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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劭凡:重访平郊村——20世纪40年代华北城郊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呈现与历史学细读

更新时间:2022-07-05 00:05:26
作者: 安劭凡  

   【内容提要】 城市郊区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独特中间地带,在华北社会史研究中长期缺乏必要的关注。在重新发掘一批20世纪4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所做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北平郊区的日常生活与历史细节得以被最大限度地丰富和再现。总体而言,20世纪40年代的京郊日常生活有着鲜明的都市化乡村特点,包括生产与生计更依赖城郊集镇与城市间的贸易网络;传统民间信仰与现代教育并存;城郊社会流动性较强,且缺乏稳定的,有控制力的自治组织。对民国时期社会学调查资料的历史学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象化认识。

   【关键词】 社会调查,日常生活,平郊村,燕京大学

  

   在大量有关华北社会史的研究中,乡村与城市似乎是两个鲜有交集的领域。对近代华北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性的思考毫无疑问地集中在对北京(旧称北平)、天津等少数重要城市的研究上;而与之相对应的乡村研究则多集中在对小农经济的破产和国家权力下渗所造成的乡村经济与国家政权内卷化上。华北乡村的萧条和贫困与少数华北城市的现代性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二者之间的联系长期未得到充分关注。周杰荣(Jeremy Brown)最近的研究尽管成功关注到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间的多种互动方式,但他似乎过于强调城市与乡村对立的一面,忽视了城市郊区这一城乡中介节点的独特作用。①

  

   作为介于城乡之间的过渡性地理空间,城郊不但是城市空间的自然延伸,承载着维持城市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诸多职能,而且是乡村地区中最接近城市,受城市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因而也往往有别于一般乡村。更为重要的是,受惠于距离城市和高等院校较近的地利,一些城郊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学专业学生培养的重要基地和田野考察的重要基点。换言之,城郊村落的特性相较于一般乡村更有机会进入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阶层的学术视野与关注之中,并留下相当数量的调查与研究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相较于基于“满铁”调查材料的华北乡村研究和立足于城市管理档案材料的华北城市研究而言,城市郊区并未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

  

   有鉴于此,本文的讨论将借助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社会学系学生的视野,“重访”②20世纪40年代的北平郊区的社会与日常生活,并试图回答以下长期被忽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的北平郊区的基本社会结构与民众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是哪些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进行?此外,京郊社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对我们理解民国乡村社会和城乡关系有哪些贡献?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调查的资料可以为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提供哪些有启发意义的新视野与新发现?本文依据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社会学系分馆的若干篇燕大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③着重选取其中以燕大于1937年设立的社会实验村——平郊村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该村及其他京郊村落中农民的家庭生活、农业生产、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以及基层乡村权力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文本细读,力图勾勒出1949年之前京郊社会生活的历史现场,并回答上述问题。

  

   一、平郊村与燕大的社会调查

  

   平郊村本是众多京郊村落中的普通一村,但自1937年被燕大社会学系选定为“社会实验室”后,④大量的燕大社会学系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这个不起眼的小村落,结合他们在大学校园学到的社会学方法和理论,在此进行时间长短不一的实地访谈与观察。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一系列基于平郊村的社会学调查赋予了该村在整个北平郊区的特殊地位与在燕大社会学系发展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据笔者不完全的查阅,现存的燕大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中至少有12篇都是以平郊村为考察对象(见表1)。

  

   在这12篇论文中,有8篇完成于1940年—1941年前后,其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北平虽已沦陷,但燕大与辅仁大学等少数教会学校选择坚持在北平继续办学,成为日军统治下的一座“孤岛”。⑤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大校园,燕大各地师生和校友决定在大后方的成都复校,“以示燕大永存,燕京精神不死”。战争结束后,燕大于1945年8月在北平复校,至1948年12月中国共产党接管燕大之前,处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有4篇论文即是完成于这一时期。⑥由此看来,平郊村的实地调查在燕大迁往成都后便被迫中断,所幸复校北平后又得以继续进行。那么为何燕大社会学系会选择平郊村作为其实地调查的实验村呢?这要从燕大社会学系的发展,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脉络说起。

  

