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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

更新时间:2022-06-22 23:45:34
作者: 赵明昊  

   内容提要: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长期性、系统性、跨域性、阵营性特征越发突出。美国力图从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改革国内科研体制、实施“小院高墙”策略、构建“民主科技联盟”、争夺全球科研人才,以及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等多条“战线”,对华进行统合性压制,通过巩固其“技术领导地位”打造针对中国的“实力地位”。从美方政策构想、机制调整、具体举措和推进策略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呈现“攻防并举、综合施策、精准打压、多边制衡”的新态势,中美围绕“科技创新生态”的比拼更趋激烈。美国在科技领域全面加大对华施压,深刻影响数字时代的中美关系演进,对我国维护科技安全以及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需着眼大国竞争新格局,加快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安全体系。

  

   关 键 词:拜登政府  中美关系  科技竞争  民主科技联盟  复合型阵营  统合性压制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U.S.-China Relations  Technology Competition  Democratic Technology Alliance  Grand Coalition  Integrated Confinement 

  

  

   赵明昊:“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9期,第1-16页。

  

   ZHAO Minghao,“Integrated Confinement: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U.S.-China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Pacific Journal,Vol.29,No.9,2021,pp.1-16.

  

   科技力量是大国经济、军事等实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近年来,日益激烈的大国科技竞争甚至被视为一种“新军备竞赛”,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展开的科技打压对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影响。既有研究对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动因、美国国内“技术民族主义”趋势、中美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竞争等问题展开分析,主要是涉及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状况。①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竞争者”,宣扬战略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美国将从“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出发,与中国展开“长期性、战略性竞争”。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更具全面性、系统性、跨域性和阵营性,尤为重视如何“让美国跑得更快”,这必然有赖于确保和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对华优势。②拜登政府充分认识到“科技革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广泛和深远影响,明确将科技竞争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力图从攻防并举、内外互济、短长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展开统合性压制(integrated confinement)。③本文旨在分析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在科技领域的涉华政策举措和动向,并结合美国战略界人士的相关政策构想和建言,探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新态势。

  

   一、拜登政府视科技竞争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大力塑造竞争性对华战略,并通过旨在压制中国科技力量发展的“清单体系”、美国司法部主导的“中国专项”(China Initiative)、美国国务院牵头的“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ultilateral Action on Sensitive Technologies)等倡议或机制,对中国进行科技施压。④“欧亚集团”研究主任保罗·特廖洛(Paul Triolo)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的“贸易战”实质是“科技战”⑤。无疑,近年来科技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正如前白宫高级官员、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Evan S.Medeiros)所言,科技对于“创新、生产、国家安全及全球经济”至为关键,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及商业界人士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共识。⑥拜登政府上台执政推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⑦

  

   第一,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2021年2月,拜登在美国国防部发表讲话称,需更多从新兴技术的角度看待中国“威胁”。⑧同月,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美欧必须共同投资于技术创新,制定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行为规范,塑造主导技术进步的规则。4月底,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在谈及对先进电池、生物技术、芯片和清洁能源等加大投入时称,“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迅速逼近”,“没有理由风力涡轮机叶片只能在北京生产,而不能在匹兹堡生产”,“美国工人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的生产方面没有理由不领导世界”。此外,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诬称,中国通过窃取知识产权、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强制技术转移来获取技术优势;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在技术研发和新兴产业中的领导者地位。美方这一表态无非是陈词滥调。普萨基明确表示,拜登政府认为科技是中美竞争的核心;美国将采取更为全面和系统性的手段进行防御,确保美国的技术不被用于促进中国军事建设,以及确保美国的数据不被中国企业“滥用”;美国将向盟友和伙伴传递这一立场,并在国内科研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保证美国供应链安全,美国将充分动员各种力量维护经济和安全利益。⑨显然,拜登政府极力渲染美国在科技竞争中的“受害者”形象。

  

