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谭同学:族体认同的知识生产及其主权意识

更新时间:2022-07-05 00:29:45
作者: 谭同学  

   【内容提要】 现代学术以专业细分著称,由此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格外重要。但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也必须理清,问题是谁的,是什么问题,当配以何种方法论。以族体认同为例,族群分析范式、公民分析范式的问题导向乃是欧美扩张型主权实践及其带来的种族、移民冲突,方法论侧重个体分析、文化多元和从公民到国家“一体”。在维护族体团结方面,其收效并不理想。对追求自立型主权的中国而言,国家整体有了主权,个体才可能成为公民。在近代以来的实践中,其民族问题的核心先是实现主权独立,深入扎根社会基层,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族群分析范式、公民分析范式固然有长处可鉴,但无视其问题指向和方法论差别而套用,以此审视中国经验,则显然不如从主权及其日常实践分析入手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利于回避分离主义的知识陷阱。

   【关键词】 族体认同,知识生产,问题导向,方法论,主权意识

  

   现代学术知识生产区别于传统学问,一个重要特征是专业化。在社会日益复杂化的过程中,如亚里士多德一般追求知识整全,变得日益困难。在这种知识生产条件下,学者不免要依赖一定的学科视野、方法论,所谓术业有专攻。但是,由于现实世界本身并不是按照若干学科的规律分开运转的,学术知识生产也就必得对有可能溢于学科边界的问题意识,予以关照。

  

   不过,更富挑战性的问题似乎还在于,仅从原则上强调问题导向的学术,还不一定能带来契合实际问题的知识生产。这中间,至少还可能会遇到实际问题与知识议题之间的跳跃。例如,在实际问题上要搞好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在知识生产中如何将之操作化为合适的知识议题,然后再配之以合适的方法论开展研究,就是一个考验人的实践性问题。倘若知识议题实际上系由“他人”为解决“他者”实际问题而设,学科视野和方法论亦由此而定,则无论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都未必有助于“自我”实际问题之解决。

  

   甚至,即使从学科“安身立命”的角度看,一种知识生产能在何种程度上赢得社会尊重,实际上也取决于知识议题与社会实际的契合程度,以某种或某些方法论推进知识议题之解决的程度。“有为才有位”,是值得每个学科“自我勉励”的俗语。循此思路,真正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的,或许是,学科化的知识生产设定的是何种问题意识,凭借的是何种方法论“范式”①,并在何种程度上回应了实际问题?

  

   本文以民族研究中围绕族体认同议题形成知识生产的过程为例(族体认同在我国主要指民族认同,在当代西方则常指族群认同),对此问题略作探讨。

   一、族群认同的知识生产在欧美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

  

   “族群认同”与“族群身份”在欧美学界几乎为一回事,英语表述同为“ethnic identity”,中文学术探讨视语境不同而略做区别。族群身份作为知识议题出现,始于二战之后。此前当然并非没有涉及族群身份相关观念的“社会事实”②,但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政策探讨都主要聚焦于种族(race)、民族(nation)。二战不仅宣告法西斯主义所热衷的种族主义、民族优劣论破产,还引发了关于种族、民族知识的系统性反思。在此背景下,“族群”(ethnic group)概念才逐步得到重视。

  

   在词源、词义考证方面,中外学界对“族群”已有诸多深入探讨。本文无意重复这些考证,仅从前人的研究积累中,择其与本文议题相关的时间线索略作整理。据康纳·沃克(Connor Walker)等人考证,“ethnic”原本指“非基督教的”“非犹太教的”的“异教”人群,19世纪初开始逐步被“race”(种族)取代。③据潘蛟在邦东·迈克尔(Banton Michael)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梳理,“ethnic group”(族群)作为词组首次出现,乃是1935年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等人倡议用它来指人的社会文化差别,区别于指人之体质差别的“race”(种族)一词。④二战后,“族群”一词的使用逐步增多,“用以强调非体质特征的基于历史、文化、语言等要素的共同体”,但集中于社会文化议题上,与族裔问题的讨论深度结合,则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情。⑤在美国,其标志性的用意转化是增加了指白人移民内部不同语言群体的含义。⑥20世纪70年代,与族裔紧密相连的意义上的“族群”概念不仅在美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认同研究中大为流行,而且也逐步扩展到欧洲,甚至其他区域的学界。直至90年代后,它仍是欧美人类学和民族研究中的常用词,但比它含义更模糊,从而更有弹性的“族性”(“ethnicity”,作为“ethnic”的名词形式,晚至70年代初方为人熟知并收入字典)概念,变得更为活跃起来。⑦

  

