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蒙:“在中国”“中国化”与“中国性”——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研究主题及进展

更新时间:2022-07-01 21:01:33
作者: 韩蒙  

  

   重新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是深入诠释当前时代中国与自身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关系的迫切需要。知识体系重建的关键是哲学观念地基的清理和哲学方法论的正确运用,也就是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来为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即中国性奠基,从而自觉认识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历程上中国哲学的历史作用,自觉把握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哲学的文明意义。

   关于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及其建设路径,结合近五年来中国哲学界的研究进展[1],可以主要从如下三个主题或者三个层次来梳理概括:(1)围绕“哲学在中国”探讨中国哲学的出场、现代任务及其困境;(2)透过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探讨中国哲学知识的体系化及其变迁;(3)以“中国性”为方法构想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路径和可能意义。

   一、“哲学在中国”:中国哲学的现代任务与困境

   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造就了“哲学在中国”的命题,划定了该命题的基本问题域。在西方现代知识进入中国以前,“哲学”“中国”以及“哲学在中国”的提法都是尚未出现的。在中西结合模式中产生的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了需要克服的相容性、兼容性难题。

   (一)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哲学及其社会政治语境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产生于中国知识体系的性质、由来及变革。1840年以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使得中国决定不仅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以中西结合的方式建构中国现代文明,而且在观念、知识上重新塑造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当时,除了少数激进的“全盘西化”派,大部分中国学者选择了中西结合的方式,最为典型的方案莫过于冯桂芬、张之洞等提出的“中体西用”思路,其要义就是以中国精神(“四书五经”)为本体、以西方科学技术为致用。于是,从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章程》展现的新旧知识的争执、体用关系的拉锯到近代学制体系的建立,专门知识分科取代了传统书院的统合性的“学问”,中国近代知识的建构是在西方科学式知识的框架下进行的。(参见章清,第3页)

   在西方学界,“知识”(knowledge)作为人类的客观认知对象源于启蒙传统。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绘制了“人类知识体系图表”,告知世人“应该如何组织知识”,在其中,知识被分为三类:记忆、理性和表象,分别对应于历史、哲学与诗歌。(参见张寿安主编,第2页)此处的知识并非限于实证性、物质性的科学,而是意指不同于宗教“信仰”(faith)、个人“意见”(opinion)的“合理的观念”,除了器物知识、科学知识之外,也包括制度知识、哲学知识,等等。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就是被引入中国的最具代表性的西方知识,意味着要求同时在器物和观念层面实现知识变革。“哲学”(philosophy)在中国的出现便是这种社会变革、知识变革的思想产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哲学”之名的设立不能等闲视之,它是在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时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和它一同出现的就是对中国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参见李存山)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共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政治革新向文化革新、知识变革的认知转变,使得“中西古今之争”演化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运动。(参见方松华等,第19—20页)

   (二)“哲学在中国”命题所引发的中国哲学身份疑案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的审查报告中,金岳霖就提出“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哲学”是否要区分的疑问:“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金岳霖,第17页)冯友兰可能正是在这一启发下,提出了“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的区分,前者指涉所属性和地域性,后者强调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独特性。实际上,这种区分已经初步揭示出“哲学在中国”的逻辑困境:它的根据是一种普遍哲学的观念,所谓中国哲学只是一种普遍哲学在中国的次级形态或不纯粹的形态;当中国哲学被理解为“哲学在中国”时,便意味着中国没有自主的哲学,而沦为一种有待用西方哲学框架来塑造、阐述的哲学素材。

   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在既有争论的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维度上,部分学者认为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普遍性”:普遍主义意味着一个价值等级的构造,一个边缘与中心的结构,普遍主义的担纲者在说服别人接受其普遍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同时说服别人接受了担纲者的特权地位;不同于西方式的普遍主义,中国确立其普遍性的特殊方式在于“仁”的理念,该理念不是作为更高一级的概念而存在,而是一种在差别性世界中产生不分别的共同感和平等感的能力,这便“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哲学的可能,它不依赖任何普遍哲学和普遍性的预设,却找到了一种使得天下世界的共同性得以可能的哲学方式”(张志强,2017年,第7页)。中国传统思想中本就没有西方那种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可能“成为那个本身是差异之同一的普遍哲学的一个规定性部分”,从而“丰富哲学的普遍性概念,乃至一般的普遍性概念”(张汝伦,第37页)。由此,“过去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误判中实际上包含了‘唯我为大’‘唯我是瞻’的殖民思想”(许嘉璐,第7页)。此外,也有学者从“哲学”“中国哲学”的译名、在华传播的视角强调,若要确立哲学的自信,首先需要明确西方学界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根源——中国哲学界混淆了“哲学”与“思想”,就“哲学”之“爱智慧”的本质而言,东西方的“爱”都是存在的,但是东西方所爱的对象及对所追求的“知”的定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理解。(参见林美茂)纵观下来,“中国哲学的身份疑问是现代制造出来的问题。在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之前,中国思想既没有被命名为‘哲学’也没有被定位为‘中国’”(赵汀阳,2020年a,第 4页)。

