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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历史与记忆:辛亥年的周善培

更新时间:2022-06-26 23:57:30
作者: 戴海斌  

   李劼人创作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向为历史学者所重。一九六二年,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大波》第三部挖掘成都假独立之根源,使掩饰五十余年的真面目之“周秃子”,暴其丑恶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个“周秃子”,即周善培,四川保路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川省官僚之一。

  

   周善培初刊于一九三八年、旨在“既答李君,亦告川人”的《辛亥四川事变之我》,批评李劼人“损害我名誉”,敦促其“修改”小说内容。至五十年代,又出版《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一书,持续自我剖白,“志在纠正李劼人所作小说《大波》中有关周氏诸事”。那么,周善培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经历了怎样的辛亥年?辛亥革命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周善培,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一八七五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一八九七年入湘,初识谭嗣同、陈三立、梁启超。一八九九年东渡,与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交往最密,从此订交。梁视周为“四川一豪杰”,作书介绍于孙中山,冯自由将周列入“兴中会前半期之革命同志”名录,谓其“思想新颖,议论豪爽,日以提倡新学为务”。回国后,捐纳升至道员,分发四川。一九0一年,率川省官费学生赴日留学,倡言变政,“大要首在学校”,延聘日籍教师至成都,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式学校。不久,受业师赵熙创建川南经纬学堂,应邀出任学监。一九0二年,岑春煊督川,废保甲,办警察,周善培出任警察传习所总办,提出“采外、酌中、师古、保安、正俗、卫生”之治警方针,是为川省警政之始。历任巡警道、劝业道、署提法司,倡办省内新政,囊括警政、市政、教育、工商业、航运多个方面,堪谓清末风云人物。美国学者司昆仑(K r i s t i n S t a p l e t o n)称他为“成都的儒家治国论者”。

  

   周善培掌巡警道时,不过而立,血气方刚,行事大刀阔斧。时人评价他“素性恃才,处事锋利”“性酷而刻,然施政不无善者”。在当时川人眼中,他被视作不折不扣的“新派”。

  

   四川保路运动事起,继而“革命”爆发,周善培卷入风波,度过他在成都最后一段,也可能是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归隐”沪上,开始长达三十余年的寓公生涯。入民国后,自谓“独立以后,足迹不履成都军政府,且终身不仕民国,则以示天下后世”,俨然以遗老自居。然在旁人看来,他仍属于“长袖善舞”“与时俱进”的人物,如张颐就说:“他这个遗老,却常是尼姑思凡。”

  

   一九四九年,周善培应新政权邀请入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议程之一为商讨国名,有人主张仍为中华民国,周坚决反对:“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新中国国名一直沿用至今。“把更换国号的理由点拨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

  

   解放后,周善培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一九五八年病逝。虽隶浙籍,但以生于斯长于斯,他对四川始终有强烈认同感。晚年在沪,唐振常面谒之际,听到的还是“满口四川话”,据说“思蜀”不已,尚有“回川居住”之念(《周孝怀先生》)。对半个世纪前在川风云往事,周善培念念不忘,對外部功过评定抱有复杂心理,尝谓:“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作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起。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事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时期被人咒骂,后半时期被人歌颂,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荆公作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称得上政治家。”(《谈梁任公》)此语以李冰、子产、王安石为“政治家”之例,也可转视作对自己的一个总结,但这一形象认知,却很难说符合川人眼中的那个“周善培”。

  

   二十世纪初的省城成都,是个古老而宁静的内陆城市,按旧有节奏,日复一日迎接每一轮晨昏。在西风东渐的近代化历程中,位居长江上游的四川省表现出的总体特点是封闭性强、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近代化起步晚。真正搅动这一塘死水的“微澜”,发源于清末自上而下的新政运动。老成都通惠门城楼上,题款“既丽且崇,名曰成都,文明建设,今有古无”,正出自周善培手笔。唐振常评论说:“远在清末,孝怀先生就能提出文明建设一词,并誉为古无今有,其眼光可谓远大。”时人言:“在清光、宣年间,海内知名之新政能员,有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郑孝胥、温宗尧之流,善培亦其中之一。”今人道及周氏场合,也多缘成都城市现代化“与有大力焉”,感谢他能倡风气之先,甚而前述十六字被理解成“一个清代官吏搞城市建设时的施政大纲”。

  

   不过,随着研究视野转移,如何评估“近代化变革”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成为学界重新思考的问题。在四川现代化研究领域早着先鞭的学者王笛反思道:“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的变化的话,那么《街头文化》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街头文化》以“社会改良者”命名与下层相对应的精英阶层,特指受现代化和西化影响,有意识重建公共空间和重塑城市形象的那部分人。周善培正为“手握政治权力的改良者”的一类典型,他所领导的改革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城市面貌,也留下为后人乐道的“近代化”遗产,但无可讳言的另一面是—“民众所能享有的公共经济和文化资源缩小了,新的城市权威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使民众的生计日益艰难。民众不得不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反抗。”当然,“下层民众”应如何定义,仍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是否只有那些曝露“街头”的乞丐、拾荒者、江湖游民、流氓赌棍,才算真正的“下层”?在不同人群构成的“民众”视野中,改良者形象也不是单调统一的—新政启动后的“地方”已较传统社会发生更为剧烈复杂的阶层和利益分化,在此寻求某种“共识”的企图总是伴随了风险。但无论如何,“下层”角度出发的观察,确为我们理解周善培在清朝倒台前后备受各方批评和痛恨的原因提供了线索。

