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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早期儒家的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以战国时期的“文质”论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06-24 21:30:28
作者: 刘丰  

  

   提要:文质论本是孔子提出的道德修养论的一部分,但是战国时期儒家又提出了以文质相互救弊为主要内容的“文质”论来解释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战国至两汉时期影响甚大的“三统三正”说、“五德终始”说等不同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这些历史理论在形式上是在解释历史,但其直接的目的则是通过历史的循环来说明现实和预示未来。它们一方面成为解释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是匡正现实政治的重要理论武器。儒家的历史哲学也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和特色。

  

   中国古代有非常深厚悠久的史学传统。历史典籍重视“垂训”“咨鉴”的功能,在历史叙述中隐含着叙述者的道德价值观和历史思想。无可怀疑,古代的历史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伦理道德的认识。但是,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历史思想,是否有历史哲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并不确定,而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例如顾颉刚认为“古人缺乏历史观念”,1张岱年则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从孔子以来,即有关于历史观的言论,司马迁说过‘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对于古代哲学家学术宗旨的简明概括。‘通古今之变’即是历史观的内容”。2张岱年所说的“历史观”相当于历史哲学,只是比历史哲学的范围更宽泛一些。另有学者认为“我们的史学尽管发达,而历史哲学的园地却十分荒芜”,并指出清代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历史哲学家,《文史通义》一书也是唯一的历史哲学专著;3而又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形式的历史哲学,但是具有‘实质的历史哲学’,我们今天的研究或许是要将这实质的历史哲学用一定的方法展现出来”。4这些观点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术背景之下,把这些看法放在一起来看,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出近百年来学界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看法的变化。

   其实仔细思考、分析这些看法,有些类似于中国是否有哲学的问题。经过了近二十多年的深刻反思与深入研究,我们已经认识到,不必简单地回答中国“有”或“没有”哲学,而是应该通过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不但解释“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5,而且要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个固有之学的特色,与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关系。中国哲学就蕴含在中国古代的经史之学当中,近代分科化的中国哲学就是从传统的经史之学中演化而来的。古代对历史的认识而形成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而且更是显示中国哲学特色的内容。其中儒家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孔子具有极强的历史感,自称“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的总体特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儒家的“六经”都是“先王之政典”(《文史通义·易教上》),儒家经典中有大量有关历史的讨论和记述,早期儒家的孔孟荀都是在对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讨论中阐发了各自的思想,儒学总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儒学,尤其是早期儒学,历史思想以及历史哲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其实,早期儒学具有丰富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例如儒家学者对于《春秋》的解释,对于“三代”的认识,对于《礼运》的看法,都反映了儒家独具特色的历史哲学。除此之外,战国时期儒家对于历史的思考,还形成了一种“文质”理论模式,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战国后期至汉代在文质论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德、运、统等更多内容,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历史循环理论。这是早期儒家历史哲学中非常具有特色的内容,而且也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后来儒家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一、“文质”论的产生及其含义

   文质论本是孔子提出的道德修养论的一部分。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皇侃《义疏》:“质,实也。文,华也。”戴望《论语戴氏注》说:“质,质性。文,仪貌。”6一般认为,“质”是内在的本性,“文”则为外在的礼文。但刘宝楠《论语正义》又说:“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失其中则偏,偏则争,争则相胜。君子者,所以用中而达之天下也者。”7按照刘宝楠的解释,质文都是属于礼的。但无论如何解释,“文质彬彬”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修养。另外,《论语》中还记载了子贡的一段话,其含义和孔子所说是一致的: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

   邢昺《注疏》对子贡之言的解释是:“此子贡举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鞟。言君子、野人异者,质、文不同故也。虎豹与犬羊别者,正以毛文异耳。今若文犹质,质犹文,使文质同者,则君子与鄙夫何以别乎?”8由此可见,所谓“质”即本质,属内在;“文”即文饰,属外在。孔子的意思是,真正的君子要表里如一,内在的淳朴的本质和外在的必要的修饰二者都不可偏废,“过犹不及”,二者要达到中庸。因此,文质论本来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属于儒家仁人君子道德修养的一部分。

   但是,君子道德修养的文质论在后来却演变为评判历史的历史阶段论,成为儒学尤其是公羊学历史哲学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这一意义上的“文质”论是以两种不同的模式交替来解释历史,在本质上属于循环论。其实,如从历史循环的思想来看,孟子就有这样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孟子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就是一种历史循环的史观。9其实,这只是孟子对以往历史的一种描述,这一描述虽然也是主观性的看法,但他并没有对这一历史现象作进一步的解释或提出一种解释的模式,而且“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不完全就是循环。其实,孟子对过往历史提出的真正具有循环意义的解释模式是“一治一乱”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这是用“治乱”两种交替的模式来解释历史。这表明,孟子已经开始将漫长复杂的历史简约化,用两种模式的更替来解释历史和不同的朝代。相比较而言,孟子的“治乱”说还相对比较具体,而后来出现的“文质”论则更加抽象,更有哲学意义。

