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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早期儒家的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以战国时期的“文质”论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06-24 21:30:28
作者: 刘丰  
过去顾颉刚先生曾主要据此认为邹衍是儒家。16简单地说邹衍是儒家,会抹杀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但是,邹衍有儒学的背景,则也应当属实,如《盐铁论·论儒》就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邹衍的思想背景是儒学,但最终使他成名的是用五德转移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史记·封禅书·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又,《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17据此,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相胜的原则,即木—金—火—水的次序来转移循环。按,《七略》这里所引可能有缺失,在木德之前当有土德。因为《吕氏春秋·应同》篇就将上古以来的历史阶段和五德的转移相对应起来:黄帝为土德,禹为木德,汤为金德,周文王为火德,继周而起、代火者将为水德。因此,邹衍的五行相胜的理论应当是土—木—金—火—水。相比于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对历史的解释面就更宽一些,也更具说服力。但是,从《吕氏春秋》所记载的邹衍的学说来看,正如顾颉刚先生所指出的,邹衍有“两种历史论,第一种是从黄帝推上去的,第二种是从黄帝推下来的”18,也就是说,邹衍将天地剖判以来至黄帝之前的历史没有纳入五德终始的循环序列,其五德终始的序列只是从黄帝以来的历史。再者,夏以上只有黄帝一德,按照后来的历史观念,邹衍是将五帝都纳入到黄帝以及黄帝所代表的土德了。另外,从黄帝到周只有四代,占四德,“五德终始”的第一次循环就缺了一德。当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目的是针对现实的,是引导当时的各诸侯国以及未来的朝代来抢占那最后一个“空位”的,但是,从解释历史的理论层面来看,邹衍的理论还是不完善的,也正因为有此“空位”,才引发了秦汉以后关于五德的争论、秦汉的德运等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在“五德终始”说的巨大影响之下形成了汉代独特的“政治和历史”。对邹衍来说,也许正是因为他的理论在这个循环的序列中缺了一环,才引起当时君主的极大兴趣,如《史记》所言:“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宮,身亲往师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也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反思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他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才提出了有关历史的理论。

   与战国至汉代的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密切相关的是以三为循环的“三统”说。《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青或素,夏造殷因。”郑注:“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虽异,礼则相因耳。……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19按照郑注,夏礼、殷礼前后因袭相承,但二代所尚的颜色不同。《礼器》原文和郑注只是说夏殷二代所尚的颜色是黑和白,但是,在《礼记》其他篇中,多次强调三代所尚之色的差异。如《明堂位》记载:“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骍刚。”20《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这里明确地说,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虽然《礼记》的这几篇的具体时代还不好断定,但是根据《礼记》的整体情况来看,尤其是这几篇的“三统”说还比较简单,与汉代成熟的、董仲舒的“三统”说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我们认为,《明堂位》《檀弓》等记载“三统”说的这些内容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材料。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秦汉时期成熟的以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往复为形态的“三统”说。其理论代表就是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根据董仲舒的“三统”论,商为白统,周为赤统,继周而起的《春秋》为黑统。以此为序,那么商之前的夏当为黑统。按照儒家的理论,新的王朝建立之后,需“改制度,易服色”,一方面表明新王朝得之于天命,同时也表明了与前一朝的区别。每个新王朝改制的依据就是其得之于天命的“统”。

   当然,与邹衍一样,董仲舒对历史的解释也是以现实的政治为最终的归宿,尤其是为了阐明公羊学的以《春秋》作新王的理论,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也明确地说明,历史的发展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而循环的。如果按照三代的“三统”来看,新起的《春秋》王鲁和夏代的黑统一样,这样就又开启了新的一轮循环。

   与黑统、白统、赤统相配的还有“三正”,即建寅(夏历一月)、建丑(夏历十二月)、建子(夏历十一月)。这也是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一文中详细揭示的。按照他的解释,“三正”是天道的体现,而且与“三统”也是相配的,即建子——赤,建丑——白,建寅——黑,其色正是万物生长的三个阶段:“始动”—“始芽”—“萌达”。“三正”的循环,正是王者受天命之后“改正朔,易服色”的重要举措。《白虎通·三正》篇对其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敬始重本也。”

