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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 张远:论全过程人民民主

更新时间:2022-07-03 13:09:50
作者: 刘建军   张远  

   内容提要:时至今日,学术界和政界必须要对民主进行正本清源的重新理解,以正视听。本文首先对人类社会所必须逾越的民主悖论和民主困惑进行针对性分析,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与把制约和对抗奉为圭臬的西式民主相对立的另外一极,其着重关注民意、民心的实现程度。基于此,本文给出了关于“民主”的全新定义:民主不仅是对精英的选择,也是民意连续性的表达与实现,是一种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其中,“全”代表了人民民主的价值维度,“过程”则代表了人民民主的实践维度;“全”代表了人民民主静态的政治美感,“过程”则代表了人民民主动态的行动力量。政治的定义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前提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国泰民安”的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遂成为政治的初心要义。

   关 键 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悖论  民意的表达与实现  the people's whole-process democracy  paradox of democracy  expression and real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 

  

  

   历史发展到今天,民主已经成为所有现代国家所颂扬的普遍性价值,成为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是现代社会超越传统社会的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是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相对应的一种政治形态。君主政治为君主所主导,贵族政治为贵族等级所主导,而民主政治为人民所主导。伴随着对民主政治一系列条件和程序的规定,民主政治逐渐从平民政治、暴民政治、多数人的暴政转变为一种在多重约束条件下运行的政治形式,并且在特定历史时期释放出现代国家治理的能量。但事实是,由于民主本身包含着太多的矛盾、迷乱以及张力,以至于对民主的理解和论争从来没有真正退场。尤其是当西方社会所颂扬的民主达到其历史极限时,其内在的困境更加剧了民主论争的激烈程度。时至今日,学术界和政界必须要对民主进行正本清源的重新理解,以正视听。这是时代交给全人类的任务,也是时代叩响的文明钟声。正是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将价值上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民主”与可操作、可观察、可测量的“过程”结合起来,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的实践方式,从而为破解民主悖论、克服民主困惑,提供了一条通向未来政治文明的光明之路。故本文基于对民主悖论、民主困惑的针对性批判分析,以“全”与“过程”为着眼点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进行全方位地剖析,进而提出一种关于“民主”概念的全新定义。

  

   一、民主的悖论与民主的困惑

  

   自从“民主”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后,它所面临的赞美和承受的质疑从来没有消退过。在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面前,人类社会在实践、理论两个方面的努力,都在试图消解蒙在民主身上的谜团和困惑。但是,西方知识界努力的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尤其是当对西方民主内外两个方面的质疑之声弥漫全球的时候,人类社会必须逾越民主的悖论和民主的困惑,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出口。而所谓民主的悖论,即人民的权力在代议民主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大都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代议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公民权的淡化或牺牲为代价的。民主所经受的质疑、自身所产生的悖论,成为“民主的困惑”注定不能消退的根本原因。

  

   若对“民主”一词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其曾经是一个坏字眼。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按照其最初的意义,即人民统治或政府遵从大多数人的意愿,民主就会成为一件坏事——对于个人自由和文明生活的优雅品质都会造成致命的危害。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才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成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语汇中的一员。但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后政治恐怖的惧怕,对民主的提防其实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一直没有中断。

  

   首先,就民主造成的政治后果来说,出现了一种“正当程序滋生出不正当统治”的现象。也就是说,民主不过是披在资产阶级和权贵阶级统治上的一层政治外衣。不难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而已”(马克思、恩格斯,2012)这一论断至今依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以美国为例,从1960年的大选之后,美国总统选举进入了以财力相比拼的阶段。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社会在漠视残酷事实的前提下确立的划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标准,可谓是信口雌黄、掩耳盗铃、不堪一击甚至颠倒是非。民主选举、民主程序塑造出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权贵阶级的统治,已经从事实和结果层面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彻底否定。

  

   其次,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津津乐道的、最引以为豪的民主程序,已经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政府”之间的相互否决——邓小平认为三权分立就是“三个政府”(邓小平,1993)。以至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无遗憾地指出美国基于民主程序而创设的三权分立已经演化为不可收拾的“否决政体”(福山,2015)。而支撑西方政治理论之霸权地位的就是从古希腊绵延至今的“政体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西方政治理论的傲慢就是政体论的傲慢,西方政体论的傲慢也就是民主论的傲慢。但是,原来崇尚政治几何美学法则的政体论现如今已经堕落为捍卫私人利益、党派利益以及家族利益的利器。如果民主不是对精英的选择,不是不同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否决,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已经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将“政体”与“政道”视为中西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别(王绍光,2012)。毋庸置疑,运用政体思维必然会将非西方世界的治理模式视为异端,因为政体思维天然诉诸“合法性”这一概念工具。一旦运用这一概念,就会有挥之不去的困惑与不解。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运用“合法性”这一概念解读中国的政治模式时,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发展之间的非对称性也一筹莫展。王蒙则是直接提出用“合道性”替代西方民主理论中的“合法性”。政道、合道性所关注的恰恰不是把制约和对抗奉为圭臬的“民主程序”,而是关注民意、民心的实现程度——这恰恰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from the masses,to the masses)的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

  

   最后,随着西方世界之外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全球资源流向和分布格局彻底被改变,而以剥夺全球资源为残酷代价野蛮生长的西方文明已经达到了其前所未有的极限,依赖全球资源回流支撑起来的昂贵民主也就丧失了物质上的保障。正是在资源回流渠道被切断的前提下,基于权利逻辑的民主制度安排演化成为了无休止的社会狂欢和不可调和的社会极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的极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现代性的极限。当所有人沿着权利轨道恣意挥洒其民主诉求而又不可能在间歇性民主安排中得以实现其诉求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的碎片化。正如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对美国政治体系的批评那样:危险的东西并不是现实的专制控制,而是碎片化——人们越来越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泰勒,2005)。近几十年,美国政治过程越来越多地与司法复议(judicial review)掺杂在一起,美国人的精力被拖入到利益政治或鼓吹政治的漩涡之中,人们将自己投入到单议题的运动之中,狂热地为他们喜爱的事业而忙碌(泰勒,2020)。西方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已经陷入这样一种泥潭:个人主义的无限泛滥、权利主义的狂飙突进,正在将西方政治拖入支离破碎的轨道之中。西方政治体系已经无法容纳恣意妄为的社会(刘建军,2020),这就是西方民主困境的社会根源。

  

   二、重新定义民主:从“选择民主”到“过程民主”

  

   民主的原意是指“人民的权利”或“人民的统治”。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形态,也是一种决策体制和生活方式——民主是组织人们过政治生活的一种制度化途径。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1972)。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手段。从政治文明的成长过程来看,民主能够与自由、正义等范畴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是近代政治文明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在今天,尽管对民主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但它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了。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或国家形式,是一种在制度上最高层次的加工与改造。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使政治文明突破了古典的框架,它在制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代议民主(间接民主)对直接民主的替代。于是,民主就被定义为对治理者的选择——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民主理论最为骄傲的资本。基于此,民主逐渐被理解为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选择政府的制度安排(胡克,1987)。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民主就是通过大多数居民有机会参与的竞选,来选出政权的主要领袖(Huntington & Moore,1970)。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也认为民主作为政治体制,让普通公民能够行使对精英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是由精英和普通百姓均接受的一些规范所支持的(阿尔蒙德,1989)。

  

   但是,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也造就了民主的悖论,人民虽然有一时选择政府与代表的权利,然而一旦政治权力委托于他人之手,己之权利遂立即进入一种休眠状态,故代议民主的推行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奠基于公民权被淡化或被牺牲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这样看来,民主还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创建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是超越作为国家形态之民主的最终目标(Arblaster,1994)。

  

面对民主的悖论和民主的困惑,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完成对民主的进一步加工改造才能为其政治统治提供合法化的论证。于是,近代政治科学通过对作为价值的“民主”的知识化处理和生产,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民主理论范式。如自由民主(弱势民主)、多元民主、耦合民主、参与民主(强势民主)、审议民主、精英民主、协商民主等。但是,近代政治科学的主要任务却不是在于测量民主的实质及其实现程度,而是侧重于民主知识本身的生产与创造——民主“名”与“实”的次第关系被颠倒了,甚至是“名”将“实”遮蔽了。纷繁迷乱的民主范式一方面形塑了貌似独立、客观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又构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念基础——这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知识—权力”关系的阐释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达,他认为对于“知识”的生产本身便会成为一种施行权力的方式,其力图通过利用“知识”来更加科学地、巧妙地、全面地来达成某些政治上的目的(福柯,2012)。而在西欧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建设中,又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路径:在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这些国家都以自由之名,坚持职业团体、社会群体的自治,从而使得近似于中世纪传统的专制制度得以保留。在这一“自治”坚甲的护卫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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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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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政策研究. 202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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