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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东亚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

更新时间:2022-06-29 23:56:34
作者: 田毅鹏  

   田毅鹏,198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在吉林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010年被评选为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2013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6年被遴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研究,代表性专著有《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重回单位研究:中外单位研究回视与展望》《地域社会学的论理》、合着有《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小区的重建》《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等。

  

   原文出处:南国学术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冲击下,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变迁消解之路,从而使附着其上的乡村文化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东亚乡村社会的再生和振兴,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产业问题,而是包括了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总体性变动过程。如何通过乡村文化的传承、发展、再生来延续乡村的发展,赋予乡村社会以文化禀赋,同时遏制乡村凋敝衰落,也就成为东亚社会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新世纪以来,以村落文化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开始以新的形象凸显在世人眼前,使得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成为世人的重要选择。与农业发展、三产融合、电商路径等发展模式不同,依托于村落社会的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是将乡村世界看作以村落社会为单元的整体系统,希冀通过文化遗产模式、农家乐和民宿模式、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等实践的探索,实现“内发性”的发展。作为人类文明和文化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要载体,乡村文化承载和标识着人类文明前工业时代的基本形态,具有时间深度和文化厚度。虽然在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乡村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表现出严重的流失和衰败迹象,但这种衰败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化的终结,而是标志着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因此,在探索乡村再生和振兴路径的过程中,不应忘记文化路径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在乡村振兴文化路径推进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地域性与全球性、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边界与张力,加强城乡对流,增添村落活力,避免村落文化沦为博物馆中供人观赏的社会文化“化石”。如果在开发营造过程中,乡村文化遗产所依托的村落的整体性遭到破坏,那么,文化遗产本身也必将发生严重的“折损”。所以,在乡村振兴问题上,不能仅从功利性角度来认识问题,而应发出深远的文化追问。

   关 键 词:东亚  乡村振兴  文化路径  村落社会  城乡对流

  

  

   20世纪晚期以降,伴随着东亚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完成,旧有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剧烈变迁。面对由城乡关系逆转而引发的乡村社会的衰败,各国纷纷开启乡村发展、再生和振兴模式,试图通过政策干预和乡土重建,以重新建立起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城乡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各国在探寻乡村振兴模式的过程中,除了经济产业、社会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之外,还特别注意从文化视角审视乡村发展和振兴的文化路径。与以往乡村研究中“泛文化分析”的视域不同,东亚学术界将乡村世界看作是以村落为单元的整体文化系统,强调其表现形态的整体性。与剧烈变迁的社会转型相适应,不再简单地强调变迁的发展绩效,而是注意通过政府政策的规划设计和影响干预,力图实现乡村文化复兴和发展的连续性。此外,与“全球化”“网络社会”“文化资本”等概念密切关联,城乡互动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变化态势。

  

   一 为什么要选择文化路径推进乡村发展和振兴?

  

   作为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从19世纪中叶开始,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试图通过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来实现赶超式发展。由于此种以压缩式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式现代化变迁的剧烈性,导致传统的城乡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使得东亚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行程中,既要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目标,也要努力实现城乡发展的平衡。尤其是在新世纪深度现代化的时段,从文化路径推进乡村发展和振兴,就成为一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选择。

  

   (一)工业化、城市化与村落文化的流失

  

   在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也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前工业时代”。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乡村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中心。无论是西欧还是东亚,虽然其社会结构形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乡村均是作为当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心而存在的。而对于东亚而言,其乡村世界又具有一个典型的村落传统。“东亚小农社会的最基层单位——村落,大部分是在小农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得以形成的,而且这些村落基本上存续至今。”①其乡村文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文化积淀厚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基本上是以村落形态为承载和积淀而获得发展的。就中国而言,古代社会是耕与织的结合,立家传世,儒家又有落叶归根的传统。在那个时期,大量有功名的成功人士,在暮年致仕后,会选择回归乡里,通过“解甲归田”模式的选择和行动,形成了一种城乡之间人才的良性循环,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城乡连续体”。

  

   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世界各国陆续开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乡村世界,也先后发生了剧烈变迁。与城市的繁盛发展相比,乡土社会开始走向衰败,其直接后果首先表现在产业衰退、大量的有形资源外流。例如,在医疗问题上,由于西医的传入,使得村落社会的中医郎中凭借其掌握的医术独自在乡里行医成为不可能;因为有了西医之后,医生必须依托拥有医疗设备的医院平台方可展开其诊疗活动,由此便在城乡之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医疗资源断层。又如,在教育问题上,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教育活动主要是通过私垫先生聚徒讲学实现的,凭借垫师的经史储备和口舌便可满足乡村旧式教育的需要,但在新式学堂出现之后,现代分科制的教学模式,导致旧式的私塾先生也失去了存在依据,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可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社会资源迅速集中于城市,导致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人口的外流,精英的流失,权威的衰退,参与支持的弱化,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都标识出乡村走向衰退的轨迹。

