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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 罗煜: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与构建现代信用体系

更新时间:2022-06-28 20:55:21
作者: 王国刚   罗煜  
“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以此衡量,“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和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缺乏存款与贷款的连接机制,也就缺乏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马克思精辟地指出:“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和最发达的产物。”

   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银行成为经济金融运行中资金分配的重要机制。从资金来源看,各类资金向银行集中的路径主要有四:“首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第二,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最后,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也会存入银行”。由此,银行集中了经济活动中的大量资金。从资金使用看,银行的资金贷放主要通过票据贴现、抵押贷款和存款透支等路径展开。马克思说道:“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换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来进行的。”只有充分的资金来源才有可能多元地使用资金,因此,“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不论对银行还是对存款人来说,存款都是发放贷款的依据且贷款数额受到存款数额的严重限制。马克思指出:“存款本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们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相互平衡和相互抵销时,它们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

   在贵金属货币条件下,为了突破存款的限制,银行运用了多种机制创造派生货币。其一,存款乘数。马克思指出:“同一货币能够执行多少次借贷资本的职能,……取决于信用的衔接和活动速度,这样一来,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其二,发行银行券、开出汇票。马克思说道:“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1.发行本行的银行券;2.签发以21天为期的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签发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3.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在创造派生货币过程中,“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到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使社会资本具有突然膨胀的力量,令人惊异的伸缩性,……促使生产规模突然膨胀和收缩”,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埋下了祸根。

   商业信用(以汇票为代表性金融工具)和银行信用(以银行券为代表性金融工具)的发展,将资本主义经济推进到了信用经济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在信用经济中,信用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性条件。

   (五)形成了市场利率体系

   市场利率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利率由市场机制形成;二是各种利率彼此之间已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动体系。马克思的利率理论主要由六个方面内容构成:货币作为生息资本使用是利率产生的前提条件;利息来源于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利率水平的高低既受到平均利润率的制约,也受到资金供求状况的影响;自然利率是不存在的;利率使得利润异化,引致总利润分割成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两部分;收入资本化。

   (六)信用制度是股份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股份是投资者投资入股于股份公司所持有的股权份额,并非借贷关系。如果将信用仅仅界定为借贷机制,则它与股份机制分属不同的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中,在“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标题下,将“股份公司成立”和“股份制度”纳入了信用制度的要点之中,并以主要篇幅予以了阐述。对此,马克思认为:“现代信用制度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信用制度的发展也造成如下情况:由于形成股份公司等等,生产那些延续很长时间,也许是延续许多年的劳动过程结果的商品成为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而不是国家建设和国家企业等形式上的生产)”。一方面,股份公司是资本合作的产物,缺乏信用机制,投资者彼此间难以互信,也就不可能通过投资入股形成股东关系;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经营运作既离不开商业信用也离不开银行信用。因此,“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是股份公司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信用经济的经济社会效应,既揭示了信用经济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正面效应,也揭示了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信用经济引致的多种负面效应,还指出了信用经济是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

   三、构建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现代信用体系

   马克思信用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为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经济的本质和信用机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揭示了信用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认为现代信用体系以商业信用为基础,信用货币、银行信用和股份经济等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信用体系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主体部分。如果舍弃由资本主义制度引致的信用经济特殊性,就信用体系和信用机制的一般性原理而言,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对于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通过补足商业信用短板、构建中国现代信用体系有着无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商业信用的短板及效应

