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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 蔡胜: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反动”话语的建构

更新时间:2022-06-26 23:00:25
作者: 陈瑞   蔡胜  

   摘要:“反动”一词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关键一环,在中国早期革命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反动”一词古已有之,其由字面含义的“反作用”转化为政治含义的“逆潮流而动”,是时代变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复杂,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问题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思考和明确的问题。中共在明确这一问题时,引入“反动”一词对革命对象进行形象塑造。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中共不断塑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反动”话语,并将“反动”运用于政治斗争之中,借助“反动”话语划分敌我阵营。中共对“反动”话语的建构历程也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革命话语;“反动”话语;话语建构;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革命历程中,存在很多关键性术语,考察这些术语可以进一步明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学者指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建构的重要时期”〔1〕。这一时期,“反动”进入中共视野并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且与中共的革命历程相始终。近年来,学界将概念史研究方法引入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郭若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李里峰《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刊于《史林》2021第1期。,“反动”一词已经得到关注,但仅为简要介绍学术界关于“反动”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金观涛编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对于“反动”一词如何进入中共视野,“反动”话语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仍有深究的必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反动”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历程,探究“反动”话语建构与革命实践的内在关系,从而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启示。

  

   一、“反动”作为革命话语的出场“反动”一词在中国传统话语里就有出现并使用,多指“反作用”,是一个中性词汇。如《孟子集疏》里的《孟子集注卷第三》中有“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宋)蔡模撰《孟子集疏》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页、第33页。“然以下文观之气,亦能反动其心”①,这里的“反动”指“反过来”,也就是“起相反作用的力”。

  

   近代的“反动”一词与古代形同意异,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它逐渐由一个中性词汇变成蕴含贬义色彩的词语。1902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反动”一词,意指物理学意义上的“反动力”,“法国大革命,开一十九世纪民权之幕,而忽有拿破仑崛起,继以俄普奥三帝神圣同盟。反动力大作,几近复革命前之旧观,又加甚焉”〔2〕。1905年后,“反动”一词的否定意义逐渐显现。如《外交报》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反动”与“保守”相连的用法,“至于近时,保守反动之象,愈益显著”〔3〕。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陈瑞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反动”话语的建构“反动”一词古已有之,之所以在近代被赋予新的含义并得到运用,与日语翻译的影响有关。据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日本早期翻译的社会主义文献中,用“hando”一词模仿英语词“reaction”的借译。“hando”原本是物理学专门术语,表示物理意义上的“反作用”。在20世纪早期,日语“hando”对应的中文“反动”还只是表示物理学意义上的“反作用”。而在其后的发展中,“hando”逐渐包含政治含义,指“逆进步而行的力量”,辛亥革命后才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4〕。

  

   尽管“反动”在日语翻译中已成熟到可以独立表达政治意蕴,但这是一个旧词新意的概念,被当时的中国社会接受和运用需要一个过程。从《申报》文章对“反动”的使用可以看出,“反动”的政治意蕴被接受和运用是循序渐进的。检索《申报》数据库可发现,1905年后“反动”一词开始出现在一些文章中,多指“反作用”,1911年起,“反动”被频繁使用,其意蕴不仅包含“反作用”,政治色彩也逐渐浮现,出现了诸如“反动政治机关”〔5〕“反动分子”〔6〕“反动的官僚”〔7〕“反动党”〔7〕“政治上反动之理”〔8〕的表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报刊将“反动”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反动革命”表示负面含义,“反动”作为革命话语的萌芽开始显露。1917年6月,《申报》刊登的《东报对于我国内哄之论调》一文虽从正面来表述“反动”〔9〕的含义,但时论在关注与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强调德国革命是“反动革命”见《东报论德国反动革命失败之原因》,刊于《世界大势》1919年第11期第75-76页;《东报论德国之形势》,刊于《大公报》1920年3月25日第3版;《德国民主主义之确立》,刊于《时事新报(上海)》1920年4月4日第2版;《最近德国反动革命之真相(中篇)》,刊于《民心周报》第1卷第25期,1920年5月15日,第589-591页。,这里的“反动革命”带有明显的负面意义,意指其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

