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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秉曦:共同富裕与法治——宪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款的融贯解释

更新时间:2022-06-24 20:59:32
作者: 姜秉曦  

  

   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它的法治保障应以《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宪法基础。不过,“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与“法治国家”的个人自由底色共同塑造了这一宪法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于两者紧张程度的不同理解或将对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向造成根本影响。为此,通过借鉴德国公法学说,本文拟通过融贯解释,在自由与平等的对立统一中调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范内涵。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指导,我国的共同富裕法治建设应以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障为前提,以坚持市场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为物质基础,以形式法治为制度保障,以“原则模式”为实现方式,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在自由与富裕的基础上为实现社会平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系统、全面的法治保障。

   关键词:  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共同富裕 社会平衡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相应的法治保障不可或缺。正如李林教授所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追求。”[1]不过,在具体推动共同富裕法治保障的制度建构之前,尚有一个宪法层面的元问题亟待澄清,即应当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五条第一款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张力。在当前的宪法秩序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成了指导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宪法基础,对于其中“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紧张关系的不同回答,或将影响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根本方向。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宪法文本出发,借助教义学作业,首先阐明“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与“法治国家”的个人自由底色共同塑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张力;其次,通过借鉴德国学说,进一步论证两者在宪法规范体系内相互融贯的可能性;最后,立足于两者的对立统一,明确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下,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与根本方向。

   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体两面

   在现行宪法的规范体系中,《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成了探讨共同富裕法治保障的重要前提。从文义结构上看,该语词由“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两项要素构成,下文将分别对其展开规范分析,以厘清其各自的规范内涵,进而探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是否存在内在张力。

   (一)社会主义的规范内涵

   “社会主义”是我国宪法的根本内容,它在现行宪法文本中出现了50次之多,分别被用来修饰“国家”“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国家”等内容,与我国的发展道路、指导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息息相关。鉴于此,当前学界多从“根本属性”的角度解释“社会主义”的宪法内涵,认为“宪法文本中的‘社会主义’主要宣示国家制度的性质、国家价值观以及国家发展方向”。[2]典型如,马工程《宪法学》教材所代表的学界通说,就以《宪法》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为核心将“社会主义”解释为了国家性质。[3]然而,上述解释方案“只是在价值论维度上表达社会主义之于宪法的高度重要性,或者说根本性”,未能从规范论维度揭示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质与规范内涵。[4]

   基于规范论的立场,宪法规范根据自身特征与适用方式的不同,可在性质上被区分为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其中,宪法规则是指由假定、行为和处理三部分构成,须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被适用的“确定性命令”;宪法原则是指宪法规范中能够作为宪法规则的来源和基础,并应“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的“最佳化命令”。[5]通过“原则—规则”二分的一般法理论考察,现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的表述集中分布于“序言”与“总纲”两部分,内容上主要涉及国家历史、基本制度与基本国策,在性质上属于最佳化命令,理应划入宪法原则的范畴。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在宪法正文的规范表达中被首先置于《宪法》第一条,用以宣示宪法所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在宪法规范体系中居于根本地位,应被进一步解释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6]而作为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原则构成了宪法秩序的“内在统一性与评价一贯性的基础”,[7]对其他社会主义规范发挥着价值贯彻和规范诫命的作用。其中,《宪法》第五条第一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便在社会主义原则的辐射范围之内,受到后者的价值形塑。换言之,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社会主义”的解释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首先,从文义上看,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并非我国所固有,而是一个德国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该学说的提出旨在改变十九世纪下半叶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愈发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日益尖锐的阶级对立,希望通过建立一个能够适度干预社会经济、保障公平分配的国家,以实现社会平衡,从而确保实质的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8]德国社会法学家察赫(Hans Zacher)教授曾就社会主义的词源进行考察,指出它由“社会”词根“social/sozial”发展而来,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了对不合理的不平等生活条件的批判,以及将这种不平等向“更平等的”方向的修正。[9]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不宜再仅仅被视为法价值论维度的“根本性”宣示,或法伦理学意义上的“合目的性”表征,而应被解释为一种规范性概念。究其原旨,社会主义原则包含了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积极限制,以及对社会经济弱者的“社会权”的保障,应当从维护社会正义、扶助社会弱者,实现所有人的社会性共存的角度界定其规范内涵。[10]由此回到现行宪法的规范语境,随着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阐释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现行宪法以“共同富裕”为载体,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核即社会平衡理念。[12]加之,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使国家工作重心转向解决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均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目的论解释显然也指向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平衡理念。