   企业之间的商业交易建立在产业关联基础上,不论从单笔交易看还是从各笔交易看,都极难实现“钱货同时两讫”。在供过于求的市场格局中,通常以卖方先供货买方后付款的赊卖方式实现交易。在欧洲,为了保障在赊卖条件下卖方连续性经营运作对资金的需求,商业汇票应运而生。它在商业交易中加入了金融机制,不仅有效推进了商业交易的发展,而且奠立了现代信用体系的金融基础。商业汇票的发展推进了仓单、提货单等一系列商业信用形式的创新,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重要机制,同时为信用货币、银行信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5世纪以后,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先后建立了存款银行,它们吸收的存款不可用于贷款,一个主要用途就是汇票业务(包括贴现)(金德尔伯格,1984)。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商业汇票等形式的基础上,商业信用又发展出了消费信用、保单交易、企业间的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证券化等形式。如今,在发达国家的信用经济体系中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是并驾齐驱且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支柱。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统一货币管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管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营运作,1950年1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出台了《货币管理办法》,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各单位彼此间不得发生赊欠,借贷款及其他商业信用关系(如预付定货款项,开发商业期票均属之)。”第二十六条规定:“凡国家企业及合作社等结算户,必须首先使用其自备流动资金,如需一年以内之短期贷款时,由银行按批准之计划贷给。”此后,商业信用机制退出了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背景下,1995年5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该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十九条规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这似乎意味着以商业票据为代表的商业信用将重登中国金融体系。但在银行信用坚挺的格局中,商业票据从而商业信用对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信用有着明显的挤出效应,由此,它们的回归之路并不顺畅,以至于迄今实践面的操作依然乏善可陈。

   商业信用是实体经济部门的内生信用机制,它不以规范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将以扭曲的畸形的和其他有缺陷的非规范方式表现出来。在缺乏商业信用的条件下,企业间的信用机制只能通过银行信用纵向展开,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矛盾的现象。

   第一,应收账款与银行信贷之间的矛盾。在以商业信用实现企业间商业交易的格局中,卖出货物的企业可以获得买方开出的商业本票,在账户资金不足以满足购入原材料、支付员工工薪等场合,可以卖出商业本票获得资金,因此,货款长期被拖欠并由此引致支付困难(如拖欠工薪等)的现象不易发生。但在中国实践中,企业间的货物交易(包括工程项目的款项,下同)难以开出商业本票,卖方只能做三者其一的选择:一是不卖出货物,以此制约买方,但结果往往是降低了商业交易的成功率;二是向银行申请贷款以维系正常的经营运作,由此将引致银行贷款规模持续扩大和不良资产的风险加重;三是花费大量成本用于追讨拖欠的货款(包括诉诸法律)。在实践中,这三种情形同时存在。从货款拖欠看,2008—2020年的12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数额从43933.8亿元增加到167496.2亿元(增长了2.81倍),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从10.18%上升到12.85%。这些“应收账款”在财务上记入“资产”范畴,在经营中却是相关企业不可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产。为了保障经营运作中资产在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继起,它们不得不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额外贷款以抵消“应收账款”的负面影响,由此,既扩大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应收账款”的风险转移给了银行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断贷,实体企业的经营运作就将陷入困境。长期以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痼疾。但人们大多将破解这一难题的眼界集中于银行贷款,忽视了由商业信用缺失、货款回流不畅给小微企业再生产循环带来的资金难题。从工薪拖欠看,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但10多年来,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缓解。2020年7月5日国务院出台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强调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当从中小企业交付货物、工程和服务之日的30日内支付款项。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有效治理恶意拖欠账款”列入2022年的重点工作内容。不难看出,由货款拖欠所引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一个痼疾。

第二,资金紧缺与资金富余之间的矛盾。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中国实体经济部门长期存在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采取了诸多举措予以缓解,但依然未能走出窘境。2018年下半年,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资金紧缺状况再度蔓延,国务院和金融监管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举措,防范化解由流动性紧缺引致的经济金融风险。然而,在资金紧缺的同时,企业面却存有巨额的富余资金,这主要表现为“定期存款”。2005—2021年的17年间,“非金融企业”的“活期存款”从66222.96亿元增加到255116.69亿元,增长了2.85倍;“定期存款”从35527.59亿元增加到441578.32亿元,增长了11.43倍,定期存款占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的比重从34.92%上升到63.38%。实体企业的巨额资金以“定期存款”名义囤积于商业银行账户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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