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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哭思之先生

更新时间:2022-06-24 23:52:04
作者: 傅国涌 (进入专栏)  

  

   2022年6月24日下午,突然在“思之先生九秩华诞”群里出现一个哭泣的表情,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中一惊,难道思之先生走了。我赶紧跟孙国栋兄联系,他确认先生刚刚离世。这个群是先生九十岁时建的,历经数次封建,一直没有解散,但平时不大有消息。

   此刻,我心中浮起来的总是萧红哭鲁迅先生的几句诗——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在北京的一个餐馆,我参与策划,谢泳、丁东等合编的《中学人文读本》刚刚问世,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的长者就有张思之、戴煌、邵燕祥、蓝英年、何家栋、梁从诫等先生,中饭时我们在一桌,思之先生当时75岁,身体很好,我们虽然只是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却呼吸到了他传递的美意,他说早已读过我的文章,我问起他那本在海峡另一边问世的《我的辩词与梦想》,他当时说,回头就给我找一本寄去。他那种待人接物的谦卑和周到,让我这个晚生了几乎四十年的晚辈都很不好意思。

   我回到杭州不久,就收到了那本砖头般的大书,他谦逊地写着“资料一册”。那一个个矗立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案件,是他作为辩护律师亲手办的,也几乎无一例外以败诉告终。等我牢牢地记住了他这个名字,已经是1991年1月15日,那天是除夕,夜半时分,我独自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不久前辩护的那个要案,及当事人给他写的信。无论他做了多么出色的辩护,都影响不了判决的结果。我没有想到十一年后,能遇到他,更没想到还成为他的忘年交,有过无数次的长谈,通过多封信,他的信似乎总是用原子笔写的。他对我的帮助更是令我一生感念,那些事足以写一篇长文,先留待他日。

   作为律师,他扮演的角色却又常常超越了律师,或者说他无意中做了比律师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历史的见证人,正义的守护者。他像守护眼珠子一样守护着他心中的人间正义,他用自己注定的失败见证着正义尚未降临的历史。他有沮丧,更有愤怒,他心中常常燃起正义的火焰,但他又总是表现得那样淡定、从容和平静,无论面对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案,面对山一样的压力。

   他可以算是鼎革之后的第一代律师,但而立之年就落入了“阳谋”的网罗之中。等他从深渊中走出,大好年华已虚掷,他以知天命之年重返律师界,当他作为林、江两案的钦定辩护人出现在电视镜头中时,我还是雁荡山中懵懂无知的一个少年,对此一无所知。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大兴安岭大火案辩护,参与组建北京律师协会、创办《中国律师》杂志的事迹,我完全隔膜。直到那个除夕之夜,他的名字进入我的生命中,从此,他辩护的许多注定失败的案子也正是我密切关注的,甚至跟我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

   他的作为,他那些自谦很不满意的辩词,注定是要屹立在中国文明史上的,而不仅在律师史、法律史的意义上,更不能以成败来论。论其为人,有绅士风度,谈吐优雅,风趣幽默,对人的好,让人几乎无法抗拒。论其专业,他从不大言、空饰,而是坚实地从法条、法理和人间正义出发,他的智慧不仅在看得见的辩词之间,更在看不见的辩词之外。即使对他大为不满的势力,也挑不出什么来。他站在那里,仿佛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这样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法学院、律师资格证或所谓知名度就足以成就的,他毫无疑问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中走来,如今又回到历史中去了。

   读他的辩词其实就是读历史,他的母语是民国教育陶铸出来的,经得起推敲,字斟句酌,追求优雅,却不浮华。他一辈子忘不了傅庚生先生,那是他高中的国文老师。2005年,我想编一册《过去的中学》,请他写一篇回忆文章,他很快就寄来了《绵绵师魂谁继?——追忆战时中学生活片断》,相隔六十二年,傅庚生先生的那堂国文课,关于李清照的名篇《声声慢》的赏析,令他一生难忘。他从此爱上了宋词元曲。

