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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炎帝神农与中华文明和湖湘文化

更新时间:2022-06-25 22:04:49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可以证明这里有着相当久远的神农崇拜的文化渊源。这和历史文献记载的神农崇拜渊源于南方是一致的。

   (二)炎陵与湖湘地域文化

   1、宋朝以后炎帝陵建立于湖南,以及祭祀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在湖南开展,对湖湘文化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先秦文献有“炎帝”与“神农”的记载,两汉时期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但是那时均未见过关于炎帝陵的文献记载。最早有炎帝安葬地点的记载见于晋朝。《太平御览》引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已有“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之说。晋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也说,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尽管从晋开始出现了炎帝神农氏葬长沙的记载,但是并没有关于炎帝陵具体方位、地点的记载。关于湖南炎帝陵的确切记录是从宋代开始的。

   2、炎帝陵的修建与宋朝宣扬火德文化有关。根据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汉人已经将炎帝与火德、南方联系在一起,由于宋人以火运自居,将炎帝视为感生帝,才推动了宋朝炎帝陵的建设。宋乾德元年(963),太常博士聂崇义指出:“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统,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坛而祭,以服火德。”(《宋史?礼志》)所以,宋朝特别重视祭祀炎帝。据宋罗泌《路史?后记》所载,“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觅求,得诸南方。”于是,乾德五年(967),宋太祖下诏于衡州茶陵,并遣官祭告。此后,炎帝陵的维修、祭祀活动得以延续。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衡州州守刘清之奏:“史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今衡州茶陵县是也。陵庙皆在康乐乡白鹿原,距县百里,而祠宇废。祖宗时给近陵七户守视,禁其樵牧。”

   3、宋以后,元、明、清各朝对炎帝陵的祭祀一直保持下来,而且日益隆重。现保留于炎帝陵的文献碑刻,均为明清时期留下。从汉代将“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称名“炎帝神农氏”,到宋代修建祭祀“炎帝神农氏”的陵与庙,其起因和目的都非常明确,都是为新王朝的合法性服务的,也就是说湖南炎帝陵的修建、祭祀,具有标明“政统”的中国传统政治意义。但是,炎帝陵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设施,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设施;祭祀炎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由于湖南地区有着久远的神农崇拜的文化渊源,加之炎帝陵及其祭祀活动具有十分丰厚、复杂的文化内涵,故而对宋以后的湖湘文化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炎陵对湖湘文化道统的意义

   将“炎帝”与“神农”合一,不仅是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长江文化的结合,同时也是政治人物与宗教神祇的结合,是君主政治文明与农业物质文明的结合。具有综合性文化象征的炎帝陵庙落户于向来是南蛮之地的湖南之后,给湖湘文化建设、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意义与价值。

   1、对湖湘文化主流文化道统的影响。

   炎帝陵及其祭祀对主流精英文化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炎帝神农氏崇拜中所包含的道统观念。炎陵是从宋初开始修建的,恰恰是宋代兴起的理学,特别强化了远古的英雄、圣王在文化上的道统意义。儒家道统论的确立者朱熹早就将“神农”纳入传授道统的圣王,他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朱熹这一道统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在对炎帝神农的陵庙祭祀时,历代帝王不仅从政权合法性角度强调其政统意义,而且还从文化传承意义上强调其道统意义。

   从明代开始,神农与伏羲、黄帝以“皇师”身份在文化殿东室奉祀。元明清朝廷遣官致祭炎陵时,其祭文主要内容大多是“继天立极,宣著人文”等道统意义。可见,朱熹将神农列入道统谱系,影响深远,炎帝祭祀包含的道统意义,对湖湘道统意识的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道统意识本是宋元明清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华文化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内容。但是,从先秦儒家提出道的授受谱系以来,一直到唐宋完成的道统学说,那些传授道统的圣王、圣贤主要是中原人士,而湖南向来被认为是远离儒家主流文化的蛮夷之地。从宋代开始,炎帝陵修建于湖南茶陵,祭祀炎帝神农的仪式持续在湖南举行。而恰恰是在宋代,湖南出现了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湖湘之地成为“理学之邦”。这样,由炎帝、舜帝的陵庙所代表的上古道统文化,由周敦颐、张栻等湖湘学者所代表的宋代道学文化,奠定了湖湘道统意识的基础。两个道统,不是外来的,而是本身的。

   这双重道统文化对湖湘道统意识的建构影响很大,并且表现得愈来愈明显。宋以前,作为蛮夷之地的南楚、湖湘向来是道统意识的边缘化区域,但宋元明清时期的湖湘学人却有强烈的道统担当意识。南宋湖湘学者胡宏、张栻认为周敦颐是孔孟道统的“道学宗主”,正是体现了湖湘学人的道统担当意识。明中叶以来,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及其弟子也在湖南有过短暂讲学,但是,湖湘学界主流则坚持周、程、朱、张的学统和道统。清代乾嘉文学兴起,湖湘学者“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他们均是受道统意识的影响而具有强烈的道统担当意识。最突出的是曾国藩发布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檄》,完全是以道统观念来动员湖湘士大夫与民众,他要求“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恕,以卫吾道”。

   蛮夷之地的湖湘士大夫为什么会有这样坚强的道统意识?其关于道统的文化资源首先来自上古的炎帝神农、虞舜,其次是宋周敦颐以来的道学文化。因此,我们认为,“圣代崇陵寝,南邦奠古皇”的炎帝陵在为湖湘士大夫树立道统为核心的文化自信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湖湘学人的道统担当意识的确立,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文化到湖湘地域文化的历史建构。

   2、炎帝神农的陵庙及其祭祀对湖湘民间文化的影响。神农即农神,农神崇拜在南方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湖南就有着发达的稻作农业文明,因而农神崇拜在湖湘地区有着十分浓厚的民间文化基础。汉以后,官方将北方的炎帝与南方的神农统一为“炎帝神农氏”,特别是宋代在茶陵建炎帝神农的陵庙之后,进一步促进了湖湘地区对炎帝神农的民间信仰。

   当然,官方倡导对炎帝神农氏的信仰是为了改造湖湘信巫尚鬼的习俗,如淳熙七年(1247)一些湖湘士大夫提出:“湖湘之俗,信巫尚鬼,如庆历之黄捉鬼,南渡之钟相,皆始于造妖惑众。遂严为禁防,毁郡县淫祠,修崇南岳祠、炎帝陵庙、屈大夫、贾太夫祠,由是楚俗一变。”在湖湘之地做官的诸多儒家士大夫希望通过建立起对炎帝神农、舜帝及屈贾的“正祀”,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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