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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华:愿望图像、幻象与“受到引导的希望”

更新时间:2022-06-22 23:57:23
作者: 邓建华  

   内容提要:文学不仅在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中占据醒目位置,更是其哲学的一种特殊言说方式。作为希望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具体乌托邦”的建构是通过文学表征完成的。透过《希望的原理》第16章中所分析的三个与愿望图像密切相关的文学文本,布洛赫向我们呈现了“具体乌托邦”与抽象乌托邦、虚幻乌托邦之不同,同时阐明了具体乌托邦之现实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而作为“具体乌托邦”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受到引导的希望”概念则表明布洛赫用理性来引导乌托邦冲动的努力。从文学表征理解“具体乌托邦”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希望的原理》的文本构成方式及整体思想脉络,也有助于理解“具体乌托邦”对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进而对布洛赫的思想洞见做出公允的评价。

  

   《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译本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个别字句据原文有改动)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集大成之作,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影响深远。这部著作虽是阐释的宝库,但对阐释者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理解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奠基性概念——“具体乌托邦”(konkrete Utopie)。这一概念贯穿三卷本巨作,将“希望”一词从日常语言中提炼出来,成为“受到引导的希望”(docta spes)①。倘若在理解和阐释中将具体乌托邦还原为含混的、日常语言化的梦想,希望哲学的理论脉络及其革新意义便无从谈起。因此,如何领会和理解这一概念,对于希望哲学的整体性把握至关重要。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具体乌托邦概念的理解并非易事,其背后的原因很多,在此仅提出两点。其一是这一概念复杂的生成背景。国内学者讨论具体乌托邦,一般会将这一概念溯源至布洛赫的成名作《乌托邦精神》。但实际上,布洛赫对乌托邦谜题的探寻、对希望哲学的建构,始于1908年他关于新康德主义者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博士论文②。因此,具体乌托邦并非对《乌托邦精神》中饱含激情的思想的改造,它的孕育时间更为漫长,既包含对狭义乌托邦思想的拓展和完善,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想”概念的反思③,又是他的乌托邦哲思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逐渐融合的成果。由于希望哲学的多重向度,它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论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仅就具体乌托邦这一概念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梦与生活之间的共同点”(第162页)关心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如何构建坚实的关系,“朝向世界”(《前言》第13页)则讨论乌托邦的超越性维度如何落实。具体乌托邦蕴含了梦想-现实、超越-世界这些张力性的对题。布洛赫的传记作者彼得·祖得克(Peter Zudeick)在《布洛赫词典》中认为,具体乌托邦概念从根本上扭转了乌托邦的内涵,布洛赫对其的使用,强调“与现实性趋向一致的乌托邦愿望与思想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乌托邦以及与乌托邦相关的一切,由此成为包孕广泛的哲学原理”④。另外,具体乌托邦概念的提出,也包含布洛赫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反思:法西斯的乌托邦幻象借用了乌托邦强大的召唤性功能,但在精神上却是虚假和倒退的,它比“抽象乌托邦”更难辨识,也更加危险。

  

   其二,具体乌托邦作为一个概念,其难解的直接原因在于布洛赫独特的写作方式。他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却从未对之进行严格的定义或论证。布洛赫在哲学语言上的革新不逊于黑格尔,他对黑格尔的评价也完全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他的很多表述就像盛满浓烈芬芳、闪闪发亮的琼浆玉液的容器一般,但是这样的容器却没有把手,难于抓握。”⑤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对《希望的原理》的评述,则具体地描述了阐释布洛赫的困难:“面对这迂回曲折的概念路径,文学、哲学和神学间错综复杂、彼此纠缠的关联,许多批评家和译者都不禁抱怨这部著作的形式,认为是它让书中的哲学与政治信息模糊不清。”⑥因此,要解开具体乌托邦之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布洛赫写作中哲学与文学过于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鲜少有不讨论文学的,但是像《希望的原理》这样与文学血肉相连的哲学建构却极其罕见,正如罗纳德·阿伦森(Ronald Aronson)敏锐指出的那样:“《希望的原理》的推进并非是观点被论证、提出、阐释、捍卫或提供例证的过程,而是另辟蹊径,似乎在进行一场与西方文化世界的内在对话,其形式是旁白、契合的例子、注释、故事。”⑦可以说,文学不仅在希望哲学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醒目位置,更是《希望的原理》的整体言说方式本身。