   拜登政府是在“世界拐点论”的视角下看待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问题的。其认为当前世界权力格局正处于重大“拐点”(infection point),美国面对一个“民族主义兴起、民主衰退、与中俄等威权国家较量日深、技术革命重塑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世界”⑩。由是观之,科技竞争是塑造未来世界、决定中美之争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力图打造对华“全域竞争”“跨域竞争”“长期竞争”新格局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强调科技竞争的重要性,并着力凸显这一问题与外交、国家安全、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政策的紧密关联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3月在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的演讲,阐述了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八大优先事项,其中之一就是确保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布林肯强调,全球性的技术革命正在展开,世界主要大国竞相研发和部署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美国的对手则利用技术对美国进行侵扰破坏,“如今,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要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加大投入,并提升这一议题在我们外交和国防中的地位”(11)。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称,要让中国为其“贸易和技术的滥用行为”付出代价。3月,沙利文在与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成员举行会谈后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继续保持在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这些技术对自由社会而言是安全、可靠且有益的。值得注意的是,6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称,虽然她担心与中国的完全技术“脱钩”,但她预计美国会在某些领域与中国“脱钩”,以保护其国家安全。(12)

  

   第二,强化对华科技竞争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中有较强共识。拜登政府上台后,两党重量级议员在国会联手推动多部法案,为行政部门对华科技施压提供重要支持。(13)4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决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S.1169)称,将动员美国的一切力量应对中国“挑战”,尤其是所谓中国的“高科技野心”(14)。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扬(Todd Young)等人提出“无尽边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S.3832)的更新版本,称该法案是“21世纪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维护当前和未来技术领导地位的关键”(15)。舒默等人表示,“无尽边疆法案”旨在让美国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争,而且还要借此提升美国的供应链韧性,将美国的对华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无尽边疆法案”后被进一步扩展为“2021年创新与竞争法案”(U.S.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S.1260)。

  

   此外,前科技企业负责人、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Mark Warner)诬称中国对美国科技优势的侵蚀对美国构成所谓“生存性威胁”,他提出相关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与美国科技企业的联系与合作,设立负责对华科技竞争的跨部门机构,主张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应对中国的科技联盟。(16)作为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马克·沃纳之流已经成为渲染“中国威胁”的重要推手。共和党籍众议员格雷格·施托伊贝(Greg Steube)则提出“将华为继续留在‘实体清单’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科技施压政策。(17)美国国会议员还针对特定技术领域推进相关立法举措。比如,2021年4月,民主党籍参议员加里·彼得斯(Gary Peters)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共同提出法案,称由于中国的技术崛起,美国或将失去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地位,应加大投入,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及商业化应用,有力应对来自中国等竞争对手的挑战。(18)

  

   第三,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美国战略界和科技界精英人士普遍认为,科技是拜登政府与中国较量的前沿阵地,美国需采取“非对称竞争”等策略应对中美科技领域的博弈。前助理国务卿、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人称,美中面临“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一竞争的每个方面都与两国的科技能力有关,科技问题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问题结合在一起,它已成为美中竞争的焦点。(19)谢淑丽是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的中美科技关系专家小组的成员,该专家小组聚集了来自美国科技界、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精英人士,他们撰写的报告《应对中国挑战:美国科技竞争新战略》对拜登政府具有重要影响。(20)此外,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称,中国计划在2030年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美国可能很快失去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在3D制造、机器人技术、面部识别技术和超级计算机等方面也落后于中国,这将引发国家安全风险。(21)施密特牵头的“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发布研究报告,主张美国在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非对称竞争”策略。(2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调整如“双循环”格局和“双碳”目标,将在客观上加剧中美科技竞争的态势,因而美国需要尽早做好应对准备。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洪川(Hung Tran)等人认为,中国政府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视,表明中国力图用本土技术替代外国技术,建设“创新超级大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实现技术独立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23)鲍尔森研究所副主席戴青丽(Deborah Lehr)等人提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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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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