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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涛: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与现实

更新时间:2022-07-02 09:54:08
作者: 马涛  

   内容提要:本文以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肇始以来各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语境与翻译政策的演变为线索,将阿拉伯文学汉译在中国的历史分为发轫期、活跃期、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和稳定期五个阶段,分阶段对阿拉伯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了历史梳理,指出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事业历经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融合式发展,也见证了译者的翻译动机从服务于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到服从于意识形态与政治计划,再到致力于艺术审美与文化交流的转变。

  

   关 键 词:阿拉伯文学  阿译汉  译介史  Arabi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om Arabic to Chines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始于部分穆斯林学者对《古兰经》部分章节及颂圣诗《天方诗经》的翻译,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在20世纪的100年间,我国对东方文学的译介开始从印度佛经文学翻译向东方各国纯文学翻译转移,在这一时期的东方文学汉译活动中,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及其他中东各国文学的中译本数量位居第三位,仅次于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①纵观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史,在特定时期翻译政策影响下,在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呈现出不同的表征,译者的翻译选择与各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翻译政策保持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契合。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事业经历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融合式发展,也见证了译者的翻译动机从服务于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到服从于意识形态与政治计划,再到致力于艺术审美与文化交流的转变。

  

   关于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史的分期,研究者们的意见不尽相同。根据不同时期阿拉伯文学汉译现象的特点,综合仲跻昆、朱威烈等权威专家的观点,笔者将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发轫期(17~19世纪);活跃期(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后期),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二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稳定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②

  

   一 发轫期:经释著作中的零星节译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叶,在《古兰经》传入中国约700年后,苏州、南京等地出现了一批汉学造诣颇深的穆斯林经学家,如王岱舆(约1570~1660)、马注(1640~1711)等。在当时已有注释本的基础之上,他们“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在自己编译的伊斯兰教经释著作中零星节译了部分所引用的《古兰经》段落,由此开启了中国译介阿拉伯文学的历史。

  

   此后直至19世纪中叶,许多穆斯林学者又对《古兰经》进行了重点选译,出现了大量《古兰经》的选译本,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著名学者刘智(1669~1764)所著的《天方至圣实录》。

  

   19世纪中叶,云南的经学家马德新(字复初,1794~1874)对通译《古兰经》进行了初次尝试。马德新的译著《宝命真经直解》前5卷成了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此外,1867年,马德新还首次将一首阿拉伯宗教颂圣诗——蒲绥里的《衮衣颂》(今通译作《斗篷颂》)初步译成了中文。他的译文采用四言句式,系模仿我国的诗歌经典《诗经》,故称《天方诗经》。《天方诗经》于1890年经其弟子马安礼(1820~1899)整理、润色后于成都木刻刊行,成为我国最早译为中文的阿拉伯古典诗歌,为国人最初欣赏阿拉伯诗歌、了解阿拉伯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翻译文本。1957年,《天方诗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再版。

  

   17~19世纪是中国译介阿拉伯文学的肇始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活动主要集中在对宗教文本的译介上,译者绝大多数为穆斯林学者,他们汉译阿拉伯文学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可以说,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肇始于穆斯林学者对宗教文本的解读与翻译。但囿于宗教文本本身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及当时中国传统社会以佛、儒为主流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时期众多穆斯林学者的翻译并未形成规模,以抽译、节译为主,以释为译的也不在少数,其译文的影响也仅限于少数穆斯林之间。不过,可贵的是,这一阶段有限的阿拉伯文学文本的汉译活动均是从阿拉伯语直接翻译而来,而未经其他中间语的介入。

  

   二 活跃期:西学东渐的副效应

  

   鸦片战争以来愈来愈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眼中,译介外国著作成为了解异域世界的窗口和开启思想启蒙的途径。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推动下,清政府改变了以往对待西方文化的保守态度,接过了变法革新的口号,开始尝试推行新政,鼓励并大量派遣留学生,报刊业也迅速繁荣,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新高潮。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现”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为传播西方文明新思想、塑造理想国民从而解除民族危机,以梁启超为首的晚清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的价值上升到了可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乃至“新人心”、“新人格”的高度。③于是,小说成为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主流选择。除政治小说以外,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也纷纷被译入中国。《一千零一夜》最早就是在此背景下被介绍至我国的。

  

   新中国成立前,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片段故事。④据李长林、盖双(葛铁鹰)和仲跻昆等学者的研究与考辨,将《一千零一夜》译为中文的第一人应为周桂笙(字新庵,1873~1936)。⑤1900年,《采风报》刊登了周桂笙从英文转译的两则故事:《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和《渔者》(今通译作《渔翁的故事》)。译文采用平易活泼的文言译出,颇受时人推崇。1903年,周桂笙的翻译作品集《新庵谐译初编》(凡二卷)由上海清华书局出版,其第一卷即为对《一千零一夜》的节译。在《新庵谐译初编》的自序中,周桂笙谈及自己对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和译者的认识,认为翻译具有“觉世牗民”“开智启慧”的社会功能。

