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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燕: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2-06-24 09:50:26
作者: 朱海燕  
日本提出将对印度在医疗、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农业等领域的建设提供3122.58亿日元的援助,在促进印度经济复苏、改善社会民生环境的同时,也能够为日本供应链多元化提供较为成熟、完善、稳定的基础条件。此外,日本还通过日澳印三边框架及美日澳印四边框架等多边机制以官民协作的方式强化与印度的供应链合作。在日本政府的政策导向下,在印度的日企表示在未来1~2年将扩大投资经营规模的比例跃居亚洲被调查国家的首位(70.1%),远远高出43.6%的平均值。此外,南亚地区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也成为日企供应链调整和转移的重要承接地。

  

   二、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出台的动因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表面上是对美国挑起的、以科技竞争为核心内容的中美战略竞争的回应,深层目标则是谋求在新经贸科技秩序中的有利地位。结合日本相关政策实践,可知其中暗含的推演逻辑是:缓解日本安全与经济的反向依赖困境,在国际变局中谋求大国地位,维护日本赖以进行国家定位的“国际秩序”,阻遏中国崛起。

  

   (一)缓解安全与经济反向依赖困境

  

   二战后,日本结盟霸权国,以经济手段谋求大国地位,但“单肺国家”的现实束缚了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能力。2010年,经济总量被中国反超后,日本陷入整体性民族恐慌和对自身地位的战略焦虑中。前首相安倍利用这种恐慌情绪和焦虑症结,大踏步推动防卫力量建设与防卫体制改革,正式开启了以防卫力、政治力、经济力重塑大国地位的进程。在安倍长期执政期间,自卫队被装备成为一支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事武装力量。可以说安倍政府正式启动了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实质性进程,并取得明显进展。

  

   岸田政府以经济安保战略巩固并继续充实大国地位。岸田继承了日本追求大国地位的历史基因与政治偏好,将“主导国际社会”作为外交目标之一。在追求大国地位目标的驱动下,岸田一方面坚持强化防卫力,改革和完善防卫体制,宣称在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年制定)、《防卫计划大纲》(2018年修订)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8年修订)过程中,“不会排除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一切选项”。另一方面,岸田变换场域和规则,利用制造新战略域的手法提升日本话语权。经济安保战略即是岸田在继承和综合已有政策基础上,对既有实践进行整合、重构,将其升级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岸田此举对内目标之一是将其作为创造政绩的抓手,对外则利用经济力达成地缘政治目的、重塑大国地位。日本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出经济安保相关的系统性举措,将在国际社会产生连锁反应,赋予日本在经济安保领域“国际规则”形成中的先发优势及相应话语权,提升存在感与影响力。通过构筑经济领域的安保战略,日本将建立起涵盖外交、经济、防卫等全领域的国家安保战略生态系统,打破各领域间的安全话语壁垒,构筑国家安全的跨界联动体系,解决安全与经济反向依赖困境,这将有可能成为未来国家安全建构的模式化方案。

  

   经济安保战略将确保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小多边体系内供应链重构中的优势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大国积极追求相对经济优势,一般是要利用这一用途丰富的资源来实现政治安全目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危机特征及其在全球蔓延,并呈长期化的发展态势,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性功能,引发相关国家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认为高度依赖国外供应商在紧急状况下可能严重损害经济及社会安全,这一认知驱动相关国家开始对供应链进行安全化操作。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即试图利用美国供应链政策调整的档期,完善和强化日本产业链,提升应对突发性紧急态势的能力,培育具有“战略不可或缺性”的尖端产业,增强全产业链的弹性和韧性,重构大国地位的物质基础。

  

   追随美国也是日本向大国目标迈进的辅助性举措之一。在美国对中国进行科技围堵的背景下,日本坚定地支持并追随美国,是为了维护自身在美国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架构中的上层位置,维系在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中的分享性特权,更大限度地获取美国的技术准入,部分化解安全与经济间的反向依赖困境,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甘利明指出,在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构建起供应链后,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日本企业也可能被列入制裁名单,进而被以美国为首的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因此日本需支持并追随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二)充实和强化日美同盟,维护日本赖以凸显“优越性”的“国际秩序”

  

   日本将日美经济科技政策协调与合作纳入日美同盟运作范畴,扩充同盟内容,使其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化与世界经济政治化的融合发展趋势。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保的基轴,经济安保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构件,也必将以维护和强化日美同盟为基本目标。岸田誓言“将身先士卒,把作为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根基的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层次”。2022年1月,日美“2+2”会谈及首脑视频会晤均“重申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基本价值观和原则”,“承诺将进行联合投资,加速创新,确保联盟在关键和新兴领域保持技术优势,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定向能源和量子计算等领域”。通过深化在新兴领域的合作,日美两国可联手强化在尖端科技中的优势,为同盟关系注入新动力,加大双边关系黏合度,加快同盟现代化进程。

  

