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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海林:基于《民法典》体例结构的解释路径

更新时间:2022-06-28 20:15:04
作者: 邹海林  

  

   摘要:《民法典》以中国本土化的制度元素再现了中国民法法典化的最高成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基于“七编制”体例形成的民法制度体系(内部体系)和基于法典外民商事单行法构造的民法制度体系(外部体系),因法典的结构开放性和制度包容性而有机衔接,实现我国民法制度的体系化。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因法典结构的逻辑关系之不同,其解释路径有异。内部体系的解释关注法典总则与分编的逻辑关系、总则与分编的法律适用、同一分编的制度体系化解释以及分编相互间的法律适用。以外部体系的更新和发展为主线,外部体系的解释应当妥当理解《民法典》第11条的规定,尊重民商事单行法的自我发展规律,强调民商事单行法的相对独立发展。

   关键词:体例结构;总则;分编;内部体系;外部体系

  

   一、引言

   《民法典》为我国民法法典化已经达成的最高成就。民法法典化不能要求立法者去创造历史,更不能要求立法者去预见或规划未来。民法法典化是对我国当下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的历史回顾,更是对现实的生活秩序的客观记录。《民法典》采用的结构、术语、逻辑及与之相关的制度体系和单元,是否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型生活秩序,值得从理论上总结。我国民法法典化起始于《民法通则》(1986年),事实上成就于《民法总则》(2017年)。除体例结构(“七编制”体例)和庞大的规范数量群(1260条)外,《民法典》(2020年)实质上并未超越我国民法本土化经由《民法总则》已经达成的成就。《民法典》总则并非仅为《民法典》各分编的共通规则,而是我国整个民商事法律规范群的共通规则。在总则之下,《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相继“入典”而成为《民法典》分编;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民商事单行法,仍存续于《民法典》“七编制”体例外。

   《民法典》颁布实施已经2年有余。我们并不回避《民法典》在概念(用语)、规则理念、法典结构、制度逻辑和规范体系上“大规模地借鉴”近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民法法典化的经验和成果,但很难感受到民法法典化在立法技术上(如同《德国民法典》那样)的高度抽象,《民法典》多少都有些“法律汇编”的味道而不够完美。域外法(包括近现代大陆法国家民法法典化和英美法系“普通私法”)的经验对我国编纂《民法典》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决定我国《民法典》命运的则是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民法成文法的立法、司法实务经验和民法理论的积累。《民法典》“七编制”体例承载并容纳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全方位调整社会关系而不区分“民”和“商”的制度体系,完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商事法律规范群的整理和优化,记录并保存了源自我国本土社会生活经验而形成的民法制度亮点,如营利法人制度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特别法人制度、非法人组织制度、法定代表人、民事权利的类型化重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并将“碎片化”的民法制度体系化。

   我国编纂《民法典》的自我消化和创新能力却被“借鉴”域外法的经验所淹没,民法学界在编纂以及解释《民法典》方面所应展示的创造性,始终缺乏足够的自信。《民法典》实施后,我国需要一场大规模的、高质量的法解释学争论。没有民法解释原理和方法上的深入争论,就无从弥补真正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立法学争论缺位所带来的遗憾,也无从反映百年难遇的世界大转型对《民法典》的各种复杂影响,也难以实现21世纪民法学理论和制度的创新。

   二、我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

   (一)《民法典》体例结构的基础意义

   《民法典》由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七编”组成,又称“七编制”体例。“七编制”体例的基础为“总则+分编”的结构。与《德国民法典》“五编制”体例(总则、债、物权、家庭和继承)相比较,《民法典》“七编制”体例与其极为类似。因为法典结构上的类似性,尤其是《民法典》采用“总则+分编”的结构,人们自然会将《民法典》的体例结构与《德国民法典》“五编制”体例相联系。《德国民法典》“五编制”体例又称“潘德克吞”体例。有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典》采用的基本概念和编章结构,源自德国民法的“潘德克吞”体例。还有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总体上继受了“潘德克吞”体例,但在总则编的结构以及分编的结构上作了改造。也有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在德国“潘德克吞”体例下“民商合一”的立法新模式。另有观点认为,《民法典》在体系上有三大创新,表现为“人格权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独立成编、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未提及“潘德克吞”体例。更有观点认为,《民法典》事实上确实偏离了“潘德克吞”体例。

   法典编纂的结构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属于法典编纂的技术问题。意大利民法学者蒙那代里教授在比较不同国家的民法典的结构(模式)时曾说,“采用法国模式或采用德国模式对于某个社会来说,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事实上,法国与德国的经济与社会总是十分相似的,二者在使用着几乎完全相对立的模式的同时,都挺成功。因此可以这样推测,两种模式同样都不错,因为它们对现代国家来说,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无关紧要。”立法技术问题与民法典中的规范之逻辑、目的、效用、体系、解释和适用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人们才会认为“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亦不是一个真假和对错问题。就立法技术问题的讨论而言,妥当的立法技术,应当是最能够实现立法者所追求的立法目标,同时便于裁判者寻找法律依据的立法技术”。