  

   这一时期,《一千零一夜》这部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引起了不少中国译者、学者的关注。除周桂笙的译本外,1903年5月至9月,《大陆》报第6~10期连载了《一千一夜》,译者佚名(一说此人实为严复⑥)。同年5月20日,文明书局出版了钱楷所译的《航海述奇》(今通译作《辛巴达的航海故事》),转译自史谷德的英译本。

  

   此外,1903年10月20日起,半月刊《绣像小说》连载了《天方夜谭》,共选译故事14篇⑦,译者未署名。1905年7月25日至1906年1月19日,《东方杂志》于第6期至第12期连载了译名为《天方夜谭》的几则故事⑧,译者同样未署名。后据学人考证,上述连载译文的译者与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方夜谭》的译者奚若(1880~1915)实为同一人。⑨奚若的译本选译《一千零一夜》故事50篇,约35万字,用文言译出。译文脍炙人口,风行一时,在清末及民国时期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不仅被收入《说部丛书》和《万有文库》,且再版重印过十余次。

  

   1904年8月起,《女子世界》杂志分四次连载了故事《侠女奴》(今通译作《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译者署名“萍云女士”。1905年,《侠女奴》单行本由小说林社和女子世界社共同出版,并于1906年3月再版。据考,“萍云女士”实为著名作家、翻译家周作人的早期笔名,《侠女奴》是他的第一篇译自英文的翻译作品。周作人曾自言《侠女奴》中存在不少有意而为的“误译与删节”,他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易名为《侠女奴》,易位故事主角,在译文中凸显女性魅力,并以女性笔名公开发表译文,“删”去了不合礼教的封建糟粕,“补”上了女性独立自由的女权呼声,译文语言虽是文言却通俗易读,不乏“欧化”色彩,表现出文学语言逐渐向白话文靠拢的特征。

  

   在此后四十余年中,中国出版了多种《一千零一夜》的译本。它们或刊载于报纸杂志,或单独成书出版发行,其间也间或有相关的评介文章问世。《一千零一夜》的译文逐渐从文言过渡到了白话,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几乎成为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代名词。⑩据葛铁鹰教授考证、统计,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一千零一夜》的译本至少有37种。(11)其中,多数译本转译自英文,仅有两种译自阿拉伯文。其一是马兴周(马俊武)所译的《桑鼎拜德航海遇险记》(今通译作《辛巴达的航海故事》)与《阿里伦丁》(今通译作《阿拉丁》),收于1936年12月世界书局出版的《阿拉伯故事丛书》;其二则是1940年2月至1941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方夜谭》,由著名回族翻译家纳训(1911~1989)译成,共5册,是这一时期字数最多、最为完整的《一千零一夜》译本。(12)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一千零一夜》的发现始于“开眼看世界”和“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需要,属于当时知识分子为求社会变革与民族富强而开始向西方学习的偶然所得。然而,鉴于《一千零一夜》故事在西方几近家喻户晓,被我国知识分子所认识并译介入我国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国早期出现的《一千零一夜》译本大多以英文版为底本,或从日文转译。译者的翻译活动大多带着“开启民智”的诉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文学革命,同时也推动了外国文学译介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涌现了不少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新文学社团,它们既是原创文学社团,又是翻译文学社团。“五四”之后,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史中的许多重要翻译作品是由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译成的,包括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周作人、谢婉莹(冰心)和朱湘等。

  

   1923年,著名作家茅盾(1896~1981)先后在《努力周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了8篇散文(13),译自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英文散文诗集《先驱者》(TheForerunner)。继茅盾之后,张闻天(14)、沈泽民(15)、赵景深(16)等人也都选译过几首纪伯伦的散文诗,发表于《文学周报》和《创造周报》上。

  

   中国第一部纪伯伦作品的全译本是刘廷芳(约1892~1947)所译的《疯人》,1929年1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此外,刘廷芳还翻译了纪伯伦的另两部散文诗集——《先驱者》和《人之子》,堪称近代中国译坛译介纪伯伦作品最多的译者。但其对纪伯伦译介的影响并不及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1900~1999)。1931年,冰心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先知》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发行。此后长达半个世纪,中国几乎没有纪伯伦作品的新译本出现。(17)

  

尽管经过茅盾、刘廷芳、冰心等诸多名家译笔的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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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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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阿拉伯研究论丛》 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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