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5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抵达深圳机场，这是她因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被加拿大当局扣押后首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事发伊始，加拿大执法部门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临时更改逮捕计划，屡次违背本国《引渡法》与《加美引渡条约》规定，试图将孟晚舟引渡至美国受审。此事件一方面暴露出加拿大在国际政治场域缺乏真正自主性，对南方邻居唯命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对华为因5G通信技术优势挑战其传播霸权的深切忧虑。早在四十年前，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奠基人达拉斯·斯迈思就在他的唯一专著《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中，揭示了美国如何通过日益扩张的“意识工业”掌控加拿大传播与文化政策，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路径作为另一种可能的范例意义。

　　 《依附之路》共十二章，是斯迈思一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第一到第四章，搭建了以“意识工业”和“受众商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意识形态理论，直到今天仍有理论生命力。当代数字劳工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受众商品2.0”概念就是斯迈思“受众商品论”在网络时代的拓展。第五到八章，分别从纸媒、电影、广电、电信等产业入手，分析加拿大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这一分析不仅对1994年以来的北美自贸区框架下经历新自由主义化转型的加拿大文化与传播产业更加适用，还可以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美帝国与欧盟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间的关系带来启示。第九到十章，集中批判了包括专业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内核，阐明了进行文化甄别的必要性。最后两章中，斯迈思在反思传播研究内在缺陷的同时，旗帜鲜明地传递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尤其让人读来恍如隔世的是，被1980年代初世界上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现实所激励，斯迈思试图从北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识状况出发，探寻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转型的主体力量。今天，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爆后西方资本主义日益深化的结构性危机，面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自信与强大能力，连《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都已发出“应对中国的最好方式就是建设新社会主义”的呼吁[1]。在此语境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斯迈思的讨论是无稽之谈？

　　 与许多欧美学者、即使批判学者介入全球问题时也难免的精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和“摇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院派风格不同，斯迈思不仅亲身参与全球传播政策的规划制定，还对国际共运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倾注满腔热情。他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政府工作了11年，曾任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首席经济学家。1940年代末，因麦卡锡主义离开政府进入学界后，他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框架下，推动全球学术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传播政策的研究，并突破重重阻碍到中国、智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实地考察，其中两次到访中国[2]。从《依附之路》中可以看出，中国调研促进了他理论观点的成熟与完善。

　　 斯迈思造访中国的时机，也十分具有历史时刻的意味。他的第一段中国之旅发生在1971年12月5日到1972年1月5日，恰逢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1年10月25日）与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之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走访广州、上海、南京、北京和武汉等城市的宣传、广电、电信、出版、邮政、电子工业等部门，同相关学者和干部座谈。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5月，斯迈思再度访华，对中国出现的跨国商业广告、劳务输出和旅游业开发等新现象进行了思考。在调研基础上，他以国际共运同志的身份撰写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内参报告，呈送中国政府，就中国发展道路提出了“世纪之问”[3]。不同于之后来华讲学的其他许多欧美学者，斯迈思对中国独立自主的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认同，使他成为第一位真正试图深入了解中国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传播政策，并超越冷战意识形态藩篱，将之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实践认真探讨的西方传播学者。他也是一位十分严谨和谦逊的研究者：他那密密麻麻的几本手写调研笔记中，不仅问题比答案更多，而且明言中国“太大、太复杂”，自己“仅限于中国几个城市的短期观察是‘印象式’的”[4]。他还特别强调，自己不知道中国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状况。而这，在他看来，是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因素[5]。

　　 时过境迁，虽然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大潮已经退却，苏东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全球资本主义却也在21世纪初深陷危机。进入2022年，离斯迈思首访中国已整整半个世纪。《依附之路》中文版终于面世之际，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暨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之时。这部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为中国学者从正反两方面理解全球传播权力格局变迁，准确把握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并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意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

　　 依附如何形成：意识工业的运行逻辑

　　 斯迈思在《依附之路》中指出，虽然不同派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的依附地位以及需求管理在维护垄断资本主义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有重要贡献，还没有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关注意识工业是如何以广告、市场营销和大众媒体的需求管理的方式保障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的。[6]作为拓荒者，斯迈思的分析对象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北美内部的依附关系以及意识工业在这种关系中的运作。他辛辣地指出，加拿大实际上是美国的组成部分，是“最发达”的依附国家和最富裕的“欠发达”国家[7]，这为辨明资本主义内部权力结构，从而为“边缘地带”贡献类似启示的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相对平和的控制方式”——意识工业[8]及其运作逻辑。

