从而完成工商产业的升级换代和资本的不断积累。近十年来,电商对中国农村市场逐步渗透,目前农村市场逐步趋于饱和、农村居民购置耐用商品的意愿呈现边际递减,商品下乡对工商业资本的支持作用已大不如前[3]。内生性资本下乡则是农民通过就地务农或是外出务工获得一定财富之后,将富余的资金、人力等生产资料转而投入工商领域。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各地涌现的一大批乡镇企业就是内生性投资下乡的典型代表。外源性资本下乡则是最近十年才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主要是城市资本或国外资本开始介入“三农”,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外源性资本下乡主要依托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地区的资本输出。本文主要论述对象为外源性资本下乡。外源性资本下乡在目前的中国占主流地位,其客观原因主要是国内形势的变化,主观原因则需要从国家、资本和农村分别展开分析。

  

   (二)资本与小农矛盾关系的学理分析

  

   有关资本下乡的相关理论主要围绕资本与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展开。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资本和小农之间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资本消灭小农理论,主要以亚当·斯密[4]、马克思[5]912和恩格斯[6]592为代表,认为由于资本天生贪婪的弱点和不断扩张最终将消灭小农经济,这种理论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得到了良好验证。第二类是小农排斥资本理论,以俄国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恰亚诺夫[7]258和卡尔·考茨基[8]14-15等人为代表,认为相较于资本化的大规模经营,小农经营具有更多优势,但是这种理论已经在各国的现实实践中宣告失败。第三类是资本改造小农理论,以西奥多·舒尔茨[9]639-551为代表,认为如果小农经济也拥有了足够的生产要素,也能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正是由于这种坚定立场使这一学派看到的小农是“便士资本家”,是与资本家并无区别的利润追求者,该理论在法国和日本这样传统的小农国家也收获了较好的成果。

  

   我国具有独特的国情,疆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工业化起步晚,长达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在我国农村根深蒂固,资本与农户的矛盾由来已久,国内外学者对此也有诸多讨论。学界对于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涉及的农户、工商资本及其相互利益关系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涉及基层政府的研究也多有成果。

  

   1.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带来正负双向作用。

  

   关于工商资本下乡的正向作用,Philip Woodhouse[10]认为工商资本可以为农村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为农民带来利益。涂圣伟[11]的研究显示,资本下乡除了传播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有利于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升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张红宇等[12]通过对蒲江猕猴桃种植业的调研,发现工商资本对农业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不仅带动农户跟随企业一起种植,同时培育了农户的质量意识并规范农户的种植行为,还可以通过打造品牌提升区域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王彩霞[13]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因急于“圈地”造成土地流转价格不断抬高,工商资本下乡不仅没有显著提高规模农业的生产效率,反而造成了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Maru Shete等[14]282-292在对埃塞俄比亚某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农业规模化经营降低了当地的粮食安全水平。曹俊杰[15]认为工商资本下乡存在偏离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目标的隐患,主要表现为因经营不善导致违约、土地租赁合同无法兑现等方面,从而影响农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农民利益。

  

   2.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的角色定位。

  

   许多学者都关注到了农民主体地位在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应该得到重视这一问题。曾博[16]认为,受制于小规模和分散生产单元的农户作为单一个体主体地位缺失,在与企业和政府的诸多权力博弈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既缺乏有效的合作模式创新,也缺乏有利的利益联结和约束机制。田欧南[17]、时雅杰[18]、李家祥[19]等学者均认为,广大农民要认清自己在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和角色定位,并适时地做出调整和转换,不断重塑和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针对这一情况,也有学者提出解决方案,赵祥云等[20]认为要打破农村与资本权力失衡的状态,增加农民的话语权,应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此外,高晓燕等[21]学者认为,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要加强技术培训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对于留村的农民应该使其就近就业。

  

   3.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定位。

  

   关于国家政府的作用也存在不同意见。大多数研究都肯定在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政府发挥了桥梁的作用。冯小[22]认为在工商资本投资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已然成为工商资本企业的“代理人”,致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受损,也增加了基层组织的政治风险,将消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公共性。蒋永穆等[23]认为地方政府应该转变投入政策,引导工商资本更大规模和更大力度地支持农业,使其更多关注粮食生产。涂圣伟[24]认为认识和理解利益联结机制,需要关注工商企业和村集体、农民等合作领域拓展带来的利益联结关系的变化,政府应该在不同利益关系中起到不同的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对于国家、农户和资本,学界的研究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对于三者的具体定位并不十分明确。首先,我国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保护农民的利益放在资本下乡的首要位置,保护乃至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至关重要。国内外研究对农民主体地位的保护提出一定的建议,大都关注的是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往往忽视资本下乡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其次,为了防止出现前文所述的悲剧,在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基础上,国家在工商资本下乡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已有研究对国家作用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改善投资环境、调节农资关系,注重服务职能却忽略了监管职能。最后,过去对于下乡工商资本的认识也仅限于利弊之分,不曾认识到在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不同地域、乡村振兴中的不同阶段工商资本可以因时因地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国家、农户还是工商资本,都是实现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因素。本文重点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工商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国家、农户、资本三者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完善问题。

  

   二、工商资本下乡存在的问题

  

   我国工商资本下乡之后所遭遇的问题大致和西方国家类似,主要是由于工商资本先天的逐利性导致的农村土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破坏和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增加;也有因法律法规不健全和市场体系不完善引发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加速上涨、工商资本套取国家财政补贴的后发性问题;还有部分农户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下乡工商资本未仔细甄别,只顾短期利益将自家承包地流转出去,最后导致自身利益严重受损。

  

   (一)工商资本的天然缺陷

  

首先,容易导致农村土地“非农化”“非粮化”。农业风险具有种类多且分类复杂、数量大且形态各异的特点,主要分为农业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等。[25]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农业生产过程容易受到各类灾害疫病的影响,生产供给波动的风险较大。我国农业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效率偏低,导致农产品的价格往往比工业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大,造成了农业生产活动极大的不稳定性。而工业和商业资本的逐利性特点,对市场变化非常敏感,导致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16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