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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楠: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50年:脉络、现状与趋向

更新时间:2022-07-01 20:57:38
作者: 李明楠  
与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一般外交政策的史料相联系,论述对日政策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关联,总结中国化解双边利益分歧、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成功举措。与“友好史观”的立场与视角不同,两国“战略史观”下的论著更注重以现实主义态度正面讨论两国的利益考量,在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中定位对彼方的政策,并试图界定以往不甚明晰的概念与用语,为以往的宏大叙事弥补更多细节、线索与过程,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国关系史的叙事面貌,深化了两国学者群体及其影响下的民间社会对本国与他国的认识。不过,如果反思既往研究,似乎还存在可细化或商榷之处。

   比如在论述日本对华政策时,一是两国学界过于聚焦决策者、政党(包括在野党)、社会(民间)等行为主体的角色,而对外事机构(如外务省、通产省等)的具体工作着墨不多,重“前台人物”而轻“幕后工作”,这在叙述 20 世纪 50—60 年代对华贸易与 70 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时尤为明显。二是两国学界过于强调国际环境与体系、美日同盟结构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制约,缺乏挖掘和总结日本政府在这些条件制约下的“自主行动”与应对策略。一个典型例子是,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没有尼克松访华以及由此产生的冷战格局变动,就没有田中角荣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事实上尼克松访华只实现了中美关系缓和,而田中访华却一举实现了对华邦交正常化,在对华政策上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这一“逆越顶外交”曾引起美方的强烈不满。若详细分析日本在应对中国问题时的类似策略与行动,则有利于深入认识战后中美日关系以及日本对华外交的性质。三是中国学界在解读中日关系间歇性波动的成因(如岸信介内阁、佐藤荣作内阁时期两国关系起伏)时,依然受到“友好史观”的影响,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任首相“敌视中国”“反华反共”或“亲美反华”。不可否认,日本首相的对华态度对中日关系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这只是决定对华外交政策与两国关系态势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学界应更为深入探讨究竟是哪些复杂缘由、形势导致日本决策者宁要“弃对华利益于不顾”也要顽固做出反华和刺激中国的举动,这也为理解现实中日关系波动提供重要的启迪。

   再如在论述新中国对日政策时,日本学界过于注重从主权国家战略和现实利益的角度解读中国对日种种表态与政策,但如果完全立足于现实利益考量,尤其在解读诸如“二分法”、民间贸易、宽释战犯、放弃赔偿等政策时也沿袭这一视角,这无疑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中的革命理念及国际主义意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革命与阶级观念仍然是认识战后世界秩序与邻国日本的基础,在其思想理论中,日本人民同属于无产阶级,仍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日本政府反动派的统治和国内垄断资本的剥削状态下,因而在与日本人民交往时,自然会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重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体现道义、情感与关怀的一面。周恩来向日方解释中国放弃赔偿的原因时就直言,因为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如果要求赔款,那也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来支付,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以今天的视角看,这种阶级观念与人道关怀未必符合国家间的利益,当然也难以用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利益学说来进行诠释。因此,如何在论述国家战略的同时,注重从中共革命历史的思想脉络中理解其世界观以及对日政策,从而全面、多维地理解对日关系仍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日本学界在解释战后中日关系间歇性波动的成因时,要么完全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国内某些“激进”政策或所谓“党内斗争”导致对外“强硬”;要么主要归咎于美国和国际体系,认为外部力量制约了日本的行动,这两种视角甚至成为解读当今中日关系波动的惯用思维。可是,这种“内政—外交关联论”的论断仍是基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推演,并没有相对完整的史料依据和足够可信的逻辑链条予以支撑。即便在这一推演逻辑下,仍无法回答内政“激进”是否会立刻在外交上呈现相似行动以及为何单单只对日本“强硬”而没有“冲击” 到其他对外领域等基本疑问。而且,在“战略史观”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基本无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和台湾等问题上的行动对中国国民情感与两国关系的刺激,反而认为中国借此对日“施压”或推行“爱国主义”以转移国内视线。总之,一味执迷于揣测中国内政和对日政策种种不甚可靠的秘闻和心计,以科学(社会科学)的名义排除日本方面的责任,即便抱有“超越误解”的良好愿望也可能一再地“制造误解”。

   2000年以后:“国际史观”的萌发

   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各国逐步解密战后外交档案,相关机构、团体、个人也公开了部分档案与私人记录,战后各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样貌由此愈加清晰起来,学者不仅可以综合利用双边或多边、多国档案进行互证研究,把仅站在一国立场、仅使用一国档案的“外交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史”,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地区与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这促使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开始在国际史学界强势崛起,并带动战后中日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在2000年以后发生显著的变化,逐渐萌发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国际史观”。

   纵览这一史观下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其突出特点是不再仅局限于中国、日本或美国一国视角,不再把中日关系形态仅视作一国对外投射力量的结果,而是发掘双边乃至多边档案,详细考察塑造这一形态背后的多方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机制,尤为重视他国、外部因素对中日对外政策和外交事件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学者们一方面重视“幕后工作”,不仅利用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意搜集执行部门层面的档案、执行者的个人文书和回忆录等,用历史考据法细致追踪某一政策的形成过程(而非依赖国际关系等理论进行推演);另一方面重视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层次的动力、联系,以丰富的史料补充、修正前两种史观强调的某些结论,并尝试在历史学的语境与方法下提炼相关理论。

