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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佳 罗璇:Episches Theater的汉译名问题

更新时间:2022-06-22 23:53:35
作者: 陈奇佳   罗璇  
如仅从“叙事剧”或是“叙述体戏剧”的角度来解释Episches Theater,这些研究者的议论有时就难以理解。

  

   没有争议的是,在布莱希特包括皮斯卡托尔等人的艺术实践中,“叙述”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不过,叙述方式或手法的重要性可能正是自史诗文体的基本属性——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悲剧通过“行动”而史诗通过“叙述”进行摹仿派生而出的。

  

   因此,布莱希特用Episches Theater来指称心中理想的戏剧形式,本来就有强调“叙述”的意味。但史诗文体还包蕴了其他更为复杂的形式手法,除了各种谈不上“叙述”的诗歌、插话、题词、箴言等等,它甚至还包含了音乐、表演(39)等元素。布莱希特对这些艺术元素的重视和创造性运用是十分有名的。此外,尽管布莱希特称自己的剧作是“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但他也按照自己的方式继承了古典悲剧的某些重要方面,如歌队、抒情等。

  

   上述种种,似乎都难以归入到“叙述”这一义项中。我们也很难说布莱希特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欣赏,并将之与Episches Theater对标是因为特别推崇中国传统戏剧的叙事技巧。恰恰相反,这其中更多地涉及到舞台的表演方式,即中国传统戏剧的程式化表演,与布莱希特所主张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身体与行动呈现必须与角色保持距离不谋而合。正如布莱希特在谈及自己的作品《伽利略》时所说:“演员作为双重形象站在舞台上……表演者劳顿不能消逝在被表演者伽利略里,这种表演方法也被称之为‘史诗的’表演方法。”(40)可见,布莱希特所运用的episch一词的外延比一般意义上叙事学的研究对象要宽泛得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叙事诗体戏剧”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史诗剧”的意思,它与“史诗剧”相比何者更为恰当,这就涉及到以“史诗”对译epikos(41)是否足够恰当的问题。

  

   和“悲剧”一样,“史诗”恐怕也是一个现代汉语词汇,中国古代既没有这个语汇,也没有相关或近似的文体意识与思想观念。(42)笔者追溯该词语在汉语世界的传播史已有多年,目前尚无十分把握确定其最早的用例,大致只能推定可能是传教士最先使用汉译词“史诗”对译荷马史诗中的“史诗”概念(43),或是较早出现在租界的汉语报纸中。章太炎完成于1902年的《文学说例》可能是中国人较早明确且准确使用“史诗”的一个用例。(44)

  

   就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来说,它对epikos的讨论主要是从叙事诗的文体形式入手,倒没有过多涉及历史问题。因此,以“叙事诗”对译epikos并非不可,那么以“叙事剧”来对译Episches Theater也就无甚不妥了——日译即是如此。以“史诗”对译epikos,在当时来说,本来就有一定的意译成分。不过,在汉语世界中,“史诗”的说法既然已成通例,在Episches Theater一词中强行将固定译法改掉似无必要,甚至还容易引起其他更多的误解,具体论说时加以适当注释自然能够解决相应问题。再者,“史诗”之名自有其传神之处,史诗文体在欧洲漫长的文化史发展过程中,的确兼具了对重大历史问题描述、思考的功能。(45)

  

   但凡翻译,对原文包含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但不同译法是否传神,仍有比较的余地。总结上述讨论,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学界对“史诗”体裁的一般理解,将Episches Theater译作“史诗剧”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理由如下:

  

   (一)这个译名较好地兼顾了布莱希特理论与戏剧实践的各个方面:对新的叙事手法的探索、对历史的强调、对正统历史叙事的解构、对宏大世界观和广阔生活场景的描绘以及丰富多元的修辞手法实验、在《诗学》的界定中寻找悲剧与史诗风格的兼容——布莱希特很多时候对“史诗”的强调就是对《诗学》中所论及的史诗文体风格的引述,等等。

