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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华:形式即意义:重农、劝农传统与中国古代耕织图绘制*

更新时间:2022-07-05 00:09:40
作者: 王加华  

   【内容提要】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强烈的重农、劝农传统,体系化耕织图的绘制就是一种重要表现与形式。从耕织图绘制的模式与传播途径来看,它并没有真正深入民间,因此没有发挥多少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与劝导民众的实际作用。对统治者来说,其关注的重点并非在于耕织图能否发挥实效,而在于耕织图创作与刊刻这一行为本身,也就是说形式本身即意义所在,且这一意义更多表现为象征性、教化性,其目的是表达当政者重农、劝农的理念,以营造他们心中各安其位、各安其业、社会和谐、国家安治的理想社会秩序。包括耕织图创作在内的劝农实践,深刻体现出古代中国的礼治传统与象征性政治运作。

   【关键词】 重农,劝农,耕织图,礼治传统,象征性政治

  

   一、前言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农业不仅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是民众衣食与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也是施行民众教化,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所在。正如以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史著名的英国学者白馥兰所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农业社会历史的农业国家……土地就是他们的生计来源,土地的收成就是他们的财富来源。因此,中国农业还不仅仅是一种物化活动,而且同时也是政府实行社会管理和伦理思想统治的基础。中国人本身对农业的界定,是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和兴国之‘基’的。”(白馥兰,2018:10-11)总之,农业对传统中国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正是基于农业的重要性,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重农、劝农的国策。重农、劝农的具体表现与方式多种多样,如发布诏令与劝农文,举行籍田礼,春间巡行地方等,而创作与农事活动有关的图像也是重要方式之一,比如南宋以来历代体系化耕织图的绘制。

  

   耕织图,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主题的绘画图像。具体来说,耕织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耕织图指所有与“耕”或“织”等有关的图像,如画像石、墓葬壁画中有关农业生产与纺织的图像等;狭义的耕织图则仅指宋代以后呈系统化的耕织图像,即通过系列绘画的形式将耕与织的具体环节完整呈现出来,往往还配以诗歌加以说明,具体如南宋楼璹《耕织图》、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等。耕织图的创绘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采桑纹铜壶,此后历经秦汉、隋唐,到南宋最终形成体系化的耕织图样式,元、明、清代则一直延续下来。从南宋到清代,七百多年间,至少出现过几十套不同版本与内容的系统化耕织图像(中国农业博物馆,1995;王红谊,2009)。就本文来说,主要是以狭义耕织图为例展开具体论述。

  

   作为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及国家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基础所在,农业问题历来受到思想家、政治家及学者的广泛关注,产生的论述与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无须赘述。仅就本文所要讨论的重农、劝农主题来说,相关的现代研究成果亦极为丰硕。这些研究,对我国历史上劝农的内容、形式、仪式、官制等制度层面,以及重农、劝农的作用、意义及其多方面表现等问题做了相关论述与讨论(宋希庠,1947;包伟民、吴铮强,2004;黄启昌,2004;耿元骊,2007)。但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它们大都是基于制度层面的讨论,偏向就事论事,对这一传统背后所反映的政治运作逻辑、传统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关注不够;另一方面,亦较多基于法令法规、仪式活动等面向展开讨论,从图像层面进行论述的几乎付之阙如。至于作为本文具体探讨案例的耕织图,目前虽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中村久四郎,1912;渡部武,1989;中国农业博物馆,1995;王红谊,2009;胡俊杰,2011;Hammers, 2011;张家荣,2018),但尚没有从本文所要讨论的角度展开论述与分析的。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讨论的基础上,以南宋以来体系化耕织图的创绘、刊刻及相关“运行”为具体主题,分析传统中国重农、劝农实践的实质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运作逻辑与礼制社会建构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二、重农、劝农传统背景下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绘制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浓厚的重农理念与传统,所谓“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①。正是基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在诸措施中,劝农乃是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其目的在于提醒统治者(尤其是地方官员)重视农耕,劝勉民众笃力于农业生产,以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农有丰收、民有衣食、官有租赋、国有治安。(宋希庠,1947;黄启昌,2004)“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农业社会中,劝农的伦理政治观,与相应的农耕仪式和实践,始终贯穿于国家管理体系中,通过各种政府管理事务体现出来”(白馥兰,2018:39),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政府的哲学理念和治理技巧的核心所在”(白馥兰,2017:87),成为传统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之一”(曾雄生,2012)。

  

   重农、劝农的具体表现与方式多种多样,创作有关农事的图像即是重要方式之一。如后周世宗柴荣“留心稼穑,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②,其目的就在于时刻提醒自己重视农耕之事。元代,为体现朝廷重农、劝农之意,仁宗、英宗这两位皇帝曾多次命人创作(或大臣创作后进献给皇帝)《蚕麦图》《豳风图》等。(李杰荣,2015;Weidner, 2013)而在各种重农、劝农图像中,最为典型与重要的当属体系化的耕织图。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南宋高宗之话语,可知此类图像最早出现于北宋仁宗时期:“朕见令禁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③。对此,王应麟云:“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亲蚕甚详,元符间因改山水”④,“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⑤。王潮生认为,这延春阁耕织图绘,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系列化耕织图。(中国农业博物馆,1995:33)不过延春阁耕织图绘早已不存,后世知之者亦不多,真正为后人所熟知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南宋楼璹《耕织图》,可被视为我国体系化耕织图的真正开端,遗憾的是,此图之原图今亦不存。