  

   面对乡村文化的衰落和流失,东亚思想精英很早就有敏锐的洞察和响应。在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面对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的危机和衰落迹象,新渡户稻造便明确提出“城乡均衡论”,强调农工商协同发展——农工商之间不是一种对立性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他认为,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城市人口的增加与乡村人口的减少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文明趋势”。城市交通系统的发达、教育的普及、职业转移的自由、工业的发达等因素,都会诱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其后果导致“昔日的牧场和农田无条件地让位于工厂,牧童之笛和田野之歌也将渐渐远去。乡人的喧嚣之声被机器轰鸣声淹没,高高耸立的村落烟囱也将隐去”②。新渡虽然意识到城乡关系的上述变化业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他并不认为国家应该放任这种变化。因为,如果将国家—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的话,便应注意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如果将“都鄙失衡”的直接后果比作一种疾病的话,恰似一位患上充血病的患者将全身的血液充溢在身体的局部,这必然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根本性的消极影响。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也有学者撰文揭示出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剧烈变迁及其影响的深刻性,并掀起了各种类型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认为:“故都市之发达,常伴以农村倾危。凡农村之人口,都市收之;农村之才智,都市用之;农村之储蓄资本,而都市攫取之;农村之生产物品,而都市消费之;农村之利得,而都市垄断之;然其所贻赐于农村者,则仅老弱之人与奢侈之习,以及放纵之行为耳。以农村之牺牲,求都市之发达,其不落于倾颓衰灭也,乌可得哉?”③可见,早在西力东侵的初期,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就已深刻意识到乡村的剧烈变动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并做出了迅捷的回应。

  

   (二)东亚模式中的乡村振兴面相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东亚社会发展研究主要围绕“东亚模式”概念加以展开,强调作为后发现代化的东亚诸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框架下先后实现了赶超式快速发展,其中,强政府、外向型经济、儒家文化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上述观点看来,“东亚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所讲述的是东亚以城市为载体的发展经验,而对东亚在处理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再生和振兴方面所创造的重要经验有所忽略,对东亚传统社会所特有的村落传统影响现代城乡社会发展重视不够。

  

   事实上,战后以来东亚各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在乡村领域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主要表现在:(1)对城乡关系问题实施长期系统的政策调节。从战后初期的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先后通过《农业基本法》(1961)、一村一品的“1.5次产业”(]979)、第六次产业(1993)、《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1999)等措施对城乡关系予以干预和调整。韩国则以发动新村运动为契机,持续出台政策调整城乡关系。中国则在改革开放后,通过系列的“一号文件”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2)加强小农组织化。小农的组织化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东亚各国基于其自身固有的村落共同体传统,通过村组织建设、推广生产合作社、建立农协等形式,实现了小农的高度组织化,使得乡村快速发展进程中仍然保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存在。(3)对乡村文化的重视。东亚在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将乡村视为一个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而是作为社会原型及具有民族文化寻根价值空间来看待。同时,将农村问题看作是农业、农村、农民等多要素集合在一起的“复合性”问题。总之,东亚社会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村落理解传统,这套理论体系对于今天人们把握东亚的乡村振兴和村落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东亚国家中,农村问题从来就不简单地视为单一问题,它既是现代社会原型意义上的理论问题,也是具有人类文明基础的深层次文明问题。

  

   (三)20世纪晚期以来世界性乡村文化复兴

  

   从20世纪晚期开始,东亚国家先后出现了一波乡村文化复兴的浪潮。此波浪潮的发生,与以下两个重要的背景性条件密切相关:

  

其一,乡村文化复兴与城市化、工业化演进阶段的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当工业化、城市化已臻成熟并即将达到扩张顶点之际,便自然会出现物极必反的发展态势,人们开始关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文化的复兴往往是通过逆城市化表现出来的,“乡村人口的外流出现逆转,但农耕者人数可能继续减少;乡村居住人口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绝大多数居民成为非农从业人员;乡村生活复兴,改变了凋敝和衰落”④。此种现象首先在发达国家出现,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对城乡二元结构实施政策干预,初步理顺了城乡关系,乡村文化逐渐开始表现出其特有的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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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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