  

   (二)18世纪以来,史诗文体本来就呈现出与市民生活、日常生活、小人物命运充分结合的情况。(46)布莱希特不会将之视作一种僵化保守的文体形式。

  

   (三)就汉译而言,“史诗剧”还有一个优点:它较为直观、简洁,也较为雅致。其他的各种译名,则不免让人感觉生硬。如果布莱希特的Episches Theater是要越出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窠臼为现代戏剧开辟新的路径,那么这个概念在德语文化圈中恐怕也应当具有典雅、隽永、直观等特点。

  

   (四)“史诗剧”作为汉译当然也有缺憾。它容易让人们望文生义地联想起英雄史观、一种既定的不可违逆的历史发展必然性之类的东西。而这些恰是Episches Theater所要努力打破的。

  

   (五)将Episches Theater译作“叙事剧”或是“叙述体戏剧”,虽然多少能够强调它对传统戏剧程式的革命性突破,尤其是凸显了其别出心裁的叙述手法这一形式特征,但也存在极大缺陷。

  

   我们前面谈到的美学蕴藉比较单薄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容易让人认为:戏剧可以并且主要应该以叙述的方式展开。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是通过行动而非叙述来进行摹仿的,而布莱希特的“非亚里士多德戏剧”恰好是以叙述而非动作来展开。当前可能有个别实验戏剧会做这方面的尝试(尤其是将罗兰·巴特式戏剧观念极端化的那种实验戏剧),但必须指出,这类实验已经离开了戏剧的根本属性。没有动作何来舞台性?此种戏剧观与布莱希特的Episches Theater更是没有任何关系。布莱希特对动作和姿态的强调是无需讨论的。(47)

  

   (六)“史诗剧”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译名。它不能包括布莱希特艺术探索的许多方面(如对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强调,对所谓精神科学、辩证法的偏好等)。不过,这种表意上的弱点一定程度上正来自Episches Theater这个名称本身。或许这是布莱希特后期在谈及自己独特的戏剧美学追求时更倾向于使用“辩证戏剧”(Dialektisches Theater)或“哲学的大众戏剧”(Philosophisches Volkstheater)等说法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Episches Theater这一观念在20世纪艺术史上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即便是现在也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对于它的追求与探索基本贯穿了布莱希特艺术生涯的黄金岁月。因此,本文对它的汉译作此番考证也并非全然没有意义。

  

   本文写作过程中,外文文献的搜集、翻译得到了黄金城、鲁楠、张芷然等友人的帮助,特致谢意。

  

   注释:

  

   ①余匡复:《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②丁扬忠等编译:《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③余匡复:《布莱希特论》,第67-71页。

  

   ④汪义群主编:《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叙事体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⑤马森:《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34页。不过马先生的译名仅是对英语“epic theatre”的翻译而已,未必准确。

  

   ⑥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1页。此处“艺术的功效”即是指“净化”。

  

   ⑦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168页。

  

   ⑧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169页。

  

   ⑨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169页。

  

   ⑩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191页。

  

   (11)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168-169页。

  

   (12)陈奇佳主编:《论史诗剧》,李倩、孙萌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13)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4)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前言”第3页。

  

   (15)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第11页。

  

   (16)Bertolt Brecht.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in ders,Schriften zum Theater,Bd.7.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64,S.14.

  

   (17)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篇》,张黎、丁扬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8)Bertolt Brecht.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in ders,Schriften zum Theater,Bd.7.S.48.

  

   (19)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篇》,张黎、丁扬忠译,第58页。

  

   (20)Bertolt Brecht.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in ders,Schriften zum Theater,Bd.7.S.49.

  

   (21)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篇》,张黎、丁扬忠译,第58页。

  

   (22)Bertolt Brecht.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in ders,Schriften zum Theater,Bd.7.S.50.

  

   (23)此处原文意为“情形、状况”,译作“情节”恐不妥。

  

   (24)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篇》,张黎、丁扬忠译,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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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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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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