  

   如果不明了文学与哲学在布洛赫思想中水乳交融的关联,那么理解《希望的原理》将是极其困难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希望的原理》第16章是该书核心章节,夏凡在其著作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以为这一章是布洛赫《希望原理》的‘文眼’所在,也是理解布洛赫哲学思想的关键。”⑧但此章究竟该如何解读,论者始终语焉不详。实际上,第16章以三个文学文本,从不同角度形象地呈现了具体乌托邦及其特征。换言之,具体乌托邦意义的明晰化是通过一个特定的方式完成的——将文学文本作为哲学概念的隐喻。文学文本竟成为理解哲学体系基础性概念的密钥,布洛赫在这两者之间究竟架构了怎样的桥梁,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一、愿望图像所对应的两种乌托邦

  

   布洛赫深谙乌托邦精神与人类激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讨论具体乌托邦及其相关概念时,他有意选择了以爱情与婚恋为主题的文学文本。这种选择的原因首先在于,爱(Liebe)一直以来都是布洛赫极其重视的主题之一。“爱的因由”(Grund in der Liebe)是布洛赫早年《乌托邦精神》之中最具哲学意味的章节《不可建构的问题之形成》(Die Gestalt der unkonstruierbaren Frage)中的重要部分。该书1923年再版时,布洛赫几乎重写了这一节,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作为一种深刻的内在体验,爱与乌托邦精神的内核一致。另外,如果仅就《希望的原理》而言,布洛赫在讨论“创造性的预感”时,曾用相同的隐喻讨论青年人的人生旅程与宏大历史转折期(第158-159页)。爱与革命冲动之间形成了隐喻关系,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群体的、乃至人类历史的发展两相应和。

  

   在《希望的原理》第16章《乌托邦实现中的图像;埃及的海伦娜与特洛伊的海伦娜》中,布洛赫先后讨论了三个文本,它们都与爱的愿望图像(Wunschbild)相关:其一是《魔笛》,尤其是当中塔米诺王子看到帕米娜画像时的唱词“这幅画像如此美丽”⑧;其二是莱瑙的抒情诗篇《思念的变迁》,诗人诚实地面对自身情感状态,当他见到久别重逢的未婚妻,却转而怀念两人别离期间未婚妻在他心中的精神画像;其三是欧里庇得斯的《海伦娜》,当特洛伊沦陷后,梅涅劳斯带着引发战事的海伦娜返回斯巴达,途中遇见身在埃及的海伦娜真身,那个从特洛伊带回的幻象的海伦娜便在熊熊火焰的烟气中消失了。三个文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形象地呈现了具体乌托邦、抽象乌托邦和虚幻乌托邦:《魔笛》是直接体现具体乌托邦诸特征的文本,是爱的正确成像;《思念的变迁》呈现的则是抽象乌托邦,是爱的错误成像;《海伦娜》中的幻象是爱的虚幻成像,进而导致乌托邦的虚假实现,它比无法实现的抽象乌托邦更为隐蔽与危险。三个文本中,对《魔笛》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它不时作为抽象乌托邦和虚幻乌托邦的对比性文本出现。可以说,通过揭示何为抽象乌托邦、何为虚幻乌托邦、尤其是虚幻乌托邦的伪实现,具体乌托邦的特征得到反向呈现。

  

