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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磊: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更新时间:2022-06-29 22:16:59
作者: 贺磊  
而只有意志就其能够规定意决而言才等同于实践理性本身。(vgl.MS 6:213)但早在第二批判中,康德就已经严格区分了两种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gen)。其中,高级欲求能力的可能性意味着“纯粹理性必须自身就是实践的”(KpV 5:24),由此康德显然将一种能根据实践法则来自我规定的理性能力等同为道德能力。相应地,道德自由关涉纯粹实践理性在因果上决定欲求和行动的可能性:“自由虽不是意志依照自然法则的一种属性,却并非由此就是全无法则的,反而必须是依照不变而特殊的一类法则的一种因果性……”。(GMS 4:446)显然,只有当实践理性的因果性不可能是自然因果性时,道德自由才必须预设先验自由这个在理论哲学中绝不可能认识的理性理念。

   但为何第二批判的分析论不是从自由概念开始?自由可思而不可知,这一康德理论哲学的重要结论阻碍了从自由出发为道德奠基的尝试。在理论哲学的视角下,一切人类行动和心理学意义上与行动相关的意识内容,都必然有其自然原因。“我们关于无条件的-实践的事物的认识是从何开始的,是从自由开始抑或是从实践法则开始?”(KpV 5:29)康德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回答是确定的:不能从自由开始。但如果从实践法则开始,实践法则的可能性就成了关键问题。实践法则具有的必然性应当迥然不同于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因为其普遍有效性或约束力首先针对理解法则的人本身。一条客观的自然法则无需任何判断者的认同而普遍适用于其针对的自然对象。一条客观的实践法则却要求,每一个理解和表达该法则的人都认可其对于自身的约束力。从而,客观的实践法则不仅在语法上具有定言命令的形式,且必须与其他主观实践规则一样具有主观效力。这也正是为何康德的伦理学必须包含准则(Maxime)、动力(Triebfeder)等概念的实质原因,因为他需要展示,一个实践的准则何以成为一个实践的法则,一个实践的法则又何以自身就蕴含了去遵循它的动力。

   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直接与实践法则的可能性相关。第二批判将一切质料性的实践原则都隶属于幸福原则的做法,正是建立在如下论点之上:快乐既是我们评判何为可欲之物的标准,也是评判者被动受可欲之物影响的结果。(vgl. KpV 5:21)我们既然称一个实践原则是质料的,就意味着该原则将这种影响的结果(快乐)当作欲求某物的最终理由,那么该原则约束力的来源就只在于对这种结果的主观肯定。依照康德,幸福概念的一般性就在于它可以囊括一切可以通过假言命令表述的经验目的及其对应的偏好(Neigung),但尽管如此,所有这些目的和偏好仍然无法超出个体视角,也无法脱离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现实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快与不快)而得到评判。对此理性无法形成客观判断,即宣称某事物客观地应当在世上发生。相反,实践法则不仅具有不同于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而且应该表达出对一种绝对、客观、无条件的“应当存在”的主张,这恰恰是幸福原则不能表达的。任何具体的快乐感受,无论与何种可欲对象相关联,都不能证成该对象自身的客观价值;而作为所有可能的可欲对象的集合的幸福,也相应地不具有客观价值。所以康德一再强调,若高级欲求能力、纯粹实践理性是可能的,实践法则就必须以完全不同于幸福原则的方式起作用。(vgl.KpV 5:22-25)

