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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殖民文化论

更新时间:2022-06-23 21:01:00
作者: 刘润为  
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仰危机,从而为西化思潮的渗透打开了缺口。大量事实证明,近年来西化思潮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方的什么“情人节”、“愚人节”都曾演出过声势不小的闹剧;街上流行着将黑发染成红色或棕色的“洋头”;都市里宠洋狗、洋猫、洋猪乃至洋鼠之风此起彼伏;店铺中不伦不类的洋名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北京有的粮店,最近改头换面,店名改为‘良士多’,还有一家名为‘醉翁亭’的酒家,屋顶上却偏要架起一门‘xo’酒的大炮。无锡市所辖的一座县级市,公安局门口没有汉字招牌,只有英文‘Police’。”(《中国文化报》1995年12月15日)某些高等学府评定职称,竟有在国外所发论文一篇抵得国内数篇的规定,有的高校甚至试图恢复带有殖民印记的校名。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当事人都不爱国,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完全的西化主义者,但是染“洋”味荣耀、沾“洋”边商品好销,却是他们的真实心理;其所以“荣耀”、所以“好销”,则说明“崇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定势。至于文化学术界,拉西方大旗者几乎在各个人文学科都有。照猫画虎地搬演后现代文艺,兜售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现代哲学,推崇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历史上的殖民者和卖国贼翻案,甚至公开主张“全盘西化”,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下面的一段话也许透露了此类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取得话语权力,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权威包括海外汉学家的指认和命名。本土的文化权威已经颓然死去,人们也没有耐心听取同样的破落者的声音。一个经济和精神双重困窘的族类,它无法指望其他结局,也许这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文化早已把我们置身于这样的境遇,我们已经没有奔赴这一目标和那一目标的自由,连逃脱也注定了落网,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归属。”文字虽然佶屈聱牙、似通非通,但意思是能够揣摩得到的:除了皈依西方,中国的文化没有别的出路。其间洋溢的那种希冀西方首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的心情,又是何等迫切啊!

   毫无疑问,这种价值标尺的西化,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多重精神成分的组合体。就其内容来说,政治思想居于核心层次,社会心理居于中间层次,其上还浮动着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等。就其形式来说,则表现为具有一定民族色彩、时代色彩的词语体系。一提到意识形态,有人总是将眼睛盯住核心,天真地以为只要不触动核心这一层次,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僵化的观点。内容与形式之间、内容的不同层次之间,都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质变,形式嬗变常常是内容嬗变的先声。横看世界、纵看历史 ,颠覆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几乎都是从改变词语而由浅入深地进行的。在这一点上,西方的一些政要比我们的某些同志要高明得多。他们说:只要被颠覆国的青年学会我们的语言、舞蹈,喜欢我们的影视,迟早有一天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幸这些话已为苏东发生的事实所证明。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这种危险呢?请看一看公司、酒店、企业的名称吧。“贵族”、“王妃”、“绅士”、“爵士”、“豪门”、“王冠”之类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凡有正常感觉的人一看便知,这些词语都带有深刻的剥削印记或殖民印记。这些原带贬义的词语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透露出来的是社会心理变异的消息: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它们再也不是耻辱的象征,而是可以艳羡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变种,也是一种殖民文化。这种文化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以黄色书刊、录像为龙头的各种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模仿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又杂以港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是一个乌七八糟的杂货堆。庸俗、怪诞、性、暴力、放纵、享乐、小情小调,是其主要内容;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剌激和低级趣味,是其主要功能。另一类是所谓“先锋文艺”。这些作品大都是西方后现代“先锋文艺”的仿造品,几乎随便拈出一篇,都可以从西方找到它的蓝本。颠覆语言秩序,制造阅读障碍,是其文本形式;反理性、反价值、反崇高、反审美,是其文本内容。这两种文化,一俗一涩,虽属两端,却共同构成了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不过,这种挑战不是正面的,而是迂回包围式的。对此,后现代论者相当坦白:“当今中国文艺(按:指后现代文艺)在不断疏离现实的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一方面从文化边缘处不断挤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空间,使之落入进退维谷之境”,“不但将自身确定在文化边缘的位置,而且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逐出中心立场”。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夸大其词,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确反映了某一方面的真实 。

   价值标尺西化的背面就是民族意识的失落。首先是轻贱母族,否定母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及其创造的一切文化。什么彻底反传统,什么黄色文明低劣,什么中国没有人文精神,就是颇有代表性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言论。轻贱母族的下一步就是践踏母族。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者是怀有刻骨成见的种族主义者。在他们眼里,西方是富丽堂皇的宫殿,而广阔的第三世界则不过是供他们游逸、狩猎的“上林苑”而已。一如吞厌了西餐大菜便想尝一尝山间野味,在审美上也需要来一点儿异族的“野蛮”、“落后”风情的刺激:一方面在贬损异族中确证自身的优越,一方面满足西装革履下隐藏着的兽性冲动。说来第三世界的某些“文化西崽”的确“聪明”得令人钦佩。他们看准了西方老爷们的胃口,于是翻家底、掘祖坟,“国丑”、“国病”细搜求。搜求之不足则夸大之,夸大之不足则编造之,然后以“艺术”礼盒包装,毕恭毕敬地供奉于西方老爷们的膝下。西方老爷们品尝之余,不免要施些奖赏。从西方老爷们赞许的掌声中接过奖杯,于飘飘然中他们便真的以为自己的“艺术”走向了世界。殊不知赏赐者内里藏着的却是鄙夷的冷笑,不单对他们,也对他们的祖国。某西方艺术评论家揭出了这个谜底:“只要我们认为他(按:指中国一位在西方获过奖的年轻导演)是最好的,他们(按:指中国)就会认为他是最好的。”(《文艺报》1996年第1期)自大之中带着得意,得意之中带着深深的轻蔑。不知道这样的奖赏该是怎样的一种光荣!践踏母族的下一步就是脱离母族。马提尼克政治哲学家法农曾经描写过这样的心理经历:“我开始因为我不是个白人而感到难受,以至于不知不觉让白人将歧视强加给我,把我变成了殖民地化了的本地人,剥夺了我的一切价值和个性。这样,我就要干脆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也就是说,迫使白人承认我也是人。”(《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第38页)类似的悲哀在中国也有。80年代末,一位作家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他为“偶然落在一片名叫中国的土地”所“烦恼”,为“盖上了它黄色的印记以后,你便怎么也刷剥不掉”而遗憾。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前者是觉醒以后的悲愤反讽,后者则是迷误之中的实话直说。