   《魔笛》剧本具有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特色,“是一部人道主义化的幻想作品”(第186页),充满童话元素,而童话正是布洛赫最为偏爱、甚至在《希望的原理》中予以专章论述的文类。《魔笛》的主人公不仅拥有高贵的身份,更有敢于经受试炼的完美人格,他不断进取的精神,也与布洛赫激赏的《浮士德》的内在精神完全一致。比起荷马笔下各有性格缺陷的英雄,塔米诺则是一位将高贵身份和美德融于一身的人物,他不仅勇于冒险,更是为让世界重归和谐这一崇高目标而冒险。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塔米诺在冒险伊始看到帕米娜画像的瞬间便坠入爱河。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坠入”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爱慕对象,也同时引领他走向一种拥有明确目标的行动,即将年轻姑娘从萨拉斯特罗的禁锢中拯救出来。塔米诺毫不犹豫地投入这段征程,在与真正的帕米娜相遇之际,他们紧紧拥抱。

  

   塔米诺注视画像萌生爱情的一刻,被布洛赫总结为“令人狂喜的形态中的白日梦”(第384页),是诸多美梦中最绚丽的一种。在这样色彩斑斓、至为明亮的人生体验中,人似乎触摸到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尽管触发它的只是一幅画像而已。塔米诺为素未谋面的美人画像神魂颠倒,是恋人图像激发乌托邦激情的典型范例。从童话、骑士小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布洛赫发现在许多作品中,画像都被视作爱的媒介。布洛赫认为,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中,就已经酝酿着一种对爱的渴求,这是一种预先推定的意识(die Antipationsmacht):“这种热恋并非那喀索斯式的,尽管爱情的对象含糊不清,但是他预先存在于自身的身体之中。”(第61页)在未来爱人的画像尚未出现时,这幅画像已经在内心逐渐成型:“当尚未找到自身对象时,爱早已描绘了它的图像。”(第385页)内心的画像虽然影影绰绰,但是已经拥有了大概的轮廓。

  

   前文曾提到,布洛赫从未严格定义具体乌托邦的内涵,但他曾在两处使用几乎相同的方式解释了这一概念,“预先推定的力量……应该称之为具体乌托邦”⑩,以及“精准的预先推定,具体乌托邦”(11)。从这两处可以看出,“预先推定”是具体乌托邦的同义反复。爱之对象的孕育过程生动表明了预先推定概念的悖谬性特征:尚未存在,又已经存在。肖像之所以激起狂喜,是因为它的出现让内心缥缈又坚定的渴望获得了清晰精确的呈现。画像一出现,塔米诺就认出他的爱人,这是一个富于诗意的辩证过程:塔米诺与帕米娜素未谋面,却期待已久;他仅仅看到画像,便明了这是他的爱人。画像的乌托邦效应在于,它为内心的期待赋形,是内心期待的客观外在表现。同时,它为未来指引了方向:画像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人与通往未来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当下的、迫切的、刻不容缓的,在《魔笛》的情节中表现为追寻、拯救以及结合。爱的成像时刻成为具体乌托邦的隐喻。狂喜并不仅仅属于求爱的年轻人,也属于每个上下求索、终获顿悟的浮士德,属于清晰明了的计划终于成型的实践者。

  

愿望图像不仅会带来激发行动的爱,也会产生如“最纯粹的梦中女性”(第390页)一般的偶像。由此,布洛赫过渡到浪漫主义的、不愿被世俗婚姻消磨的爱。婚姻是爱的实现,然而婚姻也带来爱的“实现的忧郁”,“正是这种实现的忧郁充满疑虑地把爱的愿望击退,从而使这种愿望作为遥远的爱而被与世隔绝,或被物化”(第397页)。在布洛赫讨论的第二个文本《思念的变迁》中,为避免对情人的爱褪色,诗人莱瑙宁愿自我放逐于海的另一端,与未婚妻保持距离。当他终于抑制不住思念返程时,悖谬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与爱相关的欢乐之情,都于未婚妻本人出现在诗人面前的一刻烟消云散,他重新怀念起船行大海的归途——“只是孤独地与你的美丽肖像交往”(12)。和塔米诺看到素不相识的女子的可爱画像并由画像作导引真正走到帕米娜面前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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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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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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