   质料性实践原则不能充任实践法则的根本理由在于,该语境下的“质料”不能为一种绝对的“应当存在”即客观价值提供最终根据。无论以何种方式对幸福的追求作辩护,都不能证明幸福就其自身而言无论如何绝对应当在这一世上发生。而实践法则的可能性最终指向了人类理性可通达的客观价值的可能性。既然理性的理论运用不能赋予无条件者和绝对者的理念以任何实在性,理性就只有在其实践运用中寻求另一种可能性:无条件者不是以第一因或整全的样式成为理论沉思的对象,而是以客观价值的方式成为实践的对象。而形式主义作为方法所起的作用,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类似:理性应当悬置关于任何质料性对象的价值判断,一切自然地被视作有价值的事物都应当受到理性的审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践法则的内容被彻底消除了。形-质二分作为康德偏好的分析方法,总是意在确认理性能力自身的限制性要素。在实践法则的例子中,形式主义是为了确认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谈论客观价值的条件。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表述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作为最高原则给出的是复数的实践法则的可能性条件,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要求无条件地去形成“能够充任实践法则的准则”的准则。该准则的唯一内容就是要求我的一切准则都具有普遍法则的形式。根据该实践原则形成的任何准则在形式上都适用于普遍立法,同时也可具有其质料。重要的是,如果“实践法则”一般而言就赋予了行动和意愿以客观价值,那么该基本法则由于仅仅关心这一客观价值的可能性,本身也就具有了客观价值:一个“意愿自身之无条件善”的意愿本身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善的意愿。这也正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奠基》)开篇关于“善良意志”这一著名论断的核心含义。

   如黑格尔所见,这个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确实只关注准则作为法则的形式层面,而没有在其他任何方面规定准则的内容。如果我们在实践法则的可能性和道德的可能性之间作出区分,且不设定二者是等同的,就可以得出如下暂时性的结论:1.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对纯粹实践理性和实践法则的可能性的论证;2.实践法则的可能性相关于自由问题及人类理性对(作为无条件者和绝对者的)客观价值的关切;3.否认质料性原则是实践法则的根本理由,在于幸福所涵盖的质料性内容自身的客观价值无法得到证成;4.纯粹理性的基本法则,是在排除一切基于质料的价值判断后,理性所能理解的唯一以实践法则和客观价值的可能性为相关项的实践原则。而黑格尔的批评所指向的问题正是:1.这个最高实践原则,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准则和法则吗 2.该基本法则真的等同于道德法则吗?第一个问题关涉在康德研究中引发的广泛讨论的道德意向和道德动机的问题,可视作“纯粹实践理性如何可能”这一核心问题的变形。第二个问题牵涉纯粹实践理性学说与道德现象的实质关联。笔者将在下一部分处理这两个问题。

   三、道德经验的诠释

   就结论而言,实践法则的可能性和道德的可能性的区分对于康德来说是不必要的。但正如法则概念本身并不分析性地蕴含善的概念一样,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也并不分析性地蕴含道德能力或道德立法者的概念。如果在“无条件的-实践的事物”和“道德的-善的事物”之间划等号并不自明,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道德经验中展现的道德意向并不完全与纯粹理性在实践方面的关切一致。然而,康德并未将这种可能性作为问题提出来,在此我们将评估其伦理学是否包含回答该问题的资源。

   康德对道德经验的诠释是围绕着“应当”(Sollen)展开的。定言命令所表达的不预设任何先决条件和意图的“应当”,不仅意味着一种强制,也同时意味着认同。当定言命令被真诚地表达时,被意识到的“应当”表达了价值评判。善或价值通过实践判断得到表达,并非如在理论和认知判断中一样,要求能够充实的直观,而是建立在主体对自身意愿和意向的理解之上。因此,虽然康德将道德意识刻画为对法则的意识,但法则表达的“应当”同时就蕴含着“意愿”(Wollen),这清楚地表现在定言命令的普遍法则公式中:“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意愿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GMS 4:421)任何并不真正被意愿的准则,即便以定言命令的方式被表达,也不能作为实践法则起效。因此,尽管康德要求定言命令不以任何质料性目的为前提,但其约束力正与假言命令一样,是通过某种对价值或善的意愿展现出来的。对“道德应当”的意识从而不是一种遭受外部强制的经验,而是对某种意愿的事实性体验:我能感受到来自理性法则的约束与强制,不是因为法则以不可理解的方式直接决定了我的情感和行动,而是我主动认同法则并且“想要”将自我置于法则的管辖之下。

