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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早期儒家的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以战国时期的“文质”论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06-24 21:30:28
作者: 刘丰  
从而进一步证明汉代政权的合法性。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到以三为循环的“三正”“三统”论,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用来解释历史的模式更加细化,到了汉代甚至还将“五德”与“三正”“三统”相组合,理论越来越严密,模型越来越细化,这样,用来解释说明历史的有效性也就更大了。按照这种理论,历史犹如巨大的车轮,在以不同的节律运转,“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无论历史有多么复杂,历史现象多么变化无穷,在这些历史变化的后面都有一些固定的“常数”,它们就像车轮的轴承一样决定着历史变化的幅度。只要人们把握住了这些神秘的历史“常数”,其实也就把握住了历史。这就是战国至汉代儒家对历史的理解。

   但是,以二为循环、以三为循环、以四为循环以及以五为循环、甚至以十二为循环,虽然这些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毕竟形式有差异。如果按照这些理论将过往的历史梳理一遍,对各个时期或朝代排序,就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如董仲舒所说的“三统”说是从商代开始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三统说是割取了五德说的五分之三而造成的。”“因这三代所尚之色和五德说一致,凡五德说所摆布下的符应和制度,大可取作三统说之用而不见其矛盾,若一说到夏,则一边青,一边黑,就要惹人疑惑了。”28从现实来看也会产生矛盾,比如根据“三统”说,汉应当为黑统,色尚黑,而根据“五德终始”说,则汉应当是土德,色尚黄(汉初曾就汉究竟为水德还是土德,也有激烈的争论),这在从汉初至武帝时一直是有争议的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需要从历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深度探讨,我们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与“三统”“三正”相关的是董仲舒提出的“通三统”。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中指出,商汤受命之后,“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周文王受命之后,“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下一步是《春秋》应天作新王,“绌夏,亲周,故宋”。由此来看,“通三统”的核心内容就是“存二王之后”,即新受命的王拥有天下之后,同时还要分封前二代之后裔,使他们在其各自的封国之内保留有与之相应的正朔和制度。虽然皮锡瑞认为这是“古时通礼,并非《春秋》创举”,“实原于古制”29,但即使依据儒家的记述来看,战国时期的儒学恐怕还没有如此清晰的看法。《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这一记载说明,儒家认可新王分封前代之后裔,但此时并没有形成“亲—故”这样的理论,并将这二代之前的一代“绌”为另一个层次的“五帝”。30这说明“通三统”是汉代经学家的认识,是他们用来解释新建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理论。如刘向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这个问题需要另有专文论述,这里暂且从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按照“通三统”的理论,二王以上的五朝绌为“五帝”,封为小国;“五帝”之前的则推为“九皇”,封为附庸。“九皇”以上则降为庶民,无有封地。这样看来,“三统”“五帝”和“九皇”,只是一个固定的名称,而其具体的时代则由新受命的新朝往上推移,这是一个直线的推移,而非如“文质”论、黑白赤“三统”“三正”以及“五德”那样的循环转移。这是两种理论根本性的区别。

   四、结语

   从某种程度上说,孔子的思想是在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总结、反思中形成的。儒家重视历史,历史传统不但进入到儒家思想本身,而且儒家也对历史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儒家主张历史是变化的,孔子认为三代历史就是“损益”的变化(《论语·为政》)。至于如何评价、判断历史的变化,早期儒家又有不同的认识。一种看法是历史会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如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但《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又提出了“大同—小康”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般认为“大同”是五帝时期,“小康”是三代时期,后来很多学者都将从“大同”到“小康”的演变,也就是从“大道之行”到“大道既隐”视为一种退化,按这样的理解,就是一种今不如昔的“倒退史观”了。对于早期儒学的这些历史思想还可以作继续深入的探讨。相比较而言,战国时期兴起的以“文质”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则是当时儒家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

   周秦之变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变时期,这一时期的儒家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解释来把握现实。从战国至两汉时期儒家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虽然比较丰富,但总体上是以“文质”论为核心的历史循环论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三统”“三正”说、“五德终始”说以及其他更加复杂的变化组合,都是试图通过文质的救弊或五德的相胜来进一步说明现实政权产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正如西周初年出现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思想一样,儒家以“文质”论为核心的历史理论在解释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在提醒统治者,历史的“德”或“统”或“正”都是变化的,如果因暴政无德而导致德运的衰败,那么继起的下一个“德”或“统”或“正”就是必然的。这和孟子所说的“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在思想上是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家的历史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样,儒家的历史哲学实质上也是政治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不仅在解释历史,而且同时也在试图匡正现实。

  

   【注释】

   1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一》,《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4页。按:此文的主体部分发表于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

   2 张岱年:《王船山的理势论》,《张岱年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页。

   3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34-282页。

   4 赵金刚:《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9页。

   5 [清]王国维:《哲学辨惑》,《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6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11、512页。

   7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卷6,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3页。

   8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第1090页。

   9 参见汪高鑫:《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9页。

   10《礼记正义》卷62《表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3页。

   11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第182页。

   1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13《春秋公羊传注疏》卷4,第129页。

   14《文选》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1页。

   15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11,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3页。

   16 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原收入《古史辨》第5册;又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4页。

   17《文选》卷6,第287页。

   18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第265页。

   19《礼记正义》卷32《礼器》,第987页。

   20 郑注:“骍刚,赤色。”孔疏:“骍,赤色也。刚,牡也。”(《礼记正义》卷41《明堂位》,第1266、1278页)另外,《明堂位》篇还记载:“夏后氏骆马黑鬣,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鬣。”据孔疏:“骆,白黑相间也。此马白身黑鬣,故云骆也。夏尚黑,故用黑鬣也。”“殷尚白,故用白马也。纯白似凶,故黑头也。头黑而鬣白,从所尚也。”“蕃,赤也。周尚赤,用黄近赤也。而用赤鬣,为所尚也。”可见,孔颖达也是按照三代所尚之色来解释这一段话的。他还特意批评了熊安生的解释:“熊氏以为蕃鬣为黑色,与周所尚乖,非也。”(《礼记正义》卷41《明堂位》,第1277-1278页)

   21《礼记正义》卷62《表记》,第2081页。

   22 “三王”原作“三正”,据陈立改。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8《三教》,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69页。

   23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4页。

   24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第286页。

   25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第184页。

   26 [清]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春秋改制第五》,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1页。

   27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

   28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第287页。

   29 [清]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75页。

   30 孔颖达在解释武王分封的这一段话时指出:“‘未及下车’者,言速封诸侯,未遑暇及下车,即封黄帝、尧、舜之后也。下车而封夏、殷之后者,以二王之后,以其礼大,故待下车而封之。”(《礼记正义》卷49《乐记》,第1548页)孔疏也只是按照礼的重要性或隆重程度解释了“未下车”和“下车”的分封,并没有用汉代的亲—故—绌的理论。又,《史记·周本纪》也记载了武王克商成功之后的分封,司马迁甚至都没有采用《乐记》所说的“未下车”和“下车”两种情况下的分封,只是笼统地记录了分封先朝之后裔。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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