　　 在斯迈思看来，现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之所以缺乏唯物主义视角，是因为这些理论认为大众媒体的主要产品是内容的影响力，而不是“大众媒体如何生产出向自我推销商品、竞选人和议程的受众”。[9]这是因为，直到一战后，广告和大众传播才开始崭露对市场的科学管控能力，导致经典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划分不再泾渭分明：

　　 “意识工业几乎购买了全部人口，并让其以受众的身份协助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商品输出，进行需求管理。……上层建筑（就19世纪而言）果决地加入了生产行列。”[10]“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传统的对立关系而言，大众媒体既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又不可或缺地投身于经济基础的生产这一最后环节。”[11]

　　 斯迈思在《依附之路》开篇就勾勒了宏阔的理论蓝图，他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广阔的意识工业，而非狭义的媒体机构，前者不是某种产业形态，而是包含了服务和受益于大众媒体信息生产、“通过连锁的商业组织，与具有更广泛的信息生产和交换基础的寡头市场相联系”[12]的整套政治经济体系。除大众媒体外，还涉及广告与市场部门、艺术、教育、体育、电子与信息工业、金融以及各种消费品行业。当然，随着计算机技术成熟并广泛用于信息传输与管理，以及互联网与金融、平台与社会治理的高度整合，这一体系在今天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活跃程度还要远超斯迈思生活的年代。

　　 在历史梳理和加拿大经济数据的支撑下，斯迈思在《依附之路》中重申了他在始于1977年的“盲点辩论”中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理解“受众商品论”不能脱离他更宏大的“意识工业”视野，因为受众逐步沦为商品的进程，正是大众媒体沦为“意识工业”的工具的直接后果。这是因为，“受众商品”并非内生于个别市场化媒体的商业逻辑，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整体需要，尤其是缓解自由资本主义下信息不对称、知识分散化、工人抗争和资本家恶性竞争等风险的必然选择。它集中表现为广告、公关及各种文化产品对受众力（audience power）的科学化管理。简而言之，就是以“科学方法”为正当名义，支配和预测受众选择，使垄断资本集团降低投资风险，实现“持续经营”[13]的目的。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不同，意识工业概念的着眼点不在具体的文化产品或生产过程，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行、统治及其合理化。作为商品的受众也不仅是被某家媒体卖给了广告商，他们作为可以被知晓、分析和利用的整体被意识工业生产出来，最终贩卖给制造各种消费品的财团——当然，这里所说的“贩卖”，更接近一种隐喻。因此，如果研究者只在商业化媒体的内部运行机制中讨论受众商品和受众劳动，则表面上使研究走向精确，实际上却偏离了斯迈思理论的本质和要旨，削弱了他的思想在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时的尖锐现实批判性和整全性。

　　 作为受众商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斯迈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劳动的认识，将受众观看大众媒体节目（包括广告）算做一种劳动形态，这一观点大大影响了日后政治经济学者对劳动的定义。其关键在于，工作以外的、接触大众媒体的时间，被视作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因为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意识工业始终在告诉人们关于“个人议程的先后顺序”，由于个体生命有限，人们必须汲取间接经验、在生活中作出取舍，意识工业因此构成了无处不在、永不休止的教化过程，指导人们支配自己的工作和时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所有时间都是工作时间[14]。用比尔·莱文特的话说，工人下班后，还需要生产“为明天和为下一代准备的劳动力：工作和生活的能力”[15]。马克思本人虽然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但在他的时代，劳动力的再生产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被完全社会化，而是主要在家庭中进行。斯迈思这样概括两个时代的差异：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分析中，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面向。在当下和此前的一段时期，劳动者同生产资料与再生产劳动者本身的过程相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面向。”[16]

　　 有趣的是，受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影响，斯迈思在解释“工作”对人的异化如何发生时，指出工作实际上包含思考与实践（或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他特别谈到，正是因为在劳资斗争的过程中抓住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人民才发挥主观能动性，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7]。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半殖民地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良方，那么斯迈思的剖析，则堪称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社会问题的诊书。所谓“工作”与“闲暇”的二元划分，不仅是粉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伪雅修辞，也成为遮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浮夸华服，让人们忽视下班之后、在各种生活必需的活动里，自己仍然在为意识工业劳动的事实。

加拿大的案例使意识工业的运行机制昭然若揭。加拿大受众被美国意识工业所俘获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能够覆盖并说明加拿大附庸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历史。相似的种族、语言、文化，过于接近的地理位置，以及最为关键的，加拿大统治精英长期以来对垄断资本毫无防备的悦纳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