   1943年,他16岁弃学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奔赴印缅战区时,这位少年随身带的三本书中就有《宋词选》(另两本是《鲁迅杂感选集》《英汉辞典》)。

   记得也是那年暑假,我们全家去北京,他要请我们吃饭,在一家酒店大堂等我们,我见他随身带的就是一本《元曲选》,那时我儿子还是个小学生,在旁边画了一辆小汽车,撕下来送来张爷爷。他夹在了那本《元曲选》中。

   《过去的中学》于2006年问世,我寄了一册样书给他,我相信他一定读过,两年后,我读到他获得德国伯尔基金会颁发的佩特拉·凯利奖,他在柏林的演说最后说,“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那正是《过去的中学》中一篇回忆文章中的故事,重庆南开中学国文老师陶光在一位同学作文的开头加了一个逗号,被叫做“一点师”,那个句子本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

   2011年8月,我和思之先生在北京见面,带给他复印好的一大包书稿,因次年是中国引入律师制度一百周年,我编了一册《追寻律师的传统》,请他写一篇序,他没有推辞,当年11月,他就完成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序言中的这句话而今读来依然掷地作金石声——

   时至今日,作为律师,必须坚持一个光照百代的传统观点:人的自由权利、生命尊严是我们应予维护的至高利益。

   他在朝阳法学院念书时,正是政权交替的前夜,他也曾是左翼理想的信奉者,如果不是苦难、浩劫给他结结实实的教训,他未必能回到文明的正轨,成为尊重文明、守护正义的一代律师。只有在文明史的尺度之下,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出现。他来自律师这个职业阶层,却超越了职业给他的束缚。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他不像个律师,而是说他身上没有那种律师气,与百余年来中国律师史上的那些大律师,无论是阮性存、刘崇佑、吴凯声还是施洋、张耀曾、章士钊都不一样,他身上的书卷气反而更浓些,这种书卷气又不是学究气,虽然他当过中学语文老师,甚至那段经历对他有深刻影响。他也没有那么天真烂漫,特别是没有那种革命者似的浪漫想象,他是脚踏实地的,对于现实的残酷向来有清醒的认识。他接许多案子,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他在法庭内外一站,就是一个文明的身影,上接民国尚存的正气,下开还未到来的时代。有时候面对他,我觉得,如果他是神话中的角色,那也是属于夸父、精卫这个序列的。他一生最光荣的逐日或填海事业,是从六十岁以后才真正开始的。直到晚年,他的脚步都没有停下,他为许多被迫害和被侮辱的人出头,没有考虑任何个人得失。年轻的律师同行对他怀抱敬意的大有人在,对他不以为然的恐也不乏其人。他对此很清醒,他从不以律师界的泰斗自居,更不想被尊为偶像。八十岁生日之后,他以“八零后”自许,从没有想过退休,直到病魔击倒他,他仍挺过来了。

   在他最后的岁月,在北京崇文门并不宽大的公寓里,他常常在老虎图前的那张躺椅上静静地坐着。每次去北京看他,他总是要送到电梯口,那时他已腿脚不大方便。最后一次见他,是和国栋兄约好了一起去的。疫情以来,几年都没有进京,也不想北上,只是在心中念着他,有时候将他的书拿出来翻翻,也是当作历史书看的,虽然时间并不那么久远。

   死亡从来就不是结束,尤其对于他这样的人而言。思之先生熟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许多诗句都能脱口而出,他也是从那个古老的根脉上来的。但他已生活在20世纪到21世纪朝向现代文明的轨道上,他的努力也已成就了一种新的根脉。我为自己曾近距离亲炙过先生这样的人而无比欣慰。文明是怎样演进的,胡适先生很喜欢这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他也做到了。从今天起,他的肉身虽然脱离了这个世界,但只要文明史还能继续,他就不会消失,他的道义力量必会在未来的世代激起回响。

   2022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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