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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燕: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2-06-24 09:50:26
作者: 朱海燕  

   〔提   要〕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在统合已有政策实践基础上推动构建系统性的经济安保战略:对内构筑相关政治法律体系,提升“战略不可或缺性”,增强生产链国内备份能力;对外与“共享价值观”国家构建排他性的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日本经济安保战略意在缓解安全与经济的反向依赖困境,确立在经贸科技新秩序中的强有力地位;强化日美同盟,支持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降低中国崛起质量,妄图使中国停留在有增长欠发展的低端层次。日本相关举措将对中国科技进步、推进区域合作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形成一定阻碍,但在内外因素牵制下,日本难以完全达到战略预期。

  

   〔关 键 词〕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日本经济、日本外交、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朱海燕,陕西师范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感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文中疏漏概由作者负责。

  

   2022年5月11日,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获参议院通过,正式成为法律,将于2023年开始分阶段实施。这意味着岸田政府试图以经济科技手段达成地缘政治目的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相关举措将在法律框架下进一步得到完善、落实和强化,其未来发展方向及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及世界经济政治化两种发展趋势日趋融合、美国在经济科技领域不断加大对华施压背景下,探讨作为经济科技大国日本的经济安保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政策举措

  

   作为一个资源和地理条件相对不利的国家,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经济环境尤为敏感。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对日本钢铁等材料进口实施制裁的情况下,日本开始关注经济安全特别是运输通道安全问题。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美国开始利用市场、金融、产业甚至政治等手段限制日本经济科技能力及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引发日本对经济安全的新一轮关注。当前,美国挑起以科技竞争为核心内容的对华战略博弈,使岸田政府再次聚焦经济安全保障问题,并在既有政策实践基础上推动构建系统性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

  

   (一)完善和强化经济防卫体制

  

   近年来,日本政府着手改革及完善经济安全保障的体制机制,制定专项法律,使其成为经济安保战略的政治法律保障。2020年4月,日本参照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体制,在国家安全保障局下增设“经济组”,作为推动经济与安全举措融合性发展的“司令塔”,意在打破部门间条块化分割态势,强化对经济安全的一元化领导,并能够从国家安全角度战略性地制定关键性产业政策,统筹经贸技术交流等相关决策。对此,作为日本经济安保战略重要推动者的甘利明称,“日本终于也诞生了一个将经济和情报进行综合性考虑并制定政策的部门”。其后,其他相关部门也逐渐调整组织架构:外务省将安全保障政策课所属的“宇宙网络政策室”调整为“新安全保障课题政策室”;防卫省在防卫政策局调查科下增设“经济安全保障情报企划官”,专门负责搜集、分析经济安保信息;经济产业省直接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室”。2021年10月,岸田政府增设“经济安保相”,进一步提升经济安保体制的规格;11月,成立由首相担任议长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在内阁官房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法制准备室,推进相关立法工作。《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通过使经济安全保障相关政策有了法律保障,从根本上避免因政府更迭而引发政策的剧烈变更。

  

   此外,岸田政府积极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团体设立负责经济安保的机构,以实现央地、官民、政企间在政策对接、落实等方面的顺利运转,使经济安全相关政策能够上通下达、协调行动,同时提升民众对经济安保问题敏感性的认知和认同,构筑全社会型经济安保体制。2022年1月,爱知县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对策专门小组”,与当地企业共享有关产业间谍的信息,以防尖端技术和机密信息泄露。日本电气(NEC)则于2022年4月设立负责经济安保的董事,并成立“经济安全保障室”。日立制作所也计划设立相应部门,以对经济安保相关领域的业务进行更为严格、精准的“事前审查”。日本警视厅则配合政府,对企业进行包括反間谍、信息泄露与保护等方面的讲座宣传活动。同时,日本政府还计划于2023年设立有关经济安全保障的专门智库,汇聚经济界与学术界的相关人才,收集分析重要尖端技术研发动向的信息,为经济安保决策提供学术支撑。

  

   (二)提升经济科技能力,确保基础设施设备及服务的安全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技术及产业政策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继续强化尖端技术,确立攸关其他国家生死的难以替代的绝对优势地位,确保“战略不可或缺性”,作为对他国实施“胁迫性手段”以实现政治目的的攻击性能力;另一方面,在加强国内产业链备份的同时,推动海外供应链多元化,为运用攻击性能力提供基础支撑,并降低遭遇反制时可能产生的损失。

  

   日本以半导体产业为抓手,辐射带动相关产业,以此作为经济安保战略的攻击性能力。2021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岸田政府提出的迄今最大规模的预算案,并设立7740亿日元专项资金,支持尖端半导体企业的本土化生产。同时,国会通过了“支援新设尖端半导体工厂等关联法的修正案”,规定政府将对新建数据中心、自动化等领域的尖端半导体工厂提供经费支持。在日本,制定“国家补贴半导体工厂建设的法律尚属首次”。台积电在熊本县新设的子公司“JASM”成为获得日本政府支持的首个项目。日本还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增强长期竞争能力。岸田称,“将重新整编扩充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等,促进科技领域的人才培养。为了形成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本年度内将设置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大学基金。”为确保优势,日本还将加大对军民通用相关专利的保护力度,同时对海外留学人员的留学资格、学习领域甚至就业方向等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性审查,防止技术外流。

