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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

更新时间:2022-07-01 20:58:42
作者: 乔治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研究蓬勃发展,不仅出现多层次、宏观的课题探索,更富于具体史家、史书和史学见解的考析。伴随着史学界和文化界陆续出现的“民国热”,对活跃在民国时期史坛之史学家的研究和评介也成为热门话题,相关的论文与著述目不暇接,颇为繁盛。一般而言,各个史学专业的研究成果经过相当程度的积累,都应当予以认真总结,订讹纠偏,以利前行。笔者认为,在中国史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背后,也存在着价值取向、观念体系和具体史家评论等方面的偏颇和舛误,有些错误说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流行观点,因此,迫切需要进行认真的审视和反思。

  

   一、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发展及值得反思的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与其他门类的学术研究一样,呈千帆竞发、日新月异之势,成果数量和涉猎范围均令人欣喜,主要收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家及其著述作了广泛的梳理和评议,由于许多民国时期成名学者的治史生涯延伸至1949年之后,所以评述的时间下限也随之获得延展,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论析。在研究对象方面,既包括1949年后留居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包括移居港、台及游学国外的人士。而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吕思勉、陈寅恪、陈垣、顾颉刚、胡适、钱穆、傅斯年等名家的生平与史学业绩,则是研究者反复论析的重点话题,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著作难以胜计。与此同时,余嘉锡、柳诒徵、姚名达、邓之诚、王先谦、刘咸炘、蒙文通等史家也渐次成为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此一时期史学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其中包括史学家的思想立场、治史风格等,为深化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受到西方和日本史学的很大影响,学术界对外来史学理论传入中国的进程及影响作出一定程度的梳理,揭示一些中国史家汲取外来史学思想的心路历程。例如,有的论者考察了梁启超《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述是通过日本学者的著述间接获取西方进化论史学理念,然后结合中国史学状况所作的论说,这是近代史学史一项成绩突出的个案研究。另外,对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美国鲁滨孙《新史学》的影响等的探讨,也表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准。

   第三,多种中国近代史学史的通论性著述得以面世,如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撰写的《中国史学史》 (全书由白寿彝主编) 第六册、谢保成撰写的《民国史学述论稿》等。这些著述的叙述范围、论说角度和内容的详略各有不同,但均有着各自的优长与缺憾,所作出的探索是有益,日后加以整合提炼,定有较大提升。

   第四,对1949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主要成就以及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了细致的考察和论述,这类研讨在许多内容的评议上自然也延伸至1949年之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等的论著与见解,都得到研究者的赞评。当然,不同角度、不同见解的切磋依然存在。

   第五,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涌现出概括性的综合研讨,而不局限于具体史家和史著的论析,在总体上体现出学术深化的趋势。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之社会机制的探索、不同史学思潮与流派的分析、各类史学家群体的考察以及一些较大史学事件的评述等。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胡逢祥与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王学典与孙延杰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以及史学界持续开展的关于“古史辨”问题、19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热烈讨论,均各抒己见,引人注目。

   以上五个方面成就虽不能涵括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全景,但已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打下了相当牢固的基础。可以推想,今后的中国近代史学探研将展现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在学术研讨兴盛、成果丰富多彩的背景下,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涉及史学价值观、史学评论的方向、研治史学史的基本态度,甚至在个别事例上陷入认识的误区与是非观念的颠倒。尽管它们并非研究的主流,但讹误观念漫延已久,倘不作认真的总结、反思和拨正,则会对中国近代史学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产生负面导向。积累已久的问题有大有小、有隐有显,我们的反思当然要从表现突出的较大问题开始,而最为明显的负面现象是对一些民国时期史学家的评价问题。1949年之后的十七年间,开展了对胡适、钱穆、蒋廷黻等民国时期史学家的批判,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这种批判多为政治性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学术性的内容。然而,近二三十年间的史学评论,对上述批评对象几乎成一边倒式的赞扬,其史学成果被描述得完美无缺,对早已被揭示出的学术错谬和行为缺陷,或曲为辩解,或回避不谈,致使这类研讨产生了颇大的片面性,而且有些立论的出发点更值得检视。

   民国时期一些成名的史学家,的确取得了过人的学术成果,但其观点和见解绝非无可指摘,因此,不应一味地片面赞扬,而应当一分为二地予以辩证剖析,明确其观点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谬误的,才更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关于一些近代史学家的评价问题

   在近现代中国的“民国时期”,出现了多种有利于史学发展和史学家成长的条件。首先,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与磨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思想启迪、新的考察角度及研究方法。其次,大量历史新资料的发现,成为史学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史料基础。其中,金文、甲骨文的发掘和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文献、敦煌文献、出土汉简文献的利用,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址的考察等,都具备了空前的规模,直接促进了历史研究视野的扩展和观念的更新。再者,民国的学术体制仿照西方各国制度,广设大学与研究机构,采取新的学科分类,历史学成为相对独立的专业,学术队伍成规模地培养和建立起来。大量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利用学校、研究机构及各类史学学会平台开展学术上的切磋、讨论与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借助上述有利条件,民国时期完成了史学研究的重要转型,产生了一批学问精深的史学大家,带来了学术文化的大发展。