   价值标尺的西化,表现在经济、政治上,就是发展道路的倒错。这种倒错是指完全不顾国情、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实际,盲目认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错误地照搬欧美型社会结构。西方“教导”第三世界说,欧美的现代化经过了从16——19世纪的漫长岁月,而第三世界才刚刚起步。走欧美的路,积累资本的阶段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建立私有制经济结构,让财富向少数投资意识强的富者那里集中,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然而,一连串的“前车之覆”却无可争辩地表明:在国际垄断资本支配世界的国际环境中,如此两极分化的结果,非但未能造就一批实业兴国的志士,反而孳生出一个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掠夺本国人民的帮凶,一方面又极力模仿欧美的生活方式。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剥削,不可能积累很多的资本;即使有所积累,这班买办首先也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穷奢极欲的消费。其结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破败不堪的贫民窟间,耸立起欧美式的“飞地”;觥筹交错的欢笑声外,是贫儿饥饿待哺的哀哭……矛盾加剧、社会动荡、经济衰败,在第三世界中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去年墨西哥发生农民起义,其源盖出于此。显而易见,如此推行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再度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附庸,不但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政治体制上照搬欧美式的“民主”、“自由”,应当说同样拿错了药方。由于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原因,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经济滞后,社会矛盾严重。地区差别、阶级对立、党派纷争、民族纠纷,种种困难和问题堆积如山。国际垄断集团虽然承认或半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但是仍在以花样繁多的方式继续插手、挑拨和干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中,推行欧美式的“民主”和“自由”,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的匣子”,非但自由、民主没有得到,反而造成了社会的长期动荡。60年代,大批仿效西式政体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倒向军人独裁;而今,则是贫困民族之间刀兵相见,自家血染自家人。对于这种欺骗,连西方的正直人士都不免为之不平。最近,就有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指出:“对第三世界来说,西方式的民主是场噩梦。”(《光明日报》1996年1月17日)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一直有人对殖民文化的命题感到困惑:这不是扣大帽子吗?人家可是在引导我们共奔富裕之路呢!在这里,我向朋友们推荐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波莉姨妈要汤姆去粉刷墙壁。汤姆讨厌这活儿,便引诱同伴来干。引诱的方法是巧妙的。他在同伴面前树立起一个“诺贝尔奖”式的标尺,说能达到波莉姨妈的粉刷标准者,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同伴们自然谁也不甘示弱,于是蜂拥而上。为了取得这高标准的验证,同伴们还大行“贿赂”,实在拿不出好东西的同伴,便献出了绝无仅有的独眼猫。这一招实在灵验,不但解了粉刷之苦,还得到了一堆玩物。如果说汤姆所为是小孩子的恶作剧,令人忍俊不禁,那么,今日之“汤姆大叔”可是货真价实的欺骗与掠夺。“粉刷”吧,献上你的“独眼猫”吧,但是你永远也别想进入他们的“天国”。对于殖民文化的这一实质,倒是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教授比我们的这些朋友看得透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全球谋求经济和军事霸权活动的内在的和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表现。从这一点上说,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一样,文化的反面是鲜血、压榨、死亡和恐怖。”(《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第5页,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四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挑战,第三世界应当怎样应对呢?

   一定的文化附丽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劳动还不是目的而仅当作谋生手段的时候,经济状况往往制约着对人的价值的评估。一百多年来,西方的殖民主义者所以趾高气扬,其文化所以能在全球占据中心位置,首要原因不在于其文化是否优越,而在于他们有钱;反之,第三世界的很多人所以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其文化所以处于边缘位置,首要原因也不在于其文化是否落后,而在于他们贫穷。即以中国而论。19世纪以上,其文化一直是举世尊重的:汉风在法国宫廷曾经兴盛一时,马可·波罗对中国文化进行过言过其实的介绍,启蒙学者甚至对程朱理学予以错爱。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积贫积弱,国势日颓。一如雅典的泰门落魄以后,欧美资产阶级旋即改变了脸色:推崇变为贬损,溢美变为歪曲。不过,这也是最为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些泰门食客的后裔本来就是一批势利小人。然而,对于这些,我们都没有计较的必要。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克服文化危机的基础工程。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没有有力的文化支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云云,到头来只能是一纸空文。况且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实现这个目标尚需长久的时日。在此之前,又应当怎样应对呢?孙子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长远的使命与现实的责任,都逼迫我们将思考的重点指向主体的建构。

有一种答案肯定是错误的,那就是迎合殖民文化的观点。例如有人对反对殖民文化报以鄙夷的态度。他们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声调说:人们称之为殖民文化的现象,“实质上表明中国社会转型期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的一种认同心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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