   维护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加快,日本认为“现在的世界正面临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发生动摇这一严重问题”,“威权主义国家加强了对长期以来作为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基础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关系到日本生存和繁荣的生死攸关问题”,日本应致力于确保“在将来的国际秩序中形成以日美为中心的自由民主势力的优势主导地位”。岸田在内阁决议及施政演说中,均将“坚决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决心”置于外交與安保“三个决心”的首位。遵循这一话语路径,经济安保战略即是通过弱化“价值观异己”国家在尖端科技领域的能力、维护“共享价值观”国家垄断地位的手段来巩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本质上,对于在价值观及民族心理上定位为西方国家的日本而言,维护国际秩序也是确保其既得利益、扩大其在尖端科技领域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

  

   (三)延缓中国崛起进程,降低中国发展质量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目标从属于国家安保战略的整体目标。从安倍政府起,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阻遏中国崛起,确保并扩大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分享性权益。岸田文雄既是安倍政府发布战后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时的外相,也是相关战略落实的重要参与者与执行者,虽然岸田在政策选择上可能与安倍有所区别,但从其竞选演说、就任后的施政演讲及具体举措、与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电话)会晤等相关言论可判定,岸田政府仍将以阻遏中国崛起为目标。岸田称:“我国将与共同秉持普世价值观的各国携手,对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强烈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实践中,日本从身份政治出发,将中国塑造为不遵守甚至谋求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并通过媒体舆论的政治化置换,抹黑中国国际形象,压缩中国话语空间,也将以经济安保等具体举措延缓乃至阻遏中国崛起进程,使中国经济停留在有增长无发展的低端层次。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操盘手基本都是对华牵制派,这也充分体现出该战略明确的中国指向性。在美国不断加码制裁中国的背景下,甘利明反复向政界、商界、舆论界宣传对中国的不信任执念。甘利明称,在美国主导的西方不断加剧与中国贸易战的情况下,日本如果背向而行,与中国强化经济合作,可能会遭到西方市场排斥,因此日本需要与西方同步构建起针对中国的“防火墙”。虽然甘利明因2021年10月在小选区选举失利而辞去干事长职务,但他积极策动的经济安保设想却升格为国家战略。此外,日本前首相麻生、安倍也都是相关政策的积极策划和推动者。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所涉内容也明显以牵制中国为重要目标指向。近年在日本国内的政治语境中,经济中的安全问题多指向中国。2021年10月,日本增设“经济安保相”的主要任务为“确保半导体等重要经济物资供给,防止相关技术外流”,“缓解日本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一旦中日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稳定国民生活和经济活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涉及的供应链、科技产业政策等内容,如加强构筑国内供应链,以摆脱对特定国家的非对称性依赖;保障主要基础设施安全性与可靠性;推进官民合作研发尖端技术,以确保日本在工业4.0时代的科技优势;对军民通用的特定专利技术进行保密,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等,均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日本对美国挑起的中美战略竞争的积极回应,而其中的科技政策将成为日本确保对中国绝对优势地位的政策发力点。

  

   三、对中国的影响及其限度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部分举措将对中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日本也将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而难以完全达到战略预期。

  

   (一)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迟滞中国尖端技术进步速度,挤压相关企业市场空间。短期内,日本在双边层面利用自身相对于中国的“不可或缺性”,采取包括直接阻遏在内的综合举措,推动中日科技交流“精准化脱钩”,依靠技术优势,将中日供应链中非对称性依存关系武器化,在经济活动中利用非市场手段追求政治性目的。日本相关企业在机器人技术、机械装备、部分电子零部件、生物医药、基础化学材料及相关技术等领域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并握有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及高端零部件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主导权。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制造共需19种材料,日本占据其中14种材料50%以上的份额,尤其在硅晶圆、光刻胶、键合引线、模压树脂及引线框架等领域控制全球52%的市场,拥有垄断性优势,这决定了“精准脱钩”必将迟滞中国科技创新与进步的速度,阻礙供应链正常运转。华为高端手机受“断芯”影响而一度推迟发售即是明证。在多边层面,日本联手美欧国家采取市场排挤、技术封锁、规则牵制等单边主义手段,对中国相关企业进行联合性封堵和围剿,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关键技术及产业进步的困境,影响市场布局及空间发展规模,冲击中国企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结构性地位的努力,弱化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及物质基础。最突出的案例即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采购可能被植入窃取、破坏信息及可能令信息系统瘫痪等恶意功能的设备”。虽然未指明政策对象,但华为和中兴产品被排除在日本政府和自卫队的采购清单外,日本电子通讯及网络运营商软银、日本电报电话株式会社、“电信沟通无界限”、乐天株式会社等也均逐渐拆除华为、中兴公司的相关产品,这无疑极大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

  

第二,限制中国在世界经济科技新兴领域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日本以自身标准为基本参照物,不间断地单方面抛出各类规则,抢占新兴领域规则的先发优势,辅之以在国际媒体舆论中的话语权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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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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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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