   但也应如实看到,金无足赤,人无全能,何况民国时期成名的史学家大多在思想、立场与认识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即使其中的杰出者也难免在学术观点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偏颇、论断失误、见解讹谬等问题,而且由于受时代和研究方法的局限,越是宏观的、长时段的历史研究,这类缺陷就会越发明显。对于这些民国时期成名的史学家,其后裔和学生在追思与怀念文章中一般只讲优长而不谈缺失,似可加以“理解之同情”;但史学研究性的评论则必须如实、全面和科学、公允,不应丢失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这并非是要刻意揭出名人的短处,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由此方可避免任何讹误的观点对后学的误导,促进史学研究的日益精进与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学术界对王国维、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史学家的片面赞誉,是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故有必要加以辨析。

   1.王国维研治历史学起始于民国建立之后,他凭借其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等方面的特长,率先利用罗振玉提供的甲骨文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在考订古文献和古代史实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但王国维持有顽固不化的守旧政治立场,不肯剪掉头上的辫子,表明不承认中华民国而忠于清室,即使清帝逊位被逐出故宫,仍愚忠不改。

   思想守旧的史家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出类拔萃,主要缘于史学研究的特点,即在史料辨识与鉴定及史实考订及清理这一层次上,思想守旧的史家只要恪守传统史学的实录原则,完全可以在前一个层次的历史研究中取得优异成果。例如,宋代司马光虽持反对变法的守旧观念,所撰《资治通鉴》却仍不失为名著。但在宏观概括和长时段历史之总结这一较高的层次上,史学家的政治立场、思想取向方面的问题就会彰显出来。如《资治通鉴》叙述历代的政治变法,往往故意施加贬抑,其记述商鞅变法仅取材于《史记·商君列传》,摒弃《商君书》等资料。司马迁因反感商鞅的严刑峻法,在《史记》中不乏对商鞅的苛责,但还是肯定了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取材时则删去“秦民大悦”、“家给人足”等反映商鞅变法惠及民间的赞誉之语,仅突出严酷刑法威慑对国家治理的作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而《资治通鉴》则改写为商鞅“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这显然是无可质疑的诋毁。这说明,一位史学家的价值观与其政治思想、政治立场取向相一致,有时难免会理性缺失,认识片面,偏离求真、求是的治史准则。

   王国维以解读和综合甲骨文史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论文,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扬。但这位守旧人士并不比司马光开明,他在表达较为宏观的史学见解时,囿于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立场和顽固守旧的思想观念,则表现出难以避免的谬误。如《殷周制度论》一文虽有给人以启发的议论,但文章的主旨和大多论点都是无根据或错误的,文章开篇第一句“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即为夸大不实之言。殷周之间的礼制和文化具有很大的因袭性,虽有变革,但决非超越一切时代。陈梦家通过对甲骨文资料与古文献的综合研究,论定王国维所谓商代君主继统以兄终弟及为主、商代无宗法体制、商人祭祀之法“无亲疏远迩之殊”等都是错误的,认为王国维“处处要以‘周制’的正确来找殷制的不同,因此把本相因袭的一些制度认为是对立的”。在此之前,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徐中舒等亦有类似的论断。可以说,王国维的这一观点已经动摇了《殷周制度论》的主干。但至今仍有人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殷周制度论》的学术经典地位未曾发生动摇”,其认知逻辑真可谓莫名其妙!

   又如,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犭严狁考》一文,通过主观臆测的一系列的字音、字形的转变,认为上古时期的鬼方、昆夷、犭严狁“亦即一族之种,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而王玉哲早在1945年发表的《鬼方考》一文即从音韵学运用的规则、上古鬼方等部族的地理分布、各部族文化水平的差距等方面,批驳了王国维的说法,指出其错误的关键之处在于仅用语音上的可能通转作为考史的证据,“盖同一时代之音变,不应如是之巨也”[6],这已经属于治史方法的问题。王玉哲的论文获得了民国教育部的学术发明奖金,得到学术界的共同肯定。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近40余年来还时常有人对王国维的这篇错讹之文大加赞扬,有的专家甚至声称“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犭严狁考》一文,可谓独步于近代史坛”。这表明对学术史的深入清理与客观评论还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

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受到先秦史学界的热捧,原因是许多人将此当作研究的法门和饭碗。《古史新证》撰于1925年,王国维的这一概念实际是为了反对顾颉刚等对旧有古史体系的质疑,声称“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氏将“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也断定“不能加以否定”,反映了其信古守旧的心态,且认知逻辑荒谬。“未得证明”之古书是不是可以否定,需要经过考核和研究,发现其疑点即可以质疑,有疑点而无法辩解的部分则可以否定。因此,“古书之未得证明者”,应当可以质疑,也可能是被部分或全面否定的对象。历史考证需要史料依据,多一些资料自然有助于研讨,但建立在信古、佞古逻辑上的“二重证据法”并无实际价值,将之摒弃也不影响对于甲骨文、金文材料的运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样的史料才算是‘二重’?‘二重’的材料怎样结合成证据?这种结合有什么规范?如此等等,皆属朦胧状态,极易被人任意发挥,引入歧途,变为荒唐的穿凿附会。”作为文字资料的甲骨文、金文史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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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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