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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乔见:孟子“义”论:在心性中寻求普遍道义

更新时间:2022-07-02 09:38:44
作者: 陈乔见  

   内容提要: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义”之意义的塑造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孟子首先对“从兄敬长”和“君臣之义”这一传统礼义伦理重新奠基和革新,这得益于他的心性之学。孟子首创从“羞恶之心”和“同然之心”来界说“义”,阐明了义与不义这一道德区分的心性根源。羞恶之心经由存养扩充和践履,促使主体行走或复归于正路。羞恶之心和同然之心是人所固有且人皆有之的,这就为理义和道义的普遍性奠定了根据。义与不义的道德判断,始终关联着利益的取和与。取与的道义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之出处、去就、辞受等,而且适用于公(朝廷、政府)—私(个人、民人)关系和国际关系(国与国)乃至代际关系(改朝换代)。如此,孟子就为各个层面主体间的取与行为制定了普遍而绝对的道义原则。

  

   关 键 词:孟子  义  羞恶之心  同然之心  人之正路  取与  道义原则

  

  

   孔子贵仁尚义,孟子仁义并举,宋代理学家程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是仁义。”①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进而说:“孟子于孔门得‘仁’字之传,其平生得力在体贴出一‘义’字,为七篇宗旨。”②吕说颇具洞见,这也表明在儒家价值观念史上,孟子的最大贡献在“义”。清儒阮元有《孟子论仁论》,③今仿其名,做孟子“义”论,条论孟子“义”论的多层意涵及其内在关联。

  

   据杨伯峻统计,《孟子》一书“义”字多达108见,杨氏把它们区分为两种涵义:1.合于某种道和理的叫义;2.道理,正理。④这是“义”最宽泛的涵义,若以孟子本人的界说而析言之,其主要涵义有四项:其一,从兄、敬长、尊君等实质伦理,如《孟子·离娄上》云“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尽心上》云“敬长,义也”,《孟子·梁惠王上》云“未有义而后其君者”,《孟子·滕文公上》云“君臣有义”,《孟子·尽心下》云“义之于君臣也”;进而言之,社会的某种等差秩序也得谓之“义”,如《孟子·滕文公上》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是传统礼俗伦理,具有非常具体的伦理内涵。其二,从羞恶之心论“义”,如《孟子·公孙丑上》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告子上》云“羞恶之心,义也”。这是孟子首创解释。其三,用正路来形容“义”,表示人所应当遵行的道德原则,如《孟子·离娄上》云“义,人之正路也”,《孟子·告子上》云“义,人路也”。其四,“义”与“道”近,表示某种普遍而绝对的道义原则,此项意涵与前项相近,但多用表示利益之取与的道义,如《孟子·尽心上》云“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万章上》云“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⑤以上是对孟子“义”概念的概览与初步分类,为了深入理解孟子“义”论,还有必要对“义”的主要意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给予阐释。下文本文作者将首先以孟子论“从兄敬长”和“君臣之义”为例,来说明孟子对传统“义”之伦理观念的继承与革新;然后阐明孟子首创的“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的内涵及其与“人之正路”之间的关联;最后围绕“取与之道义”来论述从个体到国家再到国际间的道义原则。

  

   一、“从兄敬长”与“君臣有义”的传统伦理革新

  

   在儒家价值观念上,孟子有两大贡献:一是“五伦”说,一是“四德”说(汉代后演变为“五常”)。“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里提到君臣有义,实则广义言之,长幼有序亦属“义”之范畴,前引“从兄敬长”为义便表明了这一点。孟子对传统礼义(礼俗)伦理所要求的少者敬事长者是接受的,但是,他也对此传统礼俗伦理重新给予主体性的奠基。这种奠基工作的最佳体现莫过于孟、告关于“仁义内外”的论辩: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⑥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孟子·告子上》)

  

   关于孟、告“仁义内外”之辩,学界讨论颇多。笔者在此主要关注“义”的伦理内涵及其特征,在此,告、孟皆以“爱弟”和“敬长”来分别说明“仁”“义”的伦理意涵及其特征。告子主张“义外”,其理由是他人年长于我,故我应当尊敬对方;犹如彼物为白色,故我以“白”名之;所以说“义”是外在的,亦即“义”之道德(应当尊敬长者)根据在对象、不在主体。孟子的驳斥用现代术语可转译为:在白马、白人的情形中,“白”皆为描述义;而在长人、长马的情形中,长马之长为描述义,而长人之长则既有描述义亦有规范义,故告子类比不当。而且就“义”这一道德应当而言,其主体是“长之者”(能敬)而非“长者”(所敬)。告子又辩护说:爱吾弟而不爱秦人之弟,是出自“我”,故仁为内;然而,无论是尊敬楚人之年长者还是尊敬我之兄长,都是由于对方年长的缘故,故义为外。孟子又如此反驳道:嗜好秦人的烧肉,与嗜好自己的烧肉无所不同,各种事物也有如此的情形,那么,难道喜欢吃烧肉的心也是外在的吗?那不和您说饮食是本性所谓“食色性也”的论点自相矛盾了吗?⑦熟悉孟、告几个辩论的读者都知道,孟子在驳斥告子时,最为擅长归谬法,即从告子的立场出发推理,最后得出与告子自相矛盾或告子显然不会认可的结论,以此证明其前提立论不确。告子究竟如何回应孟子的驳难,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里比较清楚的是,告子用“敬长”来说明“义外”,而孟子也顺此给予反驳,这表明“敬长”是彼时社会中“义”的一般伦理观念。从告子所举“楚人之长”与“吾之长”都应该尊敬的例子可知,这里的“长者”可以是有血缘关系的兄长,也可以是无血缘关系的一般的年长者。