   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是19世纪末由西方引介进入中国的。不同于传统文史学科,社会学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并没有深厚的土壤。20世纪初,在中国的部分教会学校先后设立了社会学学科,讲授社会学相关课程。燕大在1919年建校后不久,很快便创办了社会学系,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系。⑦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除引介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外,更着重开展中国社区与村落的社会调查,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成果。⑧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在长期战乱和小农经济破产的影响下,乡村危机不断加深,一批知识分子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通过他们的乡村调查和研究,提出挽救乡村的建议,乡村建设运动随之兴起。⑨燕大社会学系的研究受此影响,开始将社会调查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不但开设“农村社会学”和“中国农村运动”等课程,更选定当时位于河北昌平县的清河镇作为具体的社会调查对象,并发表了我国第一部市镇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分析》。⑩1930年,清河试验区正式成立,为“给社会学系同学实习机会”,11燕大社会学系师生开始对清河社区进行系统性的社会调查。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依托于清河的调查成果,许多燕大社会学系毕业生的论文均以清河为题,在中国的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北平郊外的燕大依靠教会大学的身份和美国的庇护得以勉力维持自主,已有相当基础的清河试验工作则由于战乱被迫中止。时任社会学系系主任的吴文藻在1938年离开燕大前往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后,系主任一职由赵承信继任。13为继续实地调查和实地研究,同时避开占领北平的日军的干扰,在赵承信的努力与多方接洽下,终于选定离燕大校园不远的平郊村设立试验区,以便继续为社会学系的学生提供实地调研以完成论文的机会。14从这一时期以平郊村为题的毕业论文来看,多数论文“都会对研究的方法进行尽可能细致地交代,以便让读者明了他们是如何进入调查地点,与村民怎样建立起研究关系,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收集研究资料等情形”。15这种严格的社会学调查的训练不但保障了论文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他们对平郊村各个方面的考察的理论依据、方法优劣,乃至观察视角的焦点与局限。

  

   作为20世纪40年代燕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这12篇论文的作者生平多数已不可考,但仍有少数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四大门》的作者李慰祖(Li Wei-tsu)在1941年从燕大社会学系毕业后曾先后在辅仁大学东方人类学博物馆、燕大社会学系、朝阳学院及华北文法学院任教,1948年起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人类学及政治经济学,1956年调至昆明医学院政治教研室,1960年下放到大理州弥渡县第一中学,1980年调回云南大学政治系,现已退休。他的这篇论文得到其导师杨堃的高度评价,在时隔近四十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得以正式出版,16被认为“至少超过了许多现在硕士论文的深度”。17同样考察平郊村信仰问题的陈永龄则在学术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在与李慰祖同年毕业后,陈永龄曾在新疆学院任教四年,1945年返回燕大随林耀华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成为燕大社会学系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后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陈永龄任中央民族学院新成立的历史系系主任,长期致力于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在海内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18

  

   除了在学术界持续耕耘之外,多数燕大社会学系毕业生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从极为有限的资料来看,撰写《平郊村之农具》的邢炳南毕业后进入山西有名的进山中学,成为一名化学、英语老师。19写作《平郊村农工之分析》的蔡公期的经历则更为传奇。1947年从燕大毕业后,她曾与其他几名燕大学生组队参加京津院校师生的桥牌比赛,在桥牌界名声鹊起,1949年3月作为地下党员参与接管北京二中,并任该校第三任校长。20当然,更多的论文作者未能留下足够的信息供我们追索其生平。

  

   了解了上述12篇以平郊村为题的论文的学术与时代背景后,不难发现平郊村的调查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燕大社会学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批论文除了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学术史中有重要价值外,还提供了大量对平郊村社会生活细节的记录。这些有关平郊村生活细节的记录包含了村内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人口、家庭结构、雇工情况、宗教信仰的记录与分析,更有大量关于一个具体家庭乃至个人事业发展的生动叙述。以往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罗威廉(William T. Rowe)等历史学者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尽管也重视地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但并未能深入到社会学调查所能达至的微观层面。燕大社会学系的平郊村论文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由外而内的观察视角,透过燕大社会学系学生的观察,再现1949年之前的京郊社会日常。

  

   平郊村又名前八家村,是今天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下辖的行政村。村名据说源于公元930年或938年左右,辽太宗下诏修建析津城(辽南京析津府),筑城砖瓦由十六家官窑承烧,于是在道南建官窑八家,道北八家,南边称前八家,北边称后八家。另有说法指出前八家为韩、魏、张、杨、刘、董、龚,剩下一姓失传,至20世纪40年代,已无此八家的后人在村。平郊村之名在当时即有,但当地村民自己多沿袭前八家的名称,至国民政府时期平郊村则成为正式村名,隶属于北平市第十九区。21由于交通方便,平郊村实际已成为北京城市社区中的一部分,再加上与清华大学、燕大两校师生的不断往来,早已具备相当“都市化”的特质,而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典型的农村。22

  

   平郊村地势平坦,且较附近一带略高,不易积水,但每届雨季,村东田地则会尽为水淹。村中耕地大部分为旱田。全村耕地总面积约为四顷(四百亩),旱田为主。其气候与农作物种类同一般华北平原地区无太大差异。23人口方面,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1935年的调查,前八家村共有246人(男性136人,女性110人),52户,平均每户有4.73人。24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则有298人,徐姓人口最多,约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职业上以务农者最多,其次是务工者,再次是经商者,还有从事其他服务行业的人。村中有一座延年寺,没有僧人,香火也不兴盛,村内的简易小学及小杂货铺都在寺内。其他诸如“婚姻嫁娶、老死送葬、年节时令”等习俗,与北平城市社区基本相同。25

  

   二、一切为谋生的家庭生活

  

赵琴一家是平郊村最有权势和地位的几户人家之一。同村人讲:“论有钱,赵家在村中可以属第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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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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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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