   从以上简要的概念演变脉络中不难发现,“族群”概念的兴衰与欧美历史变迁惊人地“合拍”。它之所以首先在美国得到大规模应用,与美国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宏观层面上,正如郝时远、蒋立松等人指出,美国民权运动发展对族群认同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⑧众所周知,美国的种族问题源于欧洲殖民扩张。欧洲扩张型主权实践的方式之一是大量贩卖奴隶,这使得美国黑白人种间的区别和冲突,远甚于同一种族内部因语言、宗教和历史等因素而形成的不同民族。其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与其说促进了解决种族冲突,不如说在政治和人文社会科学层面正式“发现”了种族问题(此前根本不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黑奴虽然“解放”了,但仍处处被公开压制,种族区隔明显。然而,二战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格局。白人主导的政府为动员黑人为主权国家而战,不得不给予一定的政治权利让步。而且,因战时经济需要,大量黑人进入了工业、城镇乃至劳动技能培训的教育系统,⑨黑人不仅有了获得更多平等权利的愿望,也有了更强地、有组织地争取权利的能力。尤其在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政治清算,种族主义和种族大屠杀是后者的核心罪证之一,从而在政治思想和公共话语上极大地刺激了反种族主义力量的增长。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促使美国以黑人为主体的民权运动迅速升温,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冲突。迫于社会、政治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逐步废除了教育、医疗、住房和公共交通等领域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扩大了黑人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范围。种族冲突成了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必须关照的“时事问题”。学术上处理种族问题,在政治、法律层面上用“种族”作为分析单位者较多,不过是在向种族主义宣战的意义上使用;就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层面的差异分析而言,淡化了政治、生物特征意味的“族群”概念则更有利于将黑人、白人之间的差别解释为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别,从而为缓解种族冲突问题奠定更好的知识、观念基础。在知识生产上,此类尝试呈现为“族群社会学”⑩、城市“人文生态学”11、族群“文化生态学”12等。

  

   加之,由于二战取得胜利且本土未曾受到战火破坏,战后美国在经济上几乎成为独秀一枝的霸主,其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空前提升。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巨大劳动力需求,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扩大接受移民规模来得到满足。在此之前,美国对亚洲、中东,甚至拉美、南欧、东欧的移民多持排斥态度。例如,即使在1943年因为战争需要而废除了《排华法案》,但也只是象征性地给予了中国(以及印度、菲律宾)每年105个移民的配额。13战后,这一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在时任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的倡议下,1948年美国出台了《难民法案》,接受了约四十万移民,自此开始至1965年还另有近三十万人以难民身份移民到美国。14在这些移民中,来自亚洲、中东等地的非白人比例持续上升。1965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签署新的移民法,废除了来源国家配额制。约翰逊自夸,这为美国开启了一个“没有限制的移民时代”。15从客观效果来说,此后来自亚非拉和中东的移民在美国的确急剧增加了。有统计表明,1970年—1990年间,美国的亚洲移民人口从15万直线上升到730万。16这些非白人移民使得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多样性急剧增加,产生了巨大的与族裔认同相关的知识生产需求。而“族群”作为一个偏重社会和文化分析,淡化生物和政治差别的概念,正好因应了这样的知识生产脉络的发展趋向。

  

   既然有关族群认同的知识生产,与美国在战后处理种族问题、多元社会和文化移民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在回应其国家治理的需要。而战后美国的治理,因冷战格局及其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影响,又绝不仅限于国内。其有关族群认同的知识生产,也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产生了复杂的联系。仍以美国逐步放开接受亚非拉移民为例,除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重要原因即是要维持其世界自由“灯塔”的形象,以便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增加自己的筹码。杜鲁门曾公开宣称,如果不废除移民来源国配额制及其中隐含的种族歧视政策,那就是在“帮助对立意识形态的人,证明我们的民主是空洞的谎言,我们国家仍然在压迫那些没有特权的人”17。为此,杜鲁门任总统期间,美国还制定了规模达数百万人的难民援助计划,在国际上更是牵头建立难民组织(对联合国其后建立难民委员会也有重要影响),以“向世界表明,美国尊重人权,拥有优越的政治制度”18。

  

   由此不难看出,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处理其与族裔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与出兵朝鲜、越南等行为一样,本质上折射出其国家主权是对外扩张型的。进而无可否认的是,偏重这种社会、文化研究的族群认同知识生产,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隐秘地契合这种扩张型主权实践的内在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势均力敌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国内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轻型化更使得其对蓝领劳动力需求下降,但其扩张型主权的性质并未改变,因此也未从根本上调整移民政策。因而,有关族群认同的知识生产也未从根本上衰落。毕竟,除了移民能降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成本(但这会造成国内白人蓝领劳动力地位相对下降,带来新的冲突),“人权大于主权”也是扩张型主权国家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再好用不过的“理由”。维护族群的人权,显然比维护个体人权更适合作为干涉的借口。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冷战后关于族体认同的知识生产及其现实工具化过程中,“族性”概念因为比“族群”更有弹性,更便于根据特定目的而增删内涵,而更为好用。

  

   欧洲不同族裔人口大规模混溶,开始得比美国稍晚。这或许可部分地解释,何以“族群”概念在欧洲知识界流行也稍晚于美国。与美国相比,欧洲当然也有种族问题、新移民问题需要处理,但特色更鲜明的族裔问题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经济重新恢复以后,尤其是1967年欧洲共同体的正式诞生,导致欧洲内部各国间人口迁移规模和速度都空前加剧。欧洲内部不同族裔人口迁移流动的后果之一,便是必须处理其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又因为种族、宗教乃至国籍因素皆为欧洲一体化而不宜过多地被强调,偏重聚焦社会与文化差异的族群分析范式,才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1993年欧盟形成之后,这种社会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主权实践性质。表面上看起来,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在某种程度上“让渡”了货币、关税、签证等象征国家主权的权力,因此欧洲一体化似乎是各国主权弱化的过程。但是,若深入分析主权的内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123.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