  

   孟、告而外,他们各自的弟子继续对此问题展开辩论: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

  

   在此辩论中,孟季子代表告子一方,公都子代表孟子一方。此次是孟季子反问公都子,为何说“义内”?公都子的理由是“行吾敬”,亦即孟子所谓“长之者义”非“长者义”,换言之,尊敬长者是由我做出的,所以是内在的。孟季子设诱:如有一乡人比伯兄年长,则谁敬?公都子认为该敬伯兄。孟季子进而追问,如果酌酒(表达敬的一种方式)则谁先?公都子认为该先酌乡人。于是孟季子单方面宣告这场辩论的胜利,因为诚如公都子所言,则义果在外,非由内也,因为无论是敬伯兄还是先酌乡人,都是随外在情形而变。公都子无以破解对方的论点,回告孟子。孟子也举一例试图挽回这场论辩,他说,在叔父与弟之间,当敬叔父;不过,如果弟为尸(受祭祖先的代理人),则当敬弟。回到敬伯兄与敬乡人的问题,孟子的结论是,平时敬伯兄,但若伯兄与乡人在一起饮酒,则当先敬乡人。孟季子听闻后,再次宣告了辩论的胜利,因为诚如孟子所言,则义果在外,非由内也,因为无论是平时敬伯兄还是在酒宴上敬乡人,都是由外在关系或外在情景所决定的。公都子像孟子一样再次使用归谬法来反驳,其意是,冬日我们饮汤,夏日我们饮水,虽然饮汤还是饮水会随外在环境有所变化,但“饮食”本身不是外在的——这是主张“食色性也”的告子及其门徒难以否定的。

  

   这个论辩表明“敬伯兄”“敬乡人”“敬叔父”“敬在尸位的弟弟”都是“义”的实质伦理意涵。可以说,孟子“义”论中从兄敬长的伦理内涵是老传统,至孟子早已固定为一种习俗伦理。孟子的贡献在于,他继续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的精神方向,欲为这些礼俗(习俗)伦理重新奠基,其奠基的关键就在于使这些礼俗伦理内在化和心性化,突出主体是道德发动的根源,故他强调不仅仁是内在的,义亦是内在的。设想,如果像告子所理解的那样,我之所以尊敬对方只是由于对方比我年长,那这样的礼义极易形式化进而虚伪化,必定无生命之感应。

  

   如果说对于“从兄敬长”这样的传统伦理,孟子采取的是重新奠基;那么,对于“臣敬事君”这样的传统礼义观念,孟子则给予了更为激进的观念革新。在传统的“臣敬事君”的义观念中,具有非常明显的等级结构,孟子说“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表明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认可这种上下等级结构的合理性。然而,孟子对“君臣之义”的诠释在一定意义上也逆转了此种等级结构。孟子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下》)就政治爵位的尊卑关系而言,臣当敬君,用下敬上;但若就道德上的贤否而言,则君当敬贤士,用上敬下。贵贵(臣事君)与尊贤(君事贤),背后的道理是一样。孟子这一说法实际上把传统具有等级结构的君臣关系一转而为一种等级相互性的平等关系。这里与法家做一对比,即可看出孟子的革新,慎到说:“国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⑧可见,慎到只承认贱之事贵,而不承认有所谓不肖事贤,当然也就否定了君主事贤士的可能性。

  

   孟子与时君的交往与过招,无疑以行动诠释了这一崭新的君臣伦理。孟子将朝见齐王,齐王派使者传话,寡人本当来看你,但不幸而有寒疾,不可以出门;倘若你肯来朝,我可临朝接见,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孟子亦让使者回复齐王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公孙丑下》)第二日他又故意到他处,以示本无疾。而齐王也派使携医来孟府问疾以探虚实,孟子不得已躲避到景丑氏宿焉。于是,在孟子与景丑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君臣大义”的讨论: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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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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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儒学(中英文)》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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