   关于“国际史观”的代表作,尽管日本学界的冷战史研究起步落后于中国,研究领域也比中国学界相对狭窄,但在战后中日关系史方面却成果丰硕,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方面丰富的史料资源。例如,陈肇斌论述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历届内阁在东亚国际体系的约束下,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尝试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性行动,其论著是日本学界公认的、依据多边档案研究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开山之作。池田直隆、神田丰隆分别以日本应对同美国的关系、应对冷战格局的变动为切入点,研究60—70年代初历届日本内阁的对华外交,并重新探讨外交决策者的对外观和对华观。利用多边档案全景式研究冷战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代表作,当属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其创新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阐明日本外交官僚与机构在制定对华政策中的地位。该书注重揭示外务官僚(如“中国通”)的角色,探讨他们的构想是如何上升为政府的政策并实施的,认为外务官僚是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形成的“中心”。二是分析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联。该书注意分析自民党派阀的斗争、合流对政府的影响,以及政府化“多元化外交”为“一元化外交”的努力。三是考证重要概念的源起与流变(如政经分离、“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自民党“亲华派”等概念)。遗憾的是,目前未见中国学界利用多边档案的通史性著作。

   此外,两国学界亦有探讨某一具体问题的著作或论文,包括美日结盟与中国 “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关系、中苏同盟及朝鲜战局与对日媾和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前后中日苏三国的党际关系、美日协调与日本对华禁运的构建、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多边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对华邦交正常化的“日本方式”与周边国家的借鉴。由于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两国关系恶化,两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加强了对钓鱼岛争端问题的多边史料搜集与研究。

   作为新兴的研究范式,“国际史观”对于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一,“国际史观”有助于学者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探讨既往研究中的争议性问题,比如研究岸信介政府在中日关系恶化前后的行动问题时,如果考虑当时中日两国竞争东南亚市场与区域大国地位的情况,或是东南亚“亲台”华侨的态度与作用等因素,无疑会为研究该问题带来新的启示。从区域与多边的视角审视两国间存在的诸多问题,或许有助于两国学界跳出“隔空对峙”的循环,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结论与共识。其二,“国际史观”有助于挖掘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新的议题,比如日英关系与日本对华外交、中苏关系与中国对日外交、中日两国在地区事务上的竞争与合作等,有利于深入认识战后中日关系背后的复杂动因与联系。这种在“中日之外发现与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实践,或许将成为引领战后中日关系史学术发展的重要思路。至于现实意义,研究冷战时期日本如何同欧美国家协调对华政策,西方国家内部在“中国问题”上存在怎样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对认识近年来美日同盟深化以及日本拉拢区域国家与西方大国阴谋构建“对华包围圈”的现实形势具有重要的启示。当然,能否有效利用多边档案解决既往研究的遗留问题与发现新的问题,规避冷战史研究业已暴露出来的“成熟病”,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展开跨学科的研究,仍将是“国际史观”有待突破的方向。

   结语

   自战后中日关系史进入学术研究的视域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叙述两国关系史的范式,不断开掘新的议题,建构复杂、多重的历史联系和面相。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的研究脉络和现状,可总结出以下三点特征:第一,新史料、新形势的出现推动新的史观与研究范式的形成。从相关外交官、民间当事人的回忆和特定团体的记录,到两国档案不同程度的公开,再到多边档案文献的涌现;从两国邦交正常化后的“蜜月时代”“黄金时期”,到后冷战时代两国关系的摩擦,再到21世纪以来两国的竞合之争、亚太形势的变化以及“新冷战”的出现,共同促使两国学界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形成新的历史认知,以回应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第二,中国学界注重阐述中国政府对日本以及两国关系的认知与态度,总结中方化解两国分歧的历史经验,研究主题和成果数量也深受两国现实关系走向的影响。第三,日本学界注重阐述中国对日外交的历史连续性,总结对日政策的意图、策略与战略,力求用个人论著影响日本政府的现实行动以及公共舆论,同时强调日本对华外交的国内外局限,呼吁加强战略的构建与因应。

   当然,如何在开展更多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阐明各行为主体、机构在日本对华外交中的工作与角色,日本政府在国际体系、日美同盟与国内政治制约下的“自主”行动及应对策略,以及在论述中国对日外交的国家利益诉求之时,注重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思想脉络中研究其世界观、对日观以及执政后的对日政策等,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尽管不同论著的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它们都力图使战后中日关系史这一传统学科和领域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从未来趋势看,基于区域和宏观视野、利用多边档案的“国际史观”将是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不过,由于美国近些年来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竞争对手,美日同盟不断深化以及美日拉拢区域国家与西方大国阴谋构建“对华包围圈”的现实形势,以往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当中提及的战略(术)、权力(势)、均势、遏制、安全等概念和问题将会重新成为研究重心,“战略史观”将可能继续居于主导地位。

   总之,日本目前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区域大国,如何认识日本和处理中日关系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日是近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深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两国如何“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与“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对于两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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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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