   由此,康德对“敬”(Achtung)的哲学阐释就至关重要了。将“敬”作为道德经验中的情感要素标识出来,其意图既不是为了以某种感性情感充作道德现象的最终基础,也不是为了给纯粹理性规定欲求能力的因果性作出经验解释。从“敬”中揭示出的是道德现象的整体结构:敬是通过理性概念而自我造就的情感(durch einen Vernunftbegriff selbstgewirktes Gefühl)(vgl.GMS 4:401 Anm.),敬的情感既是对法则之敬(Achtung für das Gesetz),也同时关涉人格(Person)而决非事物(Sache)。(vgl.KpV 5:76)“自我造就”意味着法则不是作为外在他者而直接去规定自我;相反,是自我自发地去认同法则。因而在敬之中,自我的内在区分被意识到,并以法则为中介而建立起统一。出于敬而遵从法则不是单向地“被”法则决定,而是“通过”法则自己规定自己。敬的现象不仅预设了被动地被激发情感的自我,而且预设了主动而自发的自我,因为敬意味着在判断中直接的认同。接受性与自发性须统一于同一个自我,否则便不存在自我关系。若在敬之中有一个发号施令的我和一个听从命令的我,二者须在某种意义上同一,这一点也适用于康德的自律、自我立法、自我规定等概念。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和意义通过“自己为自己立法”这一自我关系而得到宣示。

   因此,道德现象的事实性要素并不只落在被视作情感的“敬”之上,“理性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的概念也囊括了“敬”所指示的道德意识的整体结构。康德有时将道德法则称为事实(vgl.KpV 5:31),有时将对道德法则的意识称为事实(vgl.KpV 5:47),有时又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称为事实(vgl.KpV 5:42),这充分表明了道德意识在结构上的复杂性。理性以定言命令的方式形成的实践法则,与在敬之中展现的对法则的认同,此二者共同构成了道德意识的内容。法则虽因其自身而得到认同,但认同却表明纯粹理性不只是认知的工具,同时还具有自己的关切(Interesse)。纯粹理性可以只关心意愿/准则的合法则性的形式,这种关心不仅使由此形成的准则能够充任法则,而且证明了欲求和行动着的自我不仅是由自然法则规定的因果链条中的一环。我能够将我理解为出于对法则的认同而追求法则的实现,这个“能够”本身,也即康德称之为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能力,通过康德所刻画的道德经验直接得到证实。正因此道德法则才是自由的“认识理由”(ratio cognoscendi)。并非道德法则仿佛作为超感性的原因直接决定了我的情感和行动,而是在实践判断中,我自由地将我理解为摆脱了一切给定的主观需要、意图和倾向,并不受任何时间性条件的约束而自发地认同法则。

   康德指出道德意识的事实性要素是为了阐明一个洞见:理性之所以是服务于自然生命自我保存的工具,是因为它的关切超越了自然为我们规定的诸多需求。这种超越显明地以一种冲突的方式呈现出来,因而康德着力刻画的道德现象是一种通过自我克服而实现统一的自我经验。在各种道德责任与个体幸福冲突的道德状况中,一旦此类道德经验在第一人称视角得到确认,那么自我便确认了自身追求客观善或价值的意向。在康德看来,有所欲求的判断者将准则的合法则性视作采纳准则的最高条件,以便赋予其意愿和行动以客观价值,这证明了理性在实践事务中可以由自己内在的意向、而不被给定的自然需求所引导。通过践行理性自己确立和认同的实践法则,自我能够与永远无法在自然中认识到的无条件者产生实践的关联,这一无条件者也能作为(道德)善或价值而得到承认。

需要指出,道德意识中的事实性要素绝不意味着价值作为质料被给定。相反,康德认为道德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意志的关系,只要该意志经由法则而被规定去使某种东西成为它的客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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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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