   就不同国家的民法典的体例结构,如果仅作单纯的形式的比较,实无意义。分析民法典的体例结构,是要探寻体例结构背后的逻辑。民法典的结构是“对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逻辑整理。合理的结构能有效地容纳全部民法的内容,不合理的结构则会影响法典内容的安排。结构是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合理的结构就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正确反映。”我国格外强调《民法典》编纂的“体例科学、结构严谨”,必有其原因。民法典的结构承载“再现”或表达民法规范的体系或单元的重任,并构建民法规范之间的有机联系以便妥当发挥其调整社会关系的效用。当形成一部法典时,法典的体例结构不仅承载相应的法律规范发挥效用的机能,而且凸显相应的法律规范的解释逻辑。民法典的体例结构背后隐含的逻辑,往往都是民法制度体系的解释元素。

   (二)《民法典》“七编制”体例与“潘德克吞”体例

   在我国,民法学者多认为《民法典》采用“潘德克吞”体例。“潘德克吞”体例,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法典的结构采取“总则+分编”模式,运用“抽象到具体”或“一般到特殊”的立法技术区分法典总则和分编。其二,以法典各分编的规定为基础,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形成总则,总则为法典各分编的共通规定。其三,以高度抽象的权利和法律行为概念成就民法典的最高形式,构造“总则+分编”的民法典封闭体系。

   我国《民法典》“总则+分编”的结构与“潘德克吞”体例类似。然而,德国民法学者马丁内克教授在谈及我国民法对德国民法的继受时,明确表示:《民法通则》使中国民法的法典编纂努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法通则》有许多不能放进《德国民法典》“总则”编体系里的规定,绝不能将《民法通则》与《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等量齐观。通过分析《民法典》总则与分编的规范内容,不难发现《民法典》“七编制”体例完全不同于“潘德克吞”体例。

   其一,《民法典》“七编制”体例是我国民法法典化的本土化产物。编纂《民法典》事实上起始于《民法通则》。《民法通则》以9个章节分别就基本原则、公民(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民事权利、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制度单元作了一般性规定,表达了我国民法法典化的总体思路。《民法通则》的结构及其所承载的内容,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民法典”。“我国民法总则所采取的以民事权利为轴心的结构体系,完全是中国式的,对大陆法系传统《民法总则》的编制方法作出了大胆的超越和革新,鲜明地反映了我国民法典对中国本土元素的高度重视。”《民法通则》对我国民法制度体系的基本单元的表述,为单行法构建或扩展民法规范群创造了积极条件,奠定了我国民法法典化和体系化发展的基础。《民法典》总则采用与《民法通则》相同的路径处理相应的民法制度单元,而这些制度单元相互间呈现结构“扁平化”的特点,彼此有一定的联系但又相对独立。这些制度单元中的民事主体、法律行为和诉讼时效,与《德国民法典》总则编尚可进行“有限”的比较,但基本原则、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等制度单元,完全是我国民法的“本土化”创造。

   其二,《民法典》总则的基本思路是“求全”而非“提取公因式”。《民法典》总则是整理和优化我国体系化调整社会关系的全部民事法律而作出的共通规定。“潘德克吞”体例仅由法典分编“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不同于我国《民法典》总则的编纂。我国以所有的民商事法律规范群为基础,通过“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形成《民法典》总则。例如,以消化和吸收《公司法》的经验,《民法典》总则更新了法人制度,并将非法人组织引入总则。总则是《民法典》表达民法制度体系的基础、规定通用和抽象的内容,可以普遍适用于《民法典》分编和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在此意义上,《民法典》总则更像是一部“简化版”的事关社会生活秩序的“百科全书”,位于总则的民法制度单元更具体的规定,则应当交给《民法典》分编和其他民商事单行法来完成。《民法典》总则以结构上的“扁平化”单元对民法制度体系进行布局,构成《民法典》分编和其他民商事单行法的基础,与那些有“总则”的民法典几乎完全不同。至于有些内容,如自然人的监护、法律行为中的代理、诉讼时效、作为法律事实的期间等,既不便于放在《民法典》分编,又无专门制定单行法的必要,仿效其他国家民法典的做法相应写入《民法典》总则,但对我国《民法典》总则的结构并没有产生影响。

   其三,《民法典》使用了众多经过本土化生活秩序检验的法律概念(术语),扩展并增强了我国《民法典》在结构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自《民法通则》后,我国民法在表达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和民事责任等制度单元方面,大量使用我国本土化的概念,如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营利法人(企业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法律行为、职务代理等,并在传统民法术语中融入我国本土化的元素,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乃至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并构造具有我国特色的本土化制度规则,做为《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素材。《民法典》“七编制”体例和庞大的法律规范群(1260个条文)虽成就了我国民法制度的体系化,宣告民法制度“碎片化”时代的终结,但仍不足以满足社会生活现实对体系化民法调整的需求。“七编制”体例为我国民法制度体系的持续性完善提供了平台,为《民法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本土化制度元素的融入,保持了《民法典》内部体系在结构上的开放和内容上的包容,促成《民法典》外部体系的独立成长,使得《民法典》“七编制”体例能够与民法制度的体系化相适应。

   (三)《民法典》“七编制”体例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在整合与优化我国已有的民商事单行法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七编制”体例。“七编制”体例作为科学表达我国民法制度体系的形式,实现了我国民法制度的“碎片化”向体系化的转型。《民法典》“七编制”体例,承载了表达我国全方位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民法制度的使命,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尤其是,《民法典》总则将我国民法制度体系划分为若干基本单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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