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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浪漫想象:家哲学与家国同构的解释遗阙

更新时间:2022-06-29 22:12:03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在时下关于家、家国关系、家国天下体系的阐释中,家的社会政治中心地位再次确立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国同构的建制,确实将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这是无须太多笔墨就可以确证的事情。而在现代视野中,家庭与国家的分立已经是一个常识:现代建国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在社会领域,家庭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其重要性无须论证即可成立。在现代与传统的承接关系中,家的地位究竟怎样安放、家的社会与政治作用如何认知,则是一个既关乎传统的现代处境,也关乎现代的准确定位的大问题。近期关于家的讨论,广泛涉及上述问题。可以说,在古今中西四维的交错关联中,家不仅再次成为学术热点,也成为关乎现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

   家的哲学提纯

   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被判然区分为两个阶段。在前现代阶段,家是连接社会与国家的中介与桥梁。进入现代阶段,情况出现分化:在国家领域,家不再发挥这种中介与桥梁的作用,变成国家与个人的直接连接;在社会领域,家仍然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近期,学术界对家复归的吁求,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现象。家的复归吁求,显示出三个主要的学术诉求。一是将家确立为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由,强调家的理念是西方文化所缺的文化要素,因此需要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鲜明地凸显出来,以表彰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作出的独特贡献。二是将中国传统之家(亲亲)与西方现代之人(个体)关联起来审视,但仍将家视为中国文化可能有贡献于世界的独特性所在,故将个体与亲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视为现代文化建构的两个基本支撑点。三是认为家需要放置在不同的学术参照系中审视,不能仅仅将之视为抽象的哲学理念,还需要从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维度审视家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的复杂功能,由此尝试建构一个更为完整的家。

   第一类观点是广为流行的观点,但近期这一观点的阐释有所创新,那就是相对于此前主要是中西相分的视角得出的比较结论,转换为中西相即的视角导出相对新颖的论断。在这方面,笑思先生可以作为“家哲学”较早的系统论述代表。他悉心探究西方文化究竟缺失什么的问题,循此发现,“西方文明自始至终存在关于家庭的盲点和弱点,其中型团体文化的强大与家文化的薄弱一直互为因果,并且这种互为因果还使西方人对自己的家盲点和家弱点,迄今缺乏明确的意识、改善的动机。东亚文明家文化则很早便高度发达,使‘人家’成为秦汉式的天下政治之下,均衡地再生产着人自身及其文化的人类存在基本形式”。以东西文化二元对比奠基,笑思认为,家文化让东亚克制住西方文明的强力崇拜、暴力征服、殖民扩张、污染环境等根本弊端,带来了天下一家或天下太平、较高的家庭素质与家庭幸福感,促成了勤奋节俭、安土重迁、和平中庸、善于妥协的传统,具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形成了价值不假外求、没有宗教出世狂热、不尚斗争与战争的习性。据此,笑思对“无家的西方思想家与无家的西方思想”进行了总体批判,认为有必要恢复儒家以家、家庭关系这种近距离建构起来的文化体系,深度反思西方国家以国家、教会、法律、行规和社区这种中距离建构起来的文化体系。

   笑思以两大论题展开他的家哲学论证。一大论题是西方文明何以形成家的盲点与弱点,另一大论题是系统论证家哲学的体系。其突出强调的中心论题,是人类在个人化、社会化以前,首先经历家庭化。以前一论题而言,他的基本预设是,社会政治的一切论题都必须“从幼年开始观察人”,而西方文明的基本概念,诸如人性恶、宗教的外在超越、个人理念、主体凸显与自由观念等,都是“从给定的成人”开始看待人生。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缺陷的预设。因为这一预设无疑将人终生历程的完整性腰斩了:幼年及其家庭经历不在场,成熟、自足、独立、理性的个人“借助一批魔术、童话或者理论机巧而断裂性地生造出来”。于是,个人结成的粗疏团体势必陷入战争的对峙状态,国家以暴易暴地对付其必有的丛林原则,人们在主奴的僵硬关系中争权夺利,废除奴隶制度成为政治奋斗目标,久而久之促成西方的反家主义思维定式,并僵固为一种二元化的思维模式。

