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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翱:现代文化建设视野下的中国大运河文化

更新时间:2022-06-28 20:59:20
作者: 贺云翱  
来更好地寻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式。

   考古人又在淮安市发现了运河板闸遗址。板闸遗址中能看到在地下保存下来的一些地钉和其他遗存,这蕴含了很多工程的技术在里边。一段运河是怎么开挖出来的,包含了哪些科学技术,需要我们通过遗产学的方式,一个一个找到并说明。这样一来,我们大运河的这种技术系统、设计系统、智慧系统、工程系统,以及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管理系统、文化系统、城市和城镇系统,以及它的整个文化系统,就可以被一点一点寻求出来。如果我们摒弃这些东西,只是把大运河看成一个普通的运输河道,而不把它看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创造、一种文明成就,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谈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会灰飞烟灭。

   中国大运河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上半叶持续完成的巨型人工运河工程,包括先秦到南北朝大运河、隋唐宋大运河、元明清京杭大运河。它经过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八省市,涉及数以百计的大中小城市。河道总长约3100公里(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其中主线长度约2681公里。它历经运输河道、南水北调输水通道、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几个阶段。今天它具备着生活、生产、文化、运输、供水、水利、旅游、生态、景观等综合性功能。我们今天谈这个大运河,是从文化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谈的。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大运河不仅仅是我们文化人的,它还是人民的、国家的,因为还有众多人民生活在运河两岸,众多城市与城镇分布在运河两岸。

   我们提到大运河身份的变革,是在说大运河从经济性到文化性的变革。当年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申报对象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它的价值评估是:“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这些词是不是太夸张了?其实不是的。他们(世界遗产专家)知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创造,都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都具有全人类的意义,所以他们将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每个时期的伟大创造都视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世界上也有其他国家的运河进入世界遗产,比如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拉卢维耶尔和鲁尔克斯主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英国庞特基西斯特输水道及运河等。可以说,世界遗产专家对中国大运河的评价是在全球比较视野下给出的,不是为了说给中国人听的,而是说给全世界人听的。

   总体上看,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稳定政权、维持国家统一为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展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工运河发展的悠久历史阶段,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学术界对整个大运河的一种现代化视角下的评价、解释和一种价值肯定。

   我们再对中国大运河文化价值做出一个总体认识:第一,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交通运输工程;第二,大运河是支撑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三,大运河是多样文化共生、共通、共荣的空间廊道;第四,大运河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纽带;第五,大运河是影响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最后,大运河是当代中国最宏大的国际文化“名片”。

   (三)中国大运河的价值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运动机理之中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的诞生地之一和东亚地区唯一的原生文明诞生地,作为世界原生文明延续到当代的文明奇迹,在这方土地上的所有自然大河几乎都是从西向东走向的,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地理背景的最大不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早期文明如尼罗河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文明、印度河和恒河文明都在北纬三十度这条线上,它们的河流都是南北向的,只有我们黄河和长江是东西走向的。这种巨大河流文化板块的阻隔,实际上为农业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南下提供了极大的优势,使得农业民族获得更为安全稳定的文明发展空间。但东西向的河流也有缺点,就是容易造成南北阻隔甚至同胞分离: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时代等,几乎都会以淮河——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分裂。而且,因为自然气候、土壤、水量、农业品种以及民族、移民及人口分布等各种原因,中国存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而政治中心必须在北方的问题。

   因此,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它就是“中国大运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土地上唯一的南北贯通,而且连通所有东西走向自然大河包括海洋的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网系统。这是大运河超越“上苍之手”重构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的伟大创造性所在,它也是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不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因为至少从隋唐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再也不能离开大运河。

   换句话说,大运河是切合中华民族需求、顺应中华文明内在发展规律、重构中国宏观山川水系、整合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伟大工程与动力体系。它的伟大性已经深深嵌入到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进程之中,并且还会深刻参与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进程之中。大运河举世无比的文化贡献需要我们今天用历史细节慢慢揭示和体会,需要我们用心灵去触摸和感知。这也是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志与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价值所在。

   中国大运河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世界文明紧密相连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运河的产生与发展,这个是历史方面的问题。这里还涉及交通,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交通遗产。交通是人类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没有交通的不断开发,就没有人类的文明进步。而古代最便捷、最廉价的交通是水运。