  

   在成都度过中学时光的郭沫若对周善培大名如雷贯耳。多年后他回忆道:“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旧时代的势力与新时代的影响都集中在这儿。当时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怀,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干员,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他的德政,四川人给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反正前后》)喜好“涮坛子”的成都人用五字俏皮话,总结周善培任上做的几件波及全城且惊世骇俗的事情:“娼”是官娼,成都娼妓划定区域,公开营业,政府抽捐;“场”是劝业场,提倡新式工商业;“厂”是制革厂,以犯人代工,制造西式革制品;“唱”是新式戏院,以为“改良川戏”手段;“察”即警察。

  

   郭沫若由周善培谈到改良、革命两派之殊途同归,倒与日后风行的近代化史观颇多暗合:“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倒不愧为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封建社会的革命。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在李劼人笔下,革命前夜的成都城依然享用着周氏主持警政时留下的若干善果:“只有劝业场才有电灯,全城街道,仍旧是一些点菜油壶的街灯,尚是周善培开办警察时,费了大劲才兴办起来,后来多少年了,大家还叫这为警察灯哩。……”同一作者还借革命党人之口,问了一句听似很难反驳的话—“一方面破除迷信,一方面提倡新政,你们能说周孝怀的不对?”

  

   不过,回到当时,周善培治下的成都人在“破除迷信”和“提倡新政”上面看到的却是无数个“不对”。有亲身经验的郭沫若解释说:“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钉,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四川人给他的诨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反正前后》)考“周秃子”来由,民间说法不一:一谓其身为清廷命官,率先剪掉辫子;二讥他胆大妄为,“癞子打伞”,无法无天。总之,不管出处如何,重点在此“歪号”表达的一种集体情绪,自属贬词无疑。周善培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性市政措施改造了地方社会面貌,也给市民日常生活造成不便,从而引起公愤。至辛亥前夕,真可谓到了“众恶所归”的地步。

  

   辛亥成都血案发生后,认为周善培是幕后谋主的舆论甚嚣尘上,民间相信“拘捕蒲罗”“放手杀人”等等都是“周大人给季帅大人打的条”,于是给另取了一个“周条师”歪号。四川独立后,吴虞日记写道:“周孝怀正在逮捕中,此人上半年欲杀余,不意今日竟不能免,此积恶之报也。”吴虞显然也是周的仇家之一,不期而至的革命恰给了他泄愤、报仇的机会。不只吴虞,从学堂考试被淘汰的下岗秀才、妓院的院妈娘、被治理的腐败寺院方丈诸“群小”,乃至被裁抑的“同僚”、遭冒犯的“上司”、有名无名的深恨周善培的人群,均为辛亥年的“大波”所动员、裹挟,他们及其敌人的命运在这中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辛亥年保路运动事起,至川省宣告独立,继至成都十月十八日兵变,周善培身当前台,亲历全程。他致力于“官绅联合”,弥缝其间,不仅未得“好处”,反而身陷群议。李劼人在《大波》中借了趋新绅士的口吻痛責“他自从升署提法使以后,就变了一个人,油滑取巧,各方讨好”,多处表露社会舆论如何大不利于周。革命期间所谓“乱民”告示,文曰“但拿周、赵,不问他人”,点名罪魁,署提法使周善培竟还排在有“赵屠户”恶名的总督赵尔丰之前。民间观感明显不佳,在清政府方面,周善培也饱受倾轧,奉命入川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以“轻躁喜事,变诈无常”为罪名参他一本,遂遭“即行革职”处分。

  

   面对端方弹章,周善培一面上书赵尔丰要求澄清“外间谣诼”,一面致电端方,指责“捕风捉影”,“反唇相讥,口齿犀利”。四川独立后,尹昌衡即生兵变,周善培“天留一壑”逃离四川,同时致友人公开信,为己辩白:“七月十五日之变,不知其中底蕴者,多疑为周氏所耸动。周氏在川,至今人多思之。其所以招怨者,实在警局时办流棍过严,与在司法任内斥退法官养成所学员所激而成也。” (《与陈子立书》)《辛亥四川事变之我》的“自叙”开宗明义:“李君所纪他人他事且勿论,但论其纪事之涉余者,则舍可征且见存之公牍报章,乃至宣布全国百四十二州县之文字,独引街巷无根修怨之谣言,虽时加以公平之辩解,然其要归,固贱事实而尊谣言以为可征也。先取家藏文字之既公布者八篇,每篇复附数语以补所未尽,而以正《大波》之若干条附于后,统名之曰《辛亥四川事变之我》更公布之,既答李君,亦告川人。”此书“公布”的一九三八年,距离事变已过去二十七年,周善培针对李劼人之“贱事实而尊谣言”,不惜诉诸著述,公开辩论,可见争议之巨。

  

解放后,他公开出版《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据其自述,此书发端于一九五三年与民主党派领袖、四川保路运动当事人张澜的一次谈话,写作目的全在为“以后编辛亥四川争路史”提供一份“确实的资料”。对所谈内容的可靠性,他极具自信:“事虽过去了四十六年,而所记的件件事、句句话,当时既深深地印记在我的眼睛里耳朵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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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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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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