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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 陈子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更新时间:2022-06-22 23:43:26
作者: 李滨   陈子烨  

   内容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誉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体现这一特征。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分工与共同体关系的重要原理,把当今国际分工及其带来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当今世界生产与交往的现实,回应了当下人类面临的影响其共同利益的矛盾,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创新理念,具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特征。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理念与方案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外交 

  

  

   习近平在2013年3月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在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做了全面的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以下含义:第一,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第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第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①这五个方面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框架体系,简称“五个世界”体系。当然,面对世界联系愈发紧密而不断暴露出的新问题,习近平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化与扩展。例如,针对人类面临的核安全问题,习近平于2016年3月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在2020年3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针对新冠疫情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但这些都没有超出广义的“普遍安全的世界”的概念范畴,因此可以归在该范畴之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誉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③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体现着这一特性。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两个特性,首先,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基本原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分析人类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性,并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西方先验的交往理论来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不符合其本意。其次,应立足于当今人类生产分工与交往方式的现状,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分析在现今人类分工与交往条件下妨碍人类福祉实现的矛盾,从而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解决这些矛盾、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内涵,以此展现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特色。最后,通过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蕴含的解决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中国方案与智慧,显示它们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彰显出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特色。

  

   下文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为什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

  

   一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人类共同体

  

   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其他社会学流派,④它是从生产力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与历史、论述人类共同体的,认为正是分工所产生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产生了认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中,“共同利益……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⑤人类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分工,是由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分工与共同体的解释不是建立在抽象观念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人类最基本、最直接的“世俗”需求之上的。

  

   (一)分工是产生共同利益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首要需求是生存,没有生存就没有人类历史。而生存的首要是“吃喝住穿”,解决这些需求就必须进行生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⑥除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的自身生产“即种的繁衍”也是生产的一部分。⑦这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

  

   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言,分工协作是生产力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分工,人类很难发展生产力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以穿衣为例,如果个人参与从种棉花到制衣的全过程,可能一年都无法制成一件衣服。因此,不论是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都曾强调分工是生产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⑧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也指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⑨可以说,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分工的扩大与深入紧密相关,不通过分工,生产力就无法发展,人们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就难以满足。越是高水平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越是需要分工。正是这种维系着人的生存与福祉的分工,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不断加强的依存关系,构成了人的共同利益。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吃喝住穿”这一物质基础,而不是抽象的先验理性来看待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各种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二)共同体是解决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矛盾的需要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分工除了带来共同利益之外,也带来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辩证法的体现)。这是一种分工带来的二元对立:一方面是分工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即共同利益的客观基础加强;另一方面是分工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加剧,即形成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⑩这一矛盾需要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加以协调与解决。否则,利益冲突的个体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分工协作的关系破坏,从而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产生了共同体(及其意识)的需要。

  

   共同体是为了解决分工中二元对立的问题而出现的。恩格斯曾就国家这一共同体的作用说道:“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也即,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是为了解决个体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维护相互依存而建立的。

  

   分工协作过程中,除了相互依存关系之外,还有一种作为“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12)即共同体意识。这种观念性的东西是一种用以体现和加强自我认同的集体类属意识。民族主义就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虽然这种意识产生的认同往往是用某种传统文化符号来体现,但其物质基础是某个地域的一群人的(正在或曾经)分工生产与协作(物质生产与种的繁衍)的经历。虽然有的分工生产与协作的关系到后来可能淡化或消失,但是它作为一种记忆被传承下来,并不时由于各种原因被唤起。因此,民族绝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大失败”(13)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虽然共同体及其相关意识是解决分工过程中二元对立的矛盾的,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国家阶段的共同体就变得虚幻了。这种虚幻性在于国家的阶级属性与构成。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4)统治阶级把其意识说成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意识。(15)这样,以国家为载体形式的共同体及其意识使得国家往往以“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16)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私有制是共同体虚幻的根本原因,即使这种共同体是以民主共和国这种平等的形式出现,也不能保证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尽管它对其公民“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但如果财富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17)

  

   (三)人类共同体是随着分工与生产力发展而逐步扩大的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18)再后来的分工则逐步建立在非自然的基础上,自发性的成分大为下降。因此,人类的分工从地理上最初局限于较小地域,直到现在扩展至世界范围;共同体从最初由血缘形成的自然共同体——家庭(由自身繁衍需要通过男女分工形成的共同体)、氏族(由血缘关系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和部落(由许多个拥有血缘关系家庭组成的共同体),逐步发展到封建采邑、民族国家、世界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发展既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发展扩展着人类交往关系,使得人类分工的范围从家庭扩大到氏族部落,再发展到民族国家,直至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19)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0)因此,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表现形式的“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21)同时也是共同体发展的前提。

  

   当今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分工生产发展的新高度,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同样产生了更广泛的共同体及其意识需求。因为民族内部的分工发展所产生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22)或者说,分工中二元对立的问题也会在国际范围内出现。首先,民族国家间的分工与交往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为促进人类福祉带来可能,即共同利益。因为“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3)这样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分工的扩展产生了人类更大范围的共同利益,由此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同时,“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4)这就是整体利益与个体的矛盾。要在世界层面解决这种二元对立就要建立一种非虚幻的共同体及其相应意识。

  

当今的国际分工与交往仍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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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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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欧洲研究,202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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