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勇:敏感个人信息的公私法一体化保护

更新时间:2022-06-24 09:18:39
作者: 张勇  
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9期。

  

   〔19〕参见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权益的性质》,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8期。

  

   〔20〕参见夏伟:《新型权利入民法典对刑法犯罪评价的影响》,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3期。

  

   〔21〕参见张新宝:《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

  

   〔22〕胡凌:《功能视角下个人信息的公共性及其实现》,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5期。

  

   〔23〕[德]约阿希姆·福格尔:《纳粹主义对刑法的影响》,喻海松译,载《刑事法评论(第26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页。

  

   〔24〕参见同前注〔6〕,宁园文。

  

   〔25〕参见孙笑侠:《“人脸识别”触及哪种权利?具有何种正当性?》,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

  

   〔26〕参见同前注〔3〕,郑飞文。

  

   〔27〕参见冉克平:《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及其法律保护》,载《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6期。

  

   〔28〕石佳友:《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维度——兼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29〕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30〕参见苗连营、郑磊:《民法典编纂中的宪法三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

  

   〔31〕参见黄忠:《民法如何面对公法:公、私法关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构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32〕参见张淑芳:《私法渗入公法的必然与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33〕参见钟瑞栋:《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问题》,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4〕参见张国敏、郝培轩:《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性社会治理》,载《河北法学》2021年第6期。

  

   〔35〕参见李惠宗:《行政法要义》(第六版),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2年版,第132页。

  

   〔36〕参见谢鸿飞:《个人信息泄露侵权责任构成中的“损害”——兼论风险社会中损害的观念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37〕参见同前注〔28〕,石佳友文。

  

   〔38〕参见张力、黄鑫:《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衔接》,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39〕参见孙笑侠:《论行业法》,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

  

   〔40〕参见曲广娣:《论法律体系的概念及其构建的一般条件——综合系统论和分析法学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1〕参见袁泉、王思庆:《个人信息分类保护制度及其体系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42〕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43〕《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3.6条规定,“明示同意”个人信息主体通过书面、口头等方式主动作出纸质或电子形式的声明,或者自主作出肯定性动作,对其个人信息进行特定处理作出明确授权的行为。“肯定性动作”包括个人信息主体主动勾选、主动点击“同意”“注冊”“发送”“拨打”、主动填写或提供等。第3.7条规定,“授权同意”个人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特定处理作出明确授权的行为。包括通过积极的行为作出授权(即明示同意)或者通过消极的不作为而作出授权。

  

   〔44〕公安部等部委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系统等级保护管理办法》《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均规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应根据等级划分,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对信息系统进行保护和监督管理。例如,《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根据公共数据遭泄露、破坏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以及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客体)的危害程度,确定了公共数据的安全级别,共分为4级,由高至低分别为:敏感数据(L4级)、较敏感数据(L3级)、低敏感数据(L2级)、不敏感数据(L1级)。

  

   〔45〕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第4.3条的规定:(1)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程度:一般损害为第一级;严重损害为第二级;特别严重损害为第三级;(2)按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受侵害程度:一般损害为第二级;严重损害为第三级;特别严重损害为第四级;(3)按国家安全受侵害程度:一般损害为第三级;严重损害为第四级;特别严重损害为第五级。

  

   〔46〕参见劳东燕:《个人数据的刑法保护》,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

  

   〔47〕参见夏伟:《新型权利入民法典对刑法犯罪评价的影响》,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3期。

  

   〔48〕参见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49〕参见周光权:《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实践展开》,载《法治社会》2021年第4期。

  

   〔50〕参见同前注〔11〕,喻海松文。

  

   〔51〕参见张勇、江奥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信息数量及认定规则》,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52〕参见周光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

  

   〔53〕在该案中,被告人从2019年起通过网络购买车辆违章记录、车辆行驶轨迹等信息,并利用购得的信息为他人寻找车辆位置以牟利。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属于“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参见“车辆行驶轨迹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载澎湃网,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694196,2021年10月5日访问。

  

   〔54〕参见陈兵、王骐:《公民个人信息的类别判断及数量认定方法》,载施伟东主编:《上海法学研究》2020年第23卷。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879.html
文章来源:东方法学 2022年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