  

   五四运动时期是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可以说是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对“反动”一词政治性含义的接受和運用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反动”与“革命”相对立,阻碍革命前进步伐、与革命潮流相反便是“反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时,提出“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的阶级是“反动”的〔10〕。“反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用法:一是将“反动”作为修饰词,如“反动的社会主义”〔10〕、“反动的思想”〔11〕以及“最反动的市侩”〔12〕等;二是将“反动”具象化,赋予“反动”具体的指代群体,如“反动政府”〔13〕、“反动势力”〔12〕和“反动分子”〔11〕等。列宁延伸了“反动”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反动”是与社会进步相对立的,他在深度剖析“革命”的具体意义时指出,“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14〕。这句话的意思是“革命”是否正确,要看这个“革命”是否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不能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革命”就是“反动”的。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反动”逐渐成为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理论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概念。1502D970-6598-425B-A2F9-5424A4FE485F

  

   1920年后,“反動”1920年后梁启超等少数人还在使用“反动”的字面含义,即“反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一书中提及“反动”一词,称“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这里的“反动”指“反作用”。见(新会)梁启超编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主要被当作带有政治意蕴的词汇使用,其含义为反对进步、反对革命。如《日本经济界反动之时代来矣》〔15〕《德国反动失败之真象》〔16〕《日本过激思潮之反动》〔17〕《陈树藩反动后之陕局》〔18〕中的“反动”一词都含有政治意味。此时,不同群体在使用“反动”一词时的视角和运用方式并不相同,新生的中共将“反动”一词纳入革命话语表达之中并加以运用,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特点。

  

   二、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反动”话语中共刚建立就面临着艰巨的革命任务,政局混乱,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华势力,各派军阀为扩大势力范围相互争斗,还有众多政治派别不断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谁是革命力量、谁是革命对象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为此,中共引入“反动”一词对革命对象进行形象塑造,且与时俱进,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共“反动”话语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中共对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息息相关,是中共根据时势发展及时分析国情,结合革命斗争实践研究革命实际问题的产物。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了中共的目标、任务、方法,确定党的基本政治纲领是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从中不难发现当时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不够充分,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不够深入,因而简单地认为中国社会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动”一词并未纳入革命话语表达。

  

   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不到一年,《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就出现了“反动势力”〔19〕的表述,此时“反动”开始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亮相,并在中共二大前后被频繁使用。在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影响下,中共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5月,胡适诸人创办《努力周刊》,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好政府主义”,建议组建“好人政府”,在客观上恰好适应了直系军阀在战胜奉系军阀后想趁势实现“北洋统一”的需要〔20〕。久经军阀混战的国人渴望和平统一,对“开明军阀”的统治抱有幻想,这样一种客观社会心理被“好政府主义”扩大化后产生了消极社会影响,与中共的民主革命任务背道而驰。中共敏锐察觉到这一点,为了打破时人对军阀的幻想,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对外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同时将“北洋军阀”定性为“封建的军阀势力”〔21〕,并首次使用“反动派”概念,称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是“反动派”〔22〕代表,由此出现了“反动派官僚军阀”〔22〕的表述。相比时人对军阀的幻想,中共对军阀的认识显示出中共并未被舆论所裹挟,因而对于军阀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1922年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时局发展后,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这是中共第一次明确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问题。在此,“反动”一词被当作修饰词使用,文件出现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22〕的表述,在《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则有“国内政治是为极反动的封建军阀们所统治”〔22〕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也有“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22〕的表述。

  

随着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共“反动”话语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即将“反动”具象化,赋予“反动”具体的指代群体,如“反动军阀”“反动政局”“反动势力”等。中共使用“反动军阀”这一词汇并不是随意的、偶然的,与中共对“军阀”的认知相关。1922年12月,蔡和森在《近日政潮的内幕》一文中就有“反动军阀”〔23〕的表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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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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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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