   正是由于西方反家主义有如此消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以家哲学的重建,帮助人类走出由西方文明造成的巨大困境。笑思强调,家哲学的重建,必须依托中国思想,而与西方哲学无缘。基于此,他认为人类之为人类,是由于家庭化,而非个人化与社会化。以家的存在论,也就是家的年龄、血缘、亲情和性别来论,不仅中国的家哲学现实、丰满,而且呈现出西方文明需要弥补这一缺失的重要理由。在家伦理学的审视中,家成为一个道德主体群,有利于家庭成员尤其是幼儿与成人之间学会区别个人与家庭、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在一种“原爱”中作别西方的“原罪”,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化所能实现的伦理目标。在家知识论的论证中,可以见到西方文明中成人离家而思的知识特性,这将个人-社会认识论引向歧途。需要以认识论的非成人化、家庭化、情理化或近距离化,对之作出根本性和根源性的调整。总而言之,需要将东亚、实即中国以家哲学对世界作出的独特文化贡献彰显出来,将西方文化的总体性弱点凸显出来,以期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东亚文化采取的那种居高临下姿态。

   笑思的家哲学阐释,应当说是以一种相当明显的强势态度,致力扭转中西文化-文明的不对等状态。其学术念想值得肯定,其作出的学术探索,也具有启发人思考的价值。在中西文化相对态势正在发生的某种方向性转变的当下思想环境中,它是会引起国人的内心共鸣的。在笑思这本著作出版数年之后,此前似乎缺少呼应的家哲学,有了积极的响应者。张祥龙教授出版了《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这是一部由国内学者对家哲学进行相对系统阐释的专门著作。他明确指出,“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没有家的历史”。为此,他强调需要从生命的来源处知晓家的重要性:人们因父母结合而得生命,从出生开始感受外部世界,从长辈与家人那里学会行走、语言、情感、技能与理念。这是“人生第一经验”,而西方哲学两千年来对此均不重视。需要扭转这样的局面,使家哲学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主流。

   当下触发家哲学讨论生机的,是孙向晨教授出版的《论家:个体与亲亲》。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孙向晨试图将西方哲学中凸显的个体与中国鲜明重视的亲亲,作为“双重主体”并列地呈现出来,以此解决现代文明的个人与群体主体的偏狭问题。对这样的尝试,张祥龙和张再林两位教授是秉持明确支持态度的,但同时针对孙向晨的家论述展开了争辩性论述。张祥龙指出,西方的个体与儒家的群体这一双体论,不足以涵盖社会本体的类型,社会本体应当区分为个体、家与群体三重本体。“在这个三体结构中,个体与集团占了两个极端,都曾以各种形式被西方传统哲学奉为实体;而家或亲亲则绝不是这种实体,它只是本体,而且是居于另两者之间的更加源发的本体。家养育了个体,却不止于个体;家中出来的人们可以尊奉某种超越原则而组成集团,但家不是这种集团。从人生和历史的实际生活经验或‘事情本身’看来,这三体里边,只有家是自足的和源发生的。所以,要真正理解中国的现代乃至未来的命运,必须看到家的这种原本体地位,并且领会造成这种地位的哲理原因。”言下之意,孙向晨的双重主体论并没有真正凸显儒家的家哲学地位。张再林也认为,孙向晨关于双重主体的关联性论述是可以认同的,但两者的结合似乎较为松散,有必要促使它们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近现代前夜的明清之季是一个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走向现代的个体的‘欲本主义’,与之相伴的,还有回归传统的生命共同体的‘家本主义’。这与其说体现了一种所谓的‘双重本体’,不如说在新时期‘身体转向’大背景下,开启了一种‘一身开二门’的以身为基的‘二本一体’。这种‘二本一体’之所以可能,原因在于一种对身体的肯定必然导致对自我欲望实现的肯定,而这种自我欲望的实现,取决于‘既遂己欲,又遂人欲’的人我欲望两两相孚的‘互欲’。这种‘互欲’之成立,又最终是以无比自洽的‘男女互欲’为原型的家际关系为前提的。”二张的论述,无疑都具有更为明确地凸显中国家哲学重要性的意图,并期待以更为圆融的方式,提供一种矫正西方缺失的、更为妥帖的人类生活模式的中国方案。