   《礼记·表记》说: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表记》是将虞夏殷周四代的礼简单地归结为“质—文”两种模式。孔疏对此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

   “虞夏之文,不胜其质”者,言虞夏之时,虽有其文,但文少而质多,故文不胜于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者,言殷周虽有其质,亦质少而文多,故不胜其文。然案《三正记》云:“文质载而复始,则虞质夏文,殷质周文。”而云“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者,夏家虽文,比殷家之文犹质;殷家虽质,比夏家之质,犹文于夏。故夏虽有文,同虞之质;殷虽有质,同周之文。10

   按传统的看法,《表记》属子思的作品。就以上引文来看,它只是将虞夏殷周四代纳入“质—文”两种模式,即虞夏属“质”,殷周属“文”,但并未做其他的解释。这种历史归类还比较简单,说是子思的思想也未尝不可。当然,也不排除这是子思弟子、子思学派的思想。把《表记》和孟子的“一治一乱”说联系起来看,正说明子思、孟子比较重视历史,而且在对历史的总结中已经开始提出了一种比较粗略的解释模式。后来的“文质”循环论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加完善的历史理论。

   汉代学者在解释《论语》中孔子说的三代之礼“损益”章时,就提出了更加丰富完整的“文质”论,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文质礼变也。”又引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皇侃《义疏》详细解释了“文质三统”:

   夫文质再而复,正朔三而改。质文再而复者,若一代之君以质为教者,则次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后君则复质,质之后君则复文。循环无穷,有兴必有废,废兴更迁,故有损益也。11

   这里的关键是“文质再而复”,即文质的循环反复,这是《表记》中没有的思想。《史记·孔子世家》节引了这段话,也是以一质一文来解释三代之礼的损益。文中说:“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另外,何休注《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也说:“王者起,所以必改质文者,为承衰乱,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亲亲而质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烦。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质而亲亲;及其衰敝,其失也亲亲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亲,故复反之于质也。”12这也是文质相救、相互循环的一种说法。

   由上可见,文质相救、循环不已的思想已经是汉代儒家学者普遍具有的一种历史理论了。因为文质是“二分法”,根据同样的思维模式,后来的儒家学者又将天地、礼的亲亲与尊尊等“二分”的思想都和文质论结合在一起。比如《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质家右宗庙,上亲亲;文家右社稷,尚尊尊。”13《史记·梁孝王世家》(补)载袁盎之言曰:

   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

   这就是将亲亲与尊尊套进了文质交替变化的模式中。其实,用一质一文的交替变化来解释历史,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划分为文质两个模型,这种理论从哲学思想上来看,无疑与中国哲学中富有特色的阴阳论是相合的。汉代的经学家就是用阴阳来解释文质的。如《白虎通·三正》篇说:

   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道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能相继也。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尚书大传》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礼三正记》曰“质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质性,后乃有文章也。

   此外,《白虎通·三正》篇还说:“天质地文。质者据质,文者据文。”《文选》卷四十五《答宾戏》注引《元命包》云:“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14又,《大戴礼记·少闲》卢注曰:“凡质以天德,文以地德。《礼纬含文嘉》曰:‘殷授天而王,周据地而王也。’”15这都说明,“文质”理论是包括纬书在内的汉代经学家的一种普遍的理论,汉代的经学家不但认为这是历史交替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还把它发展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天地之道。这样,“文质”论的普遍性就更大了。

   二、“五德”说与“三统”说

   “文质”论是以二为循环,要用两个模式的交替循环来解释漫长复杂的历史,而且还要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重复率是非常高的,往往还会与实际的历史发生明显的不合或冲突。因此,正如用阴阳来解释、划分复杂纷纭的世界万物一样,用“文质”论来解释历史还是显得比较粗糙,理论的发展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加细化的模式,以便更好地解释丰富复杂的历史。这样就逐渐出现了以三为循环的“三统”说和以五为循环的“五德”说。

   “三统”和“五德”虽然内容各不相同,而且在战国至两汉的历史上也更加复杂,但是从理论上来看,它们与“文质”论是一致的,是在“文质”理论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

以五为循环的历史理论是战国时期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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