   (一)产生阶段

   最早开凿的运河当属楚国庄王时期(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0年)孙叔敖主持开凿的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联系江、淮的巢肥运河。孙叔敖引发源于湖北荆山南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今湖北荆州北)附近北流入汉水的扬水相接,使长江中游的干、支流荆江与汉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沟通,故称“荆汉运河”。后来伍子胥率吴国军队伐楚,曾疏浚此河,故又称“子胥渎”。孙叔敖又将发源于鸡鸣山、分别流向淮河和长江的同源而异流的两支肥水在合肥附近凿河连接起来,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因东南流的肥水需汇入巢湖后再入长江,故名“巢肥运河”。

   春秋后期,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为攻越、征楚、伐齐,争霸中原,曾先后开凿堰渎(从太湖西接长江)、胥浦(从杭州湾北通太湖一带)、古江南河(南起吴都、北至渔浦)、百尺渎(由吴都通往钱塘江北岸)、邗沟和菏水等数条运河。越国也开凿了浙东运河最早的一段,由绍兴至上虞,又名“山阴故道”。

   吴国及其开凿的邗沟,通常被认为是大运河的“逻辑起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长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

   公元前482年,吴人又从菏泽引济水入泗水,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这样,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水系就连为一体了。战国时,魏国开凿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连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濮、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其中通泗的运道成为后来汴水的一条重要支流,它最早把徐州纳入了后来的大运河体系。

   邗沟、菏水、鸿沟等局域运河的开凿,使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早沟通“四渎”的区域性运河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一些运河都被称之为“沟”“渠”“水”“河”等等,一直到北宋年间才出现“大运河”这个概念。在这里我想重新厘清一下:使用“中国大运河”或“大运河”来称我国横贯南北的运河是准确的。宋代使用“大运河”这一概念时,它指的是隋唐至北宋的运河及河道流域。元、明、清使用“大运河”主要指元代及此后形成的运河及河道流域。显然,“大运河”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被史籍和我国现代历史著作所界定。用“大运河”简称或统称“中国大运河”是有依据的。而“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三个概念,包含的历史地理河道走向和文化涉及范围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经常读到一些张冠李戴的文章,是因为概念搞错了。概念是人类发现和创造出来的揭示事物内涵和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概念用得不准确,就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所以我们要准确地界定概念,并且准确地利用概念,然后才能深入到概念背后的体系中去。

   (二)发展阶段

   纵观2000余年的中国大运河修建史,大运河起源于先秦,初步发展于秦汉、隋唐时期,繁荣于两宋,兴盛和终结于元明清时期。我把大运河的发展阶段具体划分为六个时期:一是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全国局域运河初步发展时期;二是隋唐全国性大运河全面形成及发展时期;三是北宋全国性运河繁荣及南宋局部发展时期;四是元明清京杭大运河高度发展时期;五是近代大运河衰弱时期;六是当代大运河文化建设复兴时期。我们要注意到,大运河跟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命运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背后隐藏的就是从天道到人道再到文化之道的一个内在的共振关系。

   秦汉时期统一王朝的建立,为运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秦王朝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联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开凿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疏浚由姑苏(今苏州)至钱塘(今杭州)的水运通道;令三千囚徒开凿由镇江到丹阳的曲阿河(江南运河镇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渎基础上,进一步开浚江南运河系统。

   西汉时期,先后修建了由长安直通黄河的关中漕渠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荥阳漕渠,重点整治了黄河三门峡的砥柱之险。荥阳漕渠为鸿沟水系的改造利用。它由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出,分为两道:一道由鸿沟旧道通颍水,至寿春入淮;一道由陈留东南行入泗水,再南下通淮,是为汴渠。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每年由此运道输往关中的漕粮在400万石左右,多时达600万石,西汉强大王朝的存在,离不开运河的支撑。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为巩固统一国家,必须大规模地开挖、整治联系南北方的大运河,推动全国性大运河运输网络的形成及航运繁荣,当然其基础是过去历代开凿形成的局域运河。这一时期的中国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八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Y”形的庞大水运河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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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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