   (三)西方分类学结构对中国思想的解构

   切分一切是现代的主导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生产分工、知识分科、主权分立、政治分权、权力分有、阶层分化等。具体到知识而言,西方在现代建立起严格的分科知识,这一方面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大学的兴起、院系的分工有关。如同生产领域通过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在自然科学、实证知识领域,也通过对事物在各个有限方面的细化精确研究来建立起具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人文领域实际上正是仿照自然科学而细化为不同学科,以对应于社会分工下不同领域部门的需要,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等。(参见赵汀阳,2020年b)

   哲学就是在这种分类的逻辑下进一步细化的。民国时期以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制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格局作出的划分。例如,冯友兰在1931年的《中国哲学史》中就按照西方哲学的分类将哲学整理为:宇宙论(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理学;伦理学)、知识论(知识论;论理学)。(参见冯友兰,第3—4页)对此,张岱年认为“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张岱年,第19页)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西方分类学下的中国哲学。有学者指出,将中国思想切换到西方分类结构中的做法是得失参半的:一方面,就系统化地整理中国思想而言,引入西方哲学的结构使中国思想进入了新阶段,实有建构之功,能够通过为哲学研究设定边界,使其具有高效的知识生产力,容易产生专业知识;但另一方面,“西化的结构转换把原本一体化的文脉变成互相隔离的学科知识而使文史哲失去互证互释的思想立体性,切断了整体思想的流动性而使问题的性质发生变性,问题被逐出原来的生态而变得无助、孤立和零碎”,于是,改制为西式结构同时也是对中国思想的解构。(参见赵汀阳,2020年a)

   二、“中国化”进程:中国哲学知识的体系化及其变迁

   “哲学在中国”这一思想事件本身就已经蕴含了哲学的中国化进程。哲学中国化进程的显著表现,就是对哲学知识的系统性反思进而引发哲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哲学知识体系逐步克服西方研究范式的外在性,开始获得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知识型的中国思想的知识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所引导的哲学中国化要求

   克服“哲学在中国”的普遍主义预设的关键,在于从“中国底哲学”意义上诠释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自艾思奇、毛泽东以来开创的“中国化”思路,无疑是具有启发性和导引性的。为了使哲学更加通俗、服务中国抗战,艾思奇在1938年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37页)。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第534页)。“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内容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于具体实际本身的历史性,这也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

   就此而言,“中国化”实际上蕴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强调从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理解中国化。不少研究成果已经指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进程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的实践逻辑是高度契合的。第二个层次,强调从中国文化传统更新的视角看待中国化的历程。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中国哲学传统,乃是因为它既是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的最积极的扬弃,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交汇、融合的结晶”(汪信砚,第2页)。

   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层次,“中国化”不仅指向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也是对哲学本身以及如何发展中国哲学的一种方法论反思。有学者提出,如果从理论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中国化就是以现成状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具体应用过程,是外在于普遍原理的;而基于实践哲学的立场,这一举动决非外在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内在地颠覆了以理论哲学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因而中国化只能是在特定空间的鲜活存在、必定是随时代变迁而与时俱进的、必须是通过特定实践主体所不断创造出来的。(参见王南湜,第2—3页)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一种被外在赋予中国的、既定的东西,而是从中国社会的自我运动中孕育而生的,是在特定阶段逐渐摆脱外部反思和师从西方或苏联的“学徒状态”、开始获得中国学术“自我主张”的过程,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进程已经为这种哲学转折提供了积极的动力。(参见吴晓明,2016年,第1页)

   (二)中国化的哲学知识体系及其阶段性变迁

基于西方分类学初步建立起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在中国化的要求下,开启了从“在中国的哲学”到“中国化的哲学”的焦点迁移和范式转变。有学者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变迁概括为“从哲学史到哲学”:第一个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是经学终结后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将中国古代文本中的部分内容构建为可普遍理解和检验的知识系统,第二个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述中国哲学史,就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未来阶段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05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