   综合上述分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系社会主义原则在法治领域的投射,其规范内涵包括推动社会平衡、促进共同富裕,以实现人的有尊严的生活。

   (二)法治国家的规范内涵

   在现行宪法中,法治国家一词仅规定于《宪法》第五条第一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条款源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完成入宪,代表了“宪法中国家形象的建构目标”。[13]根据“规则—原则”的二分,法治国家条款在性质与体系上共同构成了对本国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基本原则——即法治国家原则。[14]

   所谓“法治国家”,顾名思义,即“构筑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国家”。[15]它与社会主义一样,也不是传统汉语词汇,而是译自德国国家法传统中的“Rechtsstaat”,属于典型的德语造词(deutsche Wortpr?gung)。[16]在德国,法治国家一词诞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康德、洪堡与早期费希特等人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人类为了保障自由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法之下多数人的结合,为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去维持法。[17]在此基础上,经过普拉西杜斯(Placidus)等学者的学术积累,德国公法学巨擘莫尔(Robert von Mohl)最终完成了法治国家的体系化建构,并使之成为学界公认的公法概念。[18]根据莫尔的主张,法治国家代表了一种国家类型(Staatsgattung),亦即根据不同国家的本质与生活目的所归纳形成的有关国家属性的描述。[19]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国家是与神权国家、专制国家相对立的概念,它以启蒙哲学的智识成果为依托。一方面,它摆脱了神权国家对于信仰的狂热与理性的压制,将个人在世俗中的自由生活作为国家秩序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另一方面,它摆脱了专制国家以君主意志为转移的特征,将客观法而非专断意志作为国家目的的基本实现途径。综合以上两方面,施米特(Carl Schmitt)从实现公民自由的视角进一步强调,“一切无条件尊重现行客观法和现有主体权利的国家”均可被称为法治国家。[20]由此可见,法治国家的概念原旨即通过公权力的依法律行使,维护个人的自由与财产,进而推动“个人主体性的自我实现”(Selbsterfüllung der individuellen Subjektivit?t)。[21]高田敏教授曾就此指出,法治国家本质上是以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国家。[22]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前述法治国家的自由底色。报告指出,坚持本方略是“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23]显而易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提出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重要背景。鉴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权利经济,以权利本位、契约自由为精神意涵,并在根本上指涉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主义的基质,[24]因此,在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联结中,法治建设被赋予了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保障市场主体财产权的重要使命,以此来奠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25]建基于此,法治国家建设在价值上无疑蕴含着浓厚的自由属性。这一点在1999年宪法修改时同样得到了说明。在《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曾强调:“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对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26]对此,有学者指出,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市场经济“本质里潜藏了对个体所享有的营业自由与财产权之保护”,具有“法治下的经济自由应予平等保障”的价值意涵,构成了国家机构应当尊重的上位原则。[27]2004年“人权条款”的入宪与“私有财产权”的修改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脉络中,《宪法》文本中的“法治国家”通过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形塑,确立了自身的个人自由导向。

   有鉴于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法治国家”应在法治国家原则的辐射作用下,被解释为通过法秩序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以实现保障个人自由、财产与安全的国家目的。

   (三)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紧张关系

   在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由社会主义原则与法治国家原则共同作用所确立的国家目标。随着其中“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规范内涵的逐渐明晰,这一概念本身的内在张力亦愈发显现。

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社会主义的规范语境以社会平衡理念为内核,以共同富裕为本质,指涉国家的公共性与人的社会性,要求通过国家干预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差别,从而维系人的社会性共存,实现人的有尊严生活。与之相对,法治国家的规范语境则以个人的主体性为内核,以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障为底色,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着重强调了对于国家权力的防范,进而推动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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