   第二类观点是基于综合传统与现代的立场阐释家的哲学,引人关注的阐述者是孙向晨。他以“双重主体”立论,将中国传统的亲亲(群体)主体与西方现代的个体主体同时确认下来。他认为,家的问题纯粹是一个中国哲学传统的论题,西方哲学的论述少之又少。在中国,家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社会组织的概念,而是文明的一种基本机制。但更值得强调的是,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本体论地位,由之衍生出蔚为大观的文明。在一个比较的论述框架中,他在西方个体论域里认定,“现代个体主义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不过他同时指出:“在尊重‘个体’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生存样态远远不是个体性的,‘个体本位’的种种‘消极后果’在现代世界展露无遗。单纯‘个体’的生存无疑会有一种自我萎缩,其意义体系则有一种塌陷的危险。”由此他将解决个体危机的眼光投向中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支撑‘个体’最源初的情感无疑是‘亲亲’,经过一系列环节的递进,最终达致‘民胞物与’的境界。”基于这一基本判断,他认为中国传统中的家具有温暖个体的保障效用,有着绘制“天下一家”的人类生存最美好前景的力量,它应当成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家的批判需要反思:既需要区分家与家族的差异,也需要将亲亲与尊尊的关联机制转换为个体与亲亲的互动结构。孙向晨以这种“更复杂、更成熟的”家之自我理解,确立了他理解历史与现代的进路,并为家哲学彰显其现代世界意义腾出了学术空间。基于这样的基本立论,他不同意前述张祥龙、张再林以及本文稍后提及的陈建洪教授的看法,认为前两者的论述没能虑及它所设定的中西文明结构、逻辑性立意与制衡性机制,后者没有从哲学的普遍性立意切入家问题的讨论,以此,孙向晨排斥性地维护自己对家的双体论命意。

   第三类观点着意指出,除开基于儒家立场的家的哲学论述以外,还存在从社会科学与宗教视角论述的关于家的理论。这是针对前述家的诸论断较为忽视的社会科学之家而申论的主张。陈建洪的论述可为代表。他指出,除开儒“家”之外,还存在人文地理学阐述的具熟悉性、亲近性、中心性之家,社会学阐释的具伸缩性、制度性、绵延性之家,政法意义上诠释的具经济性、政法性、宗教性之家。这些“家”,与儒“家”有相即、有相离。儒“家”的复兴着眼于思想文化的层面,是家之复兴的一个重要开始,但距离家真正复兴还比较遥远。“要真正复兴‘家’和‘亲亲’对于中国人乃至人类生活的根本意义,在强调‘家’和‘亲亲’的情感、伦理与本体意义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诚实面对和接受传统家庭和家庭关系已然崩溃的现实,也就是接受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家’与‘亲亲’意识如何才能在现代家庭和家庭关系中生根发芽,也就是如何才能在社会制度层面站住脚跟。唯有如此,才谈得上‘家’的真正复兴,才谈得上真正回‘家’。目前来看,儒‘家’思想的当代复兴,还只是思想层面的复兴,离真正意义上的复兴还有一定的距离。”陈建洪的论述,是站在哲学学者立场对儒“家”复兴的一种社会科学提醒。

关于家的复兴,上述三种思路中,人文科学的尤其是哲学的思路是一个趋同进路。陈建洪的提醒,乃是一个处于家哲学阐释外围的指点,似乎不构成家哲学的一支,但其对家哲学的阐释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前两种思路,可以说是家哲学的主要方法进路。何以家哲学会采取哲学的知识形式,拒斥社会科学的进路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的类型学和结构性阐释相当直接、鲜明地凸显了中西文化中家的差异性。而在社会科学的阐释中,家的分析性与功能性阐释很难清晰明了地呈现中西文化的类型差异。在一个西学东渐的长过程中,人们习于分辨中西文化差异,而对中西文化的趋同特点较为忽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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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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