   与“三统”“三正”相关的还有夏忠—商敬—周文“三教”的模式。这也是战国中后期儒家所提出来的理论。据《礼记·表记》: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表记》记载的这段话把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所谓“夏道”“殷道”“周道”)概括为尊命、尊神和尊礼三个不同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历史的实际,尤其是商人尊鬼神和周人重礼乐,恰是商代和周代文化的重点和特点。《表记》原文概括出来的三代文化的三个特点或三个文化模式,还是静止的,没有动起来;但孔疏引纬书《元命包》则说:“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变。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荡,故救荡莫若忠。如此循环,周则复始,穷则相承。”21这是将三代的文化进一步归纳为夏忠、殷敬和周文,这不仅是三个特点,而且更是三种历史模式,因为这三种模式可以循环,“周则复始,穷则相承”,过去的历史阶段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模式当中。这个思想与“三统”“三正”一样,是典型的汉代的思想。比如司马迁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盐铁论·错币》曰:“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说苑·修文》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圣人之与圣也,如矩之三杂,规之三杂,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也。”这都是以“三教”为循环的历史理论模式。

   《白虎通》作为汉代经学的总结性著作,也从儒家经学理论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这三种模式。《白虎通·三教》篇说:

   王者设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22

   其实,进一步来看,就战国至汉代儒家的历史哲学而言,以三为循环的“三统”说以及相关的“三正”“三教”说,与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质文》篇,《玉海》引作《三代改制》。苏舆指出:“疑此篇名一作《三代改制》,一作《三代文质》,而后人误合之也。”23《三代改制质文》是《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阐释三统说最为集中、详尽的一篇,此篇的篇名又作《三代文质》,仅从篇名也可以看出,董仲舒所说的三统循环和“文质”是一致的。再从内容来看,从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又可以引申出以四为循环的“商夏质文”四法论,这两种理论其实是一致的。而“三统”说和“商夏质文”四法论其实也是一致的。因此,以二为循环、以三为循环和以四为循环的这三种理论,在最根本的方面都是一致的。

   在以四为循环的“商夏质文”四法论当中,商和夏不是指历史上的商代和夏代,而是和“质—文”一样,是指两种历史模式或历史阶段。董仲舒说:“一商一夏,一质一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样,“商夏质文”四种模式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以四为循环的理论了。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董仲舒详细地说明了此四法中每一类型所应有的礼乐制度,而且“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返本”,四法循环往复。更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还明确地说明了此四法对应于历史上的四个时期。这样,我们可以把董仲舒的四法论简要地归纳如下: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姚氏,舜

   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姒氏,禹

   主天法质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质哀——子氏,汤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礼文——姬氏,文王

   这种以四为循环的“商夏质文”论和“三统”论结合在一起,还可以组成以十二为一大循环的理论。这样的循环虽然更复杂了,但从思想渊源来看,四法论的倡导者是董仲舒,正如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一理论“是从五德说蜕化出来的”24,从思想实质来看,无论是以四为循环,还是更复杂的以十二为循环,其理论基础都是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如《说苑·修文》说:“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正朔三而复者也……故三王术如循环。”苏舆说:“其实商夏亦文质之代名”25,康有为甚至说:“天下之道,文质尽之。”26当代学者段熙仲先生也认为,商夏文质“其目则四,其实则二”27。因此,“商夏文质”四法的循环其实就是文—质循环论的进一步扩大而已。

   三、“文质”论的历史意义

   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包括“三统”论和“四法”论)和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虽然其循环基数不同,属于两个系列,但其思维模式其实是一致的。按照“文质”论,质救文之弊,文救质之弊,文质是由于相互救弊而循环。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是以五行相胜的原则循环,即前一代之德已衰,后起的一代以另一德胜之。后一代之德相对于前一代之德是“胜”或“克”。这样看来,邹衍的转移论虽然是以五循环,但五行相胜的理论和文质救弊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汉书·严安传》引《邹子》之言:“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卷六十四下)这是邹衍对“文质”论的总结。因此,“文质”论与“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历史理论,是在解释说明以往历史的更替,都是为后一代“克”或“胜”前一代做了理论的说明,这说明这种历史哲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与儒家的“革命”论以及“以有道伐无道”的政治思想是相互呼应的。

正如阴阳二分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一样,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奠定了之后出现的“三统”说(包括“夏商文质”四法说)和“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基础。这种历史理论在形式上是在解释、说明历史,但其直接的目的则是通过历史的循环来解释、说明现实。这种理论在战国时期出现,并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是因为它可以解释现实、预示未来,而在汉代的异常流行,则是因为它可以说明汉在“五德”或“三统”的循环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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