  

   日本努力降低重要产业的对外依存度,扩大国内生产能力备份,提高产业链本土化水平,确保在紧急状态下维护社会稳定。为此,日本推出“作为供应链对策的促进国内投资补贴”的倾斜政策,支持高度集中在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和对国民健康生活极端重要的产品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降低供应中断风险。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日本企业包括村田制作所、三菱电机、TDK株式会社等大幅增加核心零部件的日本化比例,积极将供应链调整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运转模式。

  

   此外,日本还强化对基础设施设备的安全审查力度。为防止因网络攻击引发重要信息泄露,《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提出将定期审查信息通信、运输、能源、金融、医疗等14个领域主要基础设施企业设备的安全性,明确掌握储存个人信息的服务器和发电站的管理系统等设备的采购来源,定期公开维护保养服务商的相关信息。在审查中,政府将指导企业避免依赖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国家。

  

   (三)构建关键技术及产业聯盟

  

   日本联手西方国家构建排外的、内部循环为主的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日美同盟是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重要支柱。2022年1月,日美新设“经济版2+2”,试图在“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界限日趋消弭”的背景下,推进日美间高水平、广领域的讨论,使其与“既存框架之间发挥乘数效应”,以强化日美在包括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核心伙伴关系。4月,日美开始就以确保战略物资稳定供应等为目的的“印太经济框架”草案进行协调,并以半导体供应链合作为重点,计划先行构建包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芯片四方联盟”。5月,日美在第一次商务、产业合作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上就采取互补性方式等合作研发尖端半导体达成基本原则性共识。

  

   日本积极参与七国集团(G7)主导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敏感及关键供应链生态系统构建进程。日本是英国倡议的“D10俱乐部”成员,该俱乐部意在注资成员国科技公司,建立5G设备和其他技术的替代性供应商池,摆脱对中国的科技依赖。日本部分高科技公司还加入了由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ATIS)发起的“下一代联盟”倡议(Next G Alliance)。2022年3月,“下一代联盟”发布6G发展路线图,重点致力于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绿色一代”新型网络及数据存储、材料、设备及硬件制造、下一代移动网络等领域的标准制定等。此外,日本还积极参与西方国家主导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阿尔忒弥斯协议”“国际气候行动网络”等,基本构筑起涵盖数字空间(以5G/6G、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等为基本要素)、地外空间(卫星互联网、月球、深空)、生态空间(以气候治理、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为重点)、发展空间(基础设施)的全领域、精细化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生态体系。

  

   (四)推动供应链多元化

  

   日本积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进程,强化包括研发、设计、制造等在内的全供应链韧性。内阁府2022年2月发布的有关日本经济环境的《世界经济潮流》白皮书显示,在日本约5000种进口品类中,中国所占份额(按总金额计算)超过50%的品类有1133个(占比23.0%)。白皮书强调,“如果进口商品来源地依赖特定国家的发展趋势继续强化,应对供应链危机的难度将大大提升,需要采取措施做好准备”,以强化具有脆弱性的供应链。日本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便开始加快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进程,并辅之以财政手段加大调整力度。日本分别于2020年7月、11月和12月实施了三次供应链调整支援项目,向相关企业提供补贴,使日企在亚洲产业网内的生产基地多元化,并以政策性引导的方式将相关企业生产基地搬迁目的地导向东南亚国家,试图将其打造为日本企业海外制造业承接中心的重点地区,并借机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成为日本企业进行产业链转移的重点承接国,越南甚至已经从吸收日企转移的边缘国家逐步变为核心国家。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海外调查部2021年12月发布的《海外日资企业实况调查:亚洲、大洋洲篇》相关统计数据,在越南的日资企业中,预计今后1~2年计划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达55.3%,这一数值远高于在中国日资企业的40.9%,而中国的数值甚至低于43.6%的平均值。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48.9%)、印度尼西亚(45.3%)、马来西亚(43.2%)、新加坡(41.3%)的日资企业有意扩大业务的占比也均高于中国,这显示了未来在华日资企业可能仍将继续缩小规模。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也成为日本政府鼓励企业进行产能转移及供应链调整的重要对象国。日本在双边层面积极构筑与印度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加强经济科技合作提供政治保障。2022年3月,岸田在日印建交70周年之际访问印度,提出构建“日印全球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其中“构筑后疫情时代强有力的全球供应链”将作为日印关系的重要物质基础。双方在《构建后疫情时代和平、安定与繁荣的日印伙伴关系》共同声明中规划了日印将强化合作的整体方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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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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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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