  

   楼璹《耕织图》是重农、劝农传统与政策的产物。对此图的创作,楼璹之侄楼钥曾如是说:

  

   高宗皇帝身济大业,绍开中兴,出入兵间,勤劳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它务,下务农之诏,躬耕耤之勤。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⑥

  

   由此记载可知,楼璹《耕织图》的创作是出于对宋高宗“务农之诏”的响应,当然其中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王加华,2018)对此,宋濂亦曾云:“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劝农之诏,郡国翕然,思有以灵承上意。四明楼璹,字寿玉,时为杭之於潜令,乃绘作《耕织图》。”⑦《耕织图》创作时,楼璹正在於潜县令任上。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⑧,可知楼璹担任於潜县令的时间为绍兴三年至绍兴五年(1133年—1135年)。也就是说,《耕织图》的创作亦应在这段时期。当时南宋政权初建,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急需发展生产,稳固社会秩序,故宋高宗“下务农之诏”。宋代,为体现重农、劝农之意,曾创设了一套“职带劝农”之法,即路府州等各级主要地方官官衔上加“劝农”之名。

  

   (宋真宗景德三年二月)丙子,权三司使丁谓等言:“唐宇文融置劝农判官,检户口田土伪滥等事,今欲别置,虑益烦扰,而诸州长吏,职当劝农,乃请少卿监刺史合门使已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本路劝农使”。诏可。劝农使入衔自此始。⑨

  

   县级主官亦兼劝农衔。(范学辉,2018)楼璹,作为於潜之县令,亦带有“劝农”之衔,故其在《耕织图》诗之《耕图二十一首·耕》中说:“我衔劝农字,杖策东郊行”(中国农业博物馆,1995:187)。楼璹作为县令,既有劝农之衔与劝农之责,自应响应宋高宗的劝农之诏。楼璹《耕织图》创作完成后,“未及,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寻又有近臣之荐,赐对之日,遂以进呈。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惟扬,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⑩。也就是说,此图后来被进献给宋高宗并受到皇帝的特别嘉奖,楼璹也由此走上了升迁之路。而宋高宗之所以如此重视此图,乃因其符合他重农、劝农之意。

  

   楼璹《耕织图》创作完成并受到宋高宗的嘉奖之后,受此影响,后世出现了诸多以耕与织为题材的耕织图作品。这些图绘,或是直接据楼璹摹绘而来,或是受其影响创作而成。“继此画院多有仿为之者,如庆元之刘松年、延祐之杨叔谦,虽题署不同,其出蓝于璹一也。”11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可知,仅南宋时期就出现了至少8套相关的耕织图绘,即《蚕织图》(宋高宗吴皇后命宫廷画工据楼璹《耕织图》织图部分临摹而成)、马远《丝纶图》与《耕获图》、现存上海博物馆的《耕织图》(作者不详)、梁凯《耕织图》、刘松年《耕织图》、汪纲《耕织图》、李嵩《服田图》。此后元明清三朝,亦陆续有耕织图绘被创作或刊刻出来,不下数十套。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元代程棨《耕织图》(完全据楼璹《耕织图》创作而成)、杨叔谦《耕织图》;明代宋宗鲁《耕织图》、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仇英《耕织图》;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康熙帝题诗,焦秉贞绘图)、冷枚《耕织图》、《雍正耕织图》、陈枚《耕织图》、乾隆《棉花图》(又名《御制棉花图》)、嘉庆《授衣广训》(嘉庆帝命大学士董诰等据《御题棉花图》编订并在内廷刻版16幅,画目和画面内容与前者基本相同)、光绪木刻《桑织图》与《蚕织图》、何太青《耕织图》等。这些耕织图的形式、版本各异,有绘本、拓本、石刻、木刻等。目前,各图的收藏单位,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美国、日本等地。(中国农业博物馆,1995;王红谊,2009;张家荣,2018)

  

在内容呈现上,耕织图以系列图绘的形式,将水稻生产与蚕桑纺织的具体环节做了具体描绘。以作为后世体系化耕织图“蓝本”的南宋楼璹《耕织图》为例,“耕”“织”合计共45幅图,其中“耕”图21幅,即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舂碓、筛、入仓;“织”图24幅,即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缫丝、蚕蛾、祀谢、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后世诸耕织图,除棉花图外,只在图幅与内容上略有调整。与楼璹《耕织图》相比,康熙《御制耕织图》的“耕”图部分增加了“初秧”和“祭神”两图,“织”图部分则删去了“下蚕”“喂蚕”“一眠”三图,而增加了“染色”和“成衣”两图。每一幅图,通过描绘“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龙迪勇,2007),将耕与织最具代表性的劳作场景描绘出来,使图像观看者立刻就能明白其中所表达的意思。在描绘手法上,历代耕织图主要采用散点透视的画法——例外的是康熙《